一、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熟悉“下放”这个词，我年轻的时候，“下放”这个词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当时我所在的工厂，有很多干部被下放到基层当工人。我作为工厂职工子弟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也被下放到工厂办的五七干校农场去种水田。当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掺沙子的办法。这种掺沙子，不同于在大米饭里掺沙子。当时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被称为“臭老九”。在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后，排在第九位，似乎是敌我之间的一个阶层。于是从车间调来几名平时表现积极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掺入到教师队伍中。不久，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这几名新教师都成了专政组成员。非常不巧的是，我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上面既有我写的诗词，也有抄录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被他们翻了翻，问题就出来了。
　　 笔记本上有一首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忘记了写作者的名字，结果普希金的版权就划归到我的名下。那首诗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我之所以要把普希金的这首诗抄下来，因为在我的大量藏书中，却只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而没有他的诗集。据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就让自己的孩子，首先要读普希金的这本小说集的。不过，普希金的这首诗给人的印象，却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的帽子，靠解释是摘不掉的。而且，这也会引出一些其它问题。下放是对我的最好的解脱。
　　
　　 二、
　　
　　 五七干校农场是建在渤海边的海滩上。工厂在海滩上先修一条拦海大坝，拦住海水。然后再在附近打一口电井，用淡水压住盐碱滩上的盐分，就可以插秧种植水稻了。插秧是需要全厂的干部，以及子弟学校的学生，利用公休日来会战完成。平时田间管理就不需要很多人了。农场员工分成三个排，我在一排负责为稻田看水。看水这个活很简单，就是有些枯燥。水田的两侧分别有两条水沟，一条是往水田里放水，另一条是从水田里往外排水。我的任务就是用铁锹开个口子，把每亩水田里的可能从原来的海滩的地下，渗出盐分的水放掉，然后把口子堵上。再在另一边用铁锹开个口子，放入新水。根据领导的安排，一亩一亩的反复操作。中午回农场食堂吃饭，下午再继续同样的劳作。下班之前，能够把我们一排所有的稻田都换一次水，我的一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觉得当这种不是农民的农民，挺好的。只用一年的时间，插秧，看水，收割这些农活，我基本上全熟悉了。看水这种工作，干活的时间少，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时间多。有蓝天，白云，海风为伴。远离了人群，没有勾心斗角的烦心事打扰。在当时，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只是不能带一本小说来看。当时的一些书籍，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那被发现是会受到批判的。读毛选却没有人敢说什么。我家倒是有两套毛选。一套是我自己买的，最早出版的竖版本。另一套是后来企业给每个职工发的横版本。可惜我早就都通读过了。没办法，我学会了靠吸烟打发时间。只是一盒烟三角左右，一天一盒烟的话，一个月要花掉我38元工资的四分之一。
　　
　　 三、
　　
　　 秋收以后就没有太多的活了。这时附近的生产队，看到农场的电井挺管用的，就来人要求帮助他们也打电井。我又参加到为生产队义务打电井的队伍中，而且也熟悉了这门技术。
　　 等到冬天就显得格外清闲了。只是有一天发现，放在农场边上的四口大缸丢了一口。显然是邻村社员偷去了。俗话说，贼偷方便。大家认为，把大缸搬到安全地方就行了。可是工厂兼管农场的副厂长知道了，他坚持把大缸放在原处，然后安排四个人夜里捉贼。这四个值夜班的农场员工，有三名是下放到农场的老同志。一个是解放初，从地方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位置上，平调到我们企业当保卫科长的。另一个是财务科的科长。还有一个是生产车间的老主任。四个人中，只有我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与他们的孩子是同龄人。
　　 生产车间的老主任风格挺高，他提出两位科长值前半夜班，他和我值后半夜班。头两天平安无事，只是三九天的海风裹着严寒，在我们休息的简易棚子外呼啸着。没有取暖设备又四处透风的棚子里，我穿棉袄棉裤裹着棉大衣，还冻得够呛。第三天后半夜轮到我出去巡视，老主任刚从外面巡视回来，看到我迷迷糊糊的，就说：“你再睡一会，我再出去看看。”但他出去马上就又回来了。原来大缸少了一口。我一听就精神了。我马上与老主任去到现场，果然少了一口大缸。小偷也很专业，老主任回来再出去，间隔也就十多分钟，他们就把一口大缸抬走了。这时月亮刚刚下去，四周一片漆黑。我估计小偷还没走多远，就快步向村子的方向追去。老主任在后面使劲喊，让我不要去追。他显然是担心我即使追上小偷，两个拿扁担的壮汉，对付我一个文弱书生，我显然是凶多吉少。可是，在我的认知里，公家的东西是必须追回来的。当时样板戏中不是有一句歌词，“浑身是胆雄赳赳”吗？我也年轻过，也有过浑身是胆的时候。我踩着横垄地一直追了三四里地，快到村口时，听到村中狗叫，等我进到村子里，一切都归于平静。三四百户的村子里，是没有线索可寻的。
　　 我虽然浑身是胆，但没有雄赳赳。我知道再往里走，我就会成为狗攻击的目标，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了。半路上遇到来接应我的三位老同志。我介绍了一下情况，财务科长说了一句：“简直是胡闹！”以后谁也没说话。第二天，主管农场的副厂长知道了，让把剩下的几口大缸搬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四个人也不用值夜班了。后来农村的生产大队来电话，说通过抓阶级斗争，已经找回了大缸，就放在大队部，希望农场派车拉回去。农场当然不会去车拉，那太小家子气了。当时粮站供应大米一角七一斤，我们农场生产的大米，成本超过粮站的十倍以上。为了每个职工一年分得几十斤大米，几千人的企业，往农场投入何止百万。几口大缸算什么。
　　 我很高兴的是丢缸的事，并没有追究责任，以后也没人再提丢缸的事儿了。
　　
　　 四、
　　
　　 我本以为可以在农场混到退休，没想到人事部门又把我调到了生产车间。是工厂的机修车间的铸造工段。这个工段下边新组建一个班组。这个班组里面除了一名班长和两名炉工以外，其余的都是下放干部。下放干部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模版做成砂型，然后浇灌铁水使之成为球型，供磨机研磨使用的。砂型做好了，需要开炉把废钢铁熔炼成铁水，以便对砂型进行浇铸。企业每次检修都换下来不少废钢材。班长看我年轻，就让我担负用水焊切割废钢材这项工作。后来又给我配备了一名助手，帮我捡废钢材。他是一位四几年参加部队的老同志，下放前是企业的武装部长。他文化不高，脾气还有点暴躁，也许得罪了什么人，才下放到这里。
　　 我对别人开玩笑指着他说：“这是我的大徒儿。”他说了一句：“人老无能把头低。”没想到他这话被另一个下放干部听到了。于是，在下班前的半小时的学习会上，那人就提出了前武装部长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能够揭发别人的问题，是一种良好的政治表现。只是前武装部长说他没说这话。那人让我证明，我说我光忙着干活，没注意谁说什么。当时，由于我们这个班组人员成分复杂，被称为是企业的阶级斗争第一线。谁说一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话，是要开路线分析会的。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利用班后的学习时间，也开了路线分析会。当时解放军拉练，要在企业旁边路过。企业组织员工在企业旁列队迎送。不过部队路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临时停了下来。这时有人发现，一辆油罐汽车后边的铁链拖到地上，就好心地到跟前，把铁链提起来放到车上。后边汽车上的解放军战士看到，紧忙下车，又把铁链拿下来，使之再拖到地上。我们班组的下放干部丁工程师，本来知道油罐车的铁链拖到地上，是为了防静电的。但他却说了一句俏皮话。他说：“拉链嘛。”事后在路线分析会上，他把解放军的拉练说成拉链子，被认为是对解放军的恶毒攻击。丁工程师的出身和海外关系都挺复杂的。他的侄子是旅居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
　　 吃一堑长一智， 我开始知道，有时候玩笑话也是不可以随便说的。
　　
　　 五、
　　
　　 当时，有三大革命运动的提法，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我们企业在前两项上，在本地区的表现是出类拔萃的。当时，企业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双周休息一天。一些工人又喊出不要加班费，不要奖金。到停产检修的时候，为了加快检修速度，工厂不但从外厂借来一些技术工人，而且每天要求从早上干到半夜十二点。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机修车间在检修中是主角。车间的技工与外厂支援来的技工，配合着分到各个生产车间的检修岗位。车间领导也让我带两名外厂的技工，到一个比较偏僻的车间去完成检修任务。在干到快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厂革委会主任来视察，问我：“刘忻，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早上七点半。”他问：“吃饭没有？”我说：“早上和中午吃了，晚上还没吃。”他点点头走了。又过了一会，调度室一名值班员过来，告诉我，等干完活到调度室去一趟。我们准时干到半夜十二点，我宣布收工。我领着两位外厂的技工师傅，一起到了调度室。调度员拿出一个登记簿，让我签字。然后发给我们一人两个面包。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谁知道第二天，车间的支部书记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让我说说，昨晚的面包是怎么回事？我有一种被当成贼来审问的感觉。我就把革委会主任来视察以及以后的情况说了一下。然后我说：“昨天回去晚，没吃饭就睡了，面包还没吃。我现在就去找那两位外厂师傅，让他们明天也把面包退回来。”支部书记说这是领导关心，没让我们退面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检修第一天，革委会主任下来亲自巡视，结果发现一些人干到七八点钟，就都悄悄地撤了。只有我傻乎乎地带着人干到半夜十二点。厂里准备了大量的面包，只有我签字领走了六个，其余的都没发出去。六个面包需要一斤二两粮票，一元二角钱哪。那些没领到面包的师傅们，对我有所误会，以为我一个人就领走这么多面包，向领导汇报也可以理解。
　　 这件事让我感到，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还做得不够。特别是不能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
　　
　　 六、
　　
　　 一天，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来到我们车间办公室，让支部书记把我也找到办公室。原来支部书记当工人的时候，有个外号叫老猫的师弟，也是我们车间的工人。支部书记在革委会主任面前，把他的师弟吹得天花乱坠，革委会主任听后，决定第二天下午的讲用会上，也让这位老猫做讲用。写讲用稿的任务，本来是落在党办主任的身上。这时，他采访老猫，让我在一边做记录。完事后，我刚想把记录交给党办主任，他却布置我为老猫写讲用稿，第二天早上要。原来他是抓我给他当劳工。
　　 其实，党办主任找我写材料是有原因的，他们在我入厂前，就对我有所了解。我念中学时因病休学，这时我哥哥毕业被从沈阳分配到这个厂子。第二年，母亲看我身体一时很难恢复，就带着我从沈阳也来到这个县城，与我哥哥团聚。后来我哥哥被市里调去，搞新厂建设的设计工作。我和母亲还居住在这个厂的职工住宅里。我本来小学时就读了《水浒传》一类的名著，现在有时间，我几乎把县文化馆的所有名著都翻遍了。当时，职工家属都没上班。厂工会下设家属委员会，主要是动员家属搞好家务，让职工能够安心地上班。家属主任跟我母亲挺好，我看到她今天带着人，帮常年患病的职工家属拆洗被褥，明天又带着人，去另一个有困难的家庭打扫卫生。没有清闲的时候。我整天闲得没事干，就对她说，要帮她写一份总结，让领导也知道她都干了哪些工作。
　　 其实，当时我没看到过工作总结什么样。不过，家属主任把我写的总结交到厂工会，厂工会又把我写的原稿交到了市总工会。于是，市总工会先决定，在这个厂的家属区开现场会，向全市企业的代表，介绍在职工家属中，开展生活互助的情况。后来市总工会图省事儿，又让这个厂也介绍在职工方面，开展互帮互助的经验。于是这个厂成了当地的先进企业。
　　 这期间我一共又写了三篇稿子。一篇是市总工会要发一篇通报，以表扬这个厂职工家属生活互助情况。因为我了解具体情况，找我写的稿子，但我没见过通报什么样，市里的人把稿子拿回去，用通报的格式套一下，向全市各企业发下去了。职工互助的先进典型很多，有互帮互助的先进车间，有先进帮后进的代表，也有后进变先进的代表，这十多份的讲用稿，都是市总工会来人帮助写的。只是给职工家属也留一个讲用的名额，是让我来写的。厂里要把先进事迹上报给省里和部里，组织厂内的笔杆子，分几个题目来写，也分给我一个写职工家属方面的题目。这时我还不是这个厂的职工，甚至也不算是职工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