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开学，我们新入学高一的男生，靠在五原县第五中学教室东墙，见一个小个子男老师，沿着红砖铺的小路，从北边的办公室向我们教室走来。他有六十岁左右，眼睛明亮，鼻子挺立，薄嘴唇紧闭着，成一条横线，脸部凝重。他身材瘦而扁平，穿一身线条笔直的灰色衣服，上衣口袋卡着一支黑色钢笔，灰色的前进帽，像军人的帽子那样棱角分明。他左胳膊夹着书和教案，右手摆动的幅度很小，迈着拘谨的步子，感觉他走路不知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他全身僵硬，目不斜视，仿佛有根绳子捆绑着他。
　　 上课铃响了，我们的地理课，是由这位老师来上。他缓慢地走向讲台，小心放好教案，嘴唇抽动了几下，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啊、啊、啊”之后，我们才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他叫李子英，今年教我们地理。
　　 在以后的讲课中，李老师刚开讲，嘴唇总是紧张地向上抽动几次，有时闭一下眼睛，才能把话完整地说出来。李老师的课，讲得沉闷，他讲课的内容，和书本上的内容一字不差。我们以为他是照本宣科，但仔细观察，他的课本和教案，一直放在讲台上，没打开过；我们不由得惊叹李老师惊人的记忆力。我们更希望遇到像英语任老师那样的老人，说话风趣，每堂课总能有个笑话，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正经英语没记着，想起的是老师用英语翻译成汉语的笑话。李子英老师讲课笑话少，但他缓慢低沉的话语，很有穿透力，能揪住我们的心。
　　 同李老师相处长了，我们从侧面知道了李子英老师的经历。李老师新中国成立前是旧政府教育系统的官员，做过很多大事。经历运动后，李老师坐了牢，在狱中精神崩溃，一度失语。老师的妻子因家庭负担太重，等老师出狱无望，改嫁。李老师刚平反，走上了教师的岗位，现在孤身一人。老师的语言障碍，是多年坐牢，在孤独与摧残中形成的。
　　 高一第二学期，为对应高考。五原县高中实行文理分科。我所在的五原县五中，文科生太少，组不成一个班。便同五原县三中的文科生，组成了一个文科班。
　　 五原县五中的十几位文科生，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三中。在三中上了一个月课后，三中的生活老师给我们开会说：“同学们，你们来我们三中，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请大家提出来。”
　　 生活老师留着油光的大背头，眼光尖锐，直视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脸。同学们胆怯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顺从地夸赞了学校的学习环境，夸赞了老师的配备，对伙食住宿也满意。同学们对学校的夸赞，让生活老师满面红光，笑着点头，压抑不住的兴奋挂在脸上。
　　 “同学们还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生活老师眼光又一次扫过我们，我们围坐在他身边，都低下了头，沉默中，我们感到有股巨大的压力。
　　 “好的都让同学们说完了。”我头上冲过一股热流，嗓子干热地说：“我给学校提点意见，我们李老师这么大岁数了，每天从五中步行到三中，学校能不能给李老师安排个休息的地方。”说完后，我脸憋得发烧，觉得众人的眼光都惊异地盯着我，让我更加紧张，手心都出了汗。同学们沉默着，李老师也沉默着。
　　 李老师把我们十几个学生领来三中后。他每天夹着教案，迈着缓慢的步子，一天步行四次，从五中到三中，两校相距三公里路。大热的夏天，他仍是一身灰色厚衣服，不向学校提出要求，争取一个休息的宿舍。同学们都知道李老师步行来三中的困难，但面对生活老师逼人的目光，没人敢提出来。李老师经过多年的环境摧残，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什么困难也自己忍着。
　　 “这个事，我向学校领导汇报一下。”还是生活老师打破了沉默，他的脸上明显有了暗色。
　　 没多久，三中给李老师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从这以后，李老师格外关照我。
　　 李老师知识渊博，记忆力惊人。语文曹庆刚老师曾经感叹，咱们的知识跟李老师比，就如大海里的一滴水。李老师曾说过，他写的文章没有创造力，因为他用的词句，都是名家用过的，超强的记忆力，阻碍了他的创造力。
　　 有一天中午，我步行上学，走在一条乡村小土路上，平时路上人很少，我低头往前走，突然听到前面有人唱：“苏三离了洪洞县，过往君子听我言。”抬头看，是李老师在我前面唱晋剧。他边唱边轻轻地摇着头，右手打着节拍，他走得很慢，一个人陶醉着。我没敢惊动老师，停下脚步，拉开些距离，远远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我震撼，一向不苟言笑的老师，也会忘我地字正腔圆地唱戏。我一直和老师保持着距离，不忍心上前打扰老师这点儿享乐的时光。后来我知道，李老师的侄儿，离我们家不远，李老师有时去他侄儿家吃饭。他的侄儿姓郎，我始终没明白，他们之间的姓为什么不一样。
　　 “李老师，我下半学期不想上学了。”在高中毕业的最后半年，我去李老师办公室说。
　　 “为什么不上了。”李老师吃惊地从办公椅上站起来，把身子倾前，眼睛盯着我问。一会儿，李老师目光转向别处，缓慢地说：“一个现代青年，有机会应该接受大学教育。”
　　 “我，我，字写得太乱了，写作文错别字太多，我想回家补一下我的语文，也想好好练练我的字。”我羞愧地低下头说。
　　 “上学也能学语文吧，上学也能练字吧。”李老师说：“在学校正规学习，总比一个人自学强吧。”
　　 “李老师，你知道我的学习情况，今年我参加高考，肯定考不上。我的英语、数学太差了。”我说了实话，其实我是害怕高考，害怕失败。
　　 当时曹庆刚老师每布置一篇作文，我写完后，曹老师总让我当着同学读，夸赞我想象力丰富。也说了我的缺点，就是错别字太多，语文基础太差，字写得太乱。他感叹地说，我的作文配上史志强的书写，就算完美了。因曹老师的夸赞，我有点飘了，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高二第二学期开学后，我就找到李老师，说出了我要退学。
　　 我退学后，整日在我家阴暗潮湿的南房中，读小说、散文。当时我沉迷于优美的文字，觉得只有描写才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我又买来庞中华的字帖练字，半年没学习高中课本。
　　 高考结束后，同学们照毕业照，李子英老师让同学通知我去照毕业合影。
　　 李老师见我说：“志俊，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
　　 “我每天学习到晚上十二点多。”我搪塞着。
　　 “你准备一张一寸照片，读了一回高中，不能没有毕业证吧。”李老师低沉地嘱咐我。我没读完高中，我却参加了全班同学的合影，李老师还给我发了一个高中毕业证。
　　 夏季放假后，学校一片寂静，我去李老师办公室看他，我见李老师脸色苍白地躺在黄色的木床上，上前俯下身子问：“李老师，你这是咋了？”
　　 “感——感冒了。”李老师侧脸看了一下我，两眼空洞无助的样子。
　　 “吃药了吗？感冒几天了？看样子很严重的！”
　　 “有六七天了，吃了感冒通，土霉素，不见好。”李老师说完，抬起干瘦的手，指了一下办公桌上拆开的药袋。这是药店最便宜的感冒药，我想给李老师倒杯水，一看暖壶是空的，忙提了暖壶去锅炉房打水。路上我想：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感冒拖了六七天，再不用心看，不是会出大问题吗？老师喝水后，我说：“李老师，你感冒这么长时间没好，我看不能再拖了，你应该去输液。”
　　 李老师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幽幽的亮光。我扶着李老师走出学校走廊，来到自行车边，我放下支架，让28永久自行车低一点。我用力握着车把，用肚子外侧顶着自行车横梁说：“李老师，你上吧。”李老师蹬着自行车后轴，坐在自行车后座，动了几下屁股，才挪到了恰当的位置，他双手抱着我的车座，头微向前倾说：“走吧。”
　　 “李老师，抓紧座子。”我对李老师说，李老师双手抱着我的车座，我推着自行车走出三中北门。我边推着车，边回头看着李老师弱小蜷缩的身子，心中涌起苦酸的味道。
　　 那时我在家苦读，虚弱瘦小，一米六的小个子，体重八十多斤。我平时骑自行车，握不紧车把，摇摇晃晃，没人敢坐我的车。李老师上车后，我不敢骑着走，怕把老师摔着，所以推着李老师去县医院。
　　 “志俊，我下来哇。”我推着老师上北大桥斜坡时，李老师说。
　　 “别动，李老师，你别动，我能推得动。”我弓着腰，蹬直后腿，大口喘着气，一步一步地把车推上北大桥长长的桥坡；走到桥顶，长长呼了口气，空气也有了甜味。回头看李老师，他一脸歉意，好像他有多么拖累我，忙转回头，不敢再看老师。
　　 下桥时，我握着自行车闸，在下坡处站一会儿，然后一点点慢慢放开车闸，身子后仰，用鞋摩擦着路面，半小步、半小步地向桥坡下走，到了坡底，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我的骑车本事真是不行呀。
　　 我们转过两个弯后，路平整顺畅了。我试了几次，想骑上自行车，但我要骑车必须从前面上车，每当我迈上腿去，前面总有拦路的车或人，都没有成功；再抬头看，十字路口就在眼前，到了十字路口，我还须下车，就打定主意不骑了，一直推着李老师到了县医院。
　　 县医院聚满了患者，是流感大暴发。李老师坐在过道的椅子上，我挂号，找医生，配好药，把药给护士拿去：“护士，我这儿有位上年纪的老人，麻烦你给扎下液体。”
　　 “你不看我正忙着吗？”一个戴着大片眼镜，白净严肃的护士说。
　　 护士忙了一轮，拔针扎针，路过我们总不搭理。
　　 “护士，这有位老人，你能给扎一下液体吗？”她横了我一眼，走了，我的话让她烦了。
　　 又一轮扎针，拔针过后，她仍没给我们输液。老师坐不住了，身体斜靠在墙上，歪着头，闭眼晕睡。
　　 “护士，你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的，后来的也输上了，为什么不给我们输。”我大喊着，“老人快坚持不住了。”
　　 一位刚进门的中年护士，问了情况后，忙着给李老师扎好了液体。戴眼镜的女护士，从我们身边走过，脸上总是带着愤怒的神色。后两天输液，她一直没给我们好脸色，我们躲着她，她也躲着我们。
　　 我就这样推着李老师输了三天液，第四天再去带老师输液时，他说：“志俊，不用了，我好了。”老师脸上有了红光，又有了歉意的表情。现在想来，那几天是我和李老师最温暖的相处时光。我用自行车推着老师默默走在路上，外人看来是晚辈孝敬长辈，李老师有了骄傲，我也有种满足感。
　　 我回家自学，没有出路，想插班复读，却异常艰难。
　　 “何、何老师，这是咱们学校上学期的毕业生，回家自学了半年，想来咱们班补习。这个学生平时的成绩都不错，作文写得特别好。”李老师领着胆怯的我，紧张地站在班主任何智老师的办公桌前说。
　　 何智老师目光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何老师满头粗硬浓密的黑发，上向竖起，额头上有三道很深的皱纹，国字形方脸，浓黑的眉毛紧蹙在一起。我突然有种感觉，何老师应该是个体育老师，而不应该是语文老师。李老师又向他说：“何老师，这个学生各方面都挺出色。”
　　 何老师声音粗硬地说：“李老师，我和学校领导商议吧。”
　　 看着如此高龄的李老师，如此低声下气地求别人，我心一阵发痛，恨自己荒唐退学，恨自己清高自傲。
　　 “刘校长，这是咱们学校上届的毕业生，想来咱们学校补习。”李老师又领着我找到刘来喜副校长说。
　　 “去年高考多少分，上补习线了吗。”刘校长问。
　　 “他后半学期回家自学，没有参加高考，没有高考成绩。”李老师诺诺地说。
　　 “李老师，你也知道情况，何老师是五原一中支援咱们教学来的老师，今年把收补习学生的权利，下放到了班主任，我们不能做主。”刘校长笑着说。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刘校长。”李老师退了出来。他受到了打击，脸色灰暗，两眼空洞地对我说：“你先回家，我再找何老师说说。”
　　 “何老师真难说话了，找了几个老师和他说，就是不要你。”
　　 “何老师还是没同意，校长和他说了，也给顶了回来。”
　　 “何老师收了几个学生，不接收你，借口是你没有高考成绩。”
　　 我找了几次李老师后，李老师一次比一次绝望地对我说。
　　 “何老师，这是我的儿子，挺爱学习的，想来三中补习。”万事不求人的我父亲，领着我求何智老师。
　　 “老李，我这儿学生满了，坐不下了。”
　　 “哦、哦，你再想想办法哇。”
　　 “实在没办法了，老李。”
　　 “哦、哦。”我父亲退出来，我已是满脸通红。
　　 “不念了，不念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绝望地说。
　　 为了我复读，我父亲找了马雄杰校长，刘来喜副校长，我哥托了他朋友的父亲找过何智老师，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被拒绝了。
　　 父亲打听张华祥老师和何智老师是好朋友，就托张华祥说情。几经周折，张华祥返回消息说何智老师同意我入学，让我第二天去学校报到，但我去时，何老师又说学校领导没同意，再次拒绝了我。
　　 白永利是我爸爸的同事，都在粮食第三门市上班，他是个蒙古族，脸膛红亮，说话耿直；他的姐姐是县里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听说我复读困难，她提出要带着我见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