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80年代，父亲因病去世后，在家庭填饱肚子都保证不了，生活极其困难之下，靠上山刨树根砍柴禾担到街上卖，瞒着母亲偷着跑到新华书店，先后购买回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近百部书籍，三百余部画书（连环画）。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改变人生。生前在大队、生产队担任会计的父亲，是个读过私塾的人，尝到读书好处的父亲，常常教育我和弟弟、妹妹，长大一定要好好读书和多读书，读的书多了，大脑里知识丰富了，人的见识就广了，别人眼中，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60年代，我出生大别山区一个偏僻农村，每次回老家，我总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徘徊在村头打谷场上，搜索打谷场，晚上，村里老人，手摇芭蕉，一边拍打蚊虫，一边给我和小伙伴们，讲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把我和小伙伴们，吓得不敢走夜黑路，甚至连家里都不敢回去。
　　 老田舅爷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最会讲故事的就是老田舅爷，老田舅爷是个外地逃荒户，老田舅爷告诉我和小伙伴，他的老家在安徽淮河北边，一个穷村庄，连年闹水灾，没有饭吃，带着舅奶奶讨饭到我们村子时，看村上人对他们厚道，就在村子里安家落户了。
　　 老田舅爷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加入大别山游击队，当时国民党48师驻防在大别山区（安徽、河南），他在大别山游击队长带领下，与大别山“岳葫芦”和“三姑奶奶”顽匪斗争，击败敌人一次次进攻，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战绩。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大家送外号“河北胯子”英雄游击大队长，在新中国即将迎来黎明之时，解放前，在一次剿匪中不辛牺牲了。
　　 匪首岳葫芦，原名岳歧山，祖籍信阳潢川县，是个十恶不赦、穷凶恶极、残害百姓、恶贯满盈的恶匪，长期盘踞固始县、霍邱、淮南、淮北等地带，他手下杀害的贫民百姓无数，是个罪恶滔天、伤尽天良的民族败类。谁家小孩夜里哭闹，一提岳葫芦来了，孩子哭闹声立刻停止。
　　 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50年代，横行大别山区多年，大匪首，大恶魔，岳葫芦终于迎来了末日，在寿县一个小村庄里将岳葫芦生擒活拿，并被判处死刑。这些故事我在读初中时，在小说《破晓记》、《活捉岳葫芦》书中得到了印证。老田舅爷的故事很多，也很精彩。
　　 大军南下之时，老田舅爷没有选择跟随大军南下参加解放军，而选择留在大别山区保卫家乡，与大别山匪首“岳葫芦”、“李三姑奶”等国民党残余势力斗争，解放后，老田舅爷没有选回到自己的老家，把家安在了我们庄子里，成为一名红军流落人员，生产队里的牛把式。
　　 打谷场有很多用处，除了为生产队堆稻谷和麦子，还要为生产队打场和晾晒谷物，童年，打谷场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晚上放露天电影，童年在大队读小学时，我是村里有名的电影迷，听到周边十里八村晚上放露天电影，宁肯饿着肚子，放学背着书包，就和小伙伴们，一块跑到露天电影场。
　　 夏天，村头打谷场最热闹时节，吃过晚饭，大人们端着小木凳，三五成群，张家长、李家短，聚集在一块唠嗑聊天，唠叨那些老奶奶裹脚又臭又长，家长理短的事。我和小伙伴们拿着从学校拾回来，老师们用完扔掉的墨水瓶洗涮干净，飞奔在长满杂草窄窄的田埂上，在水稻秧苗上捉萤火虫，跑到打谷场上，比谁捉的萤火虫多，比谁的瓶子最亮。
　　 秋天，水稻成熟了，白天，大人下田收割水稻，晚上，把白天用尖担挑到打谷场上的稻捆子，解开铺摊在打谷场上，老牛拉着石磙，在上面来回不停的碾压，直到把稻杆上的稻谷辗压拖尽。大人牵牛打场，我们小孩子在稻草上，玩耍打滚捉迷藏。童年，让人开心的事很多。
　　 表哥是个走村窜户的剃头匠，七、八十年代，剃头匠来到庄上，为了节省时间，大都选择在打谷场生产队队屋，社员想剃头，提壶开水，来到队屋理。表哥不仅发理得好，大刀刮脸、掏耳朵、剪鼻毛等，也令人叫绝，大家都喜欢找表哥。那年代理发不给现钱，年底，一次性给些粮食。几年前，表哥年龄大了，理发店也关门了。
　　 当时，生产队种的是高杆水稻，打下来的产量很低，家庭挣工分多的，生产队分得的粮食，一天三顿喝稀饭勉强够吃，家庭挣工分少的，生产队分得的粮食，就是一天三顿喝稀饭，也只能勉强够半年吃。表哥是个厚道人，常常把家里剃头挣的多余粮食，借给左邻右舍缺粮户。
　　 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打谷场北头的歪脖杏树，麦地里麦穗还在泛青时，小伙伴们就已等不极了，摸黑偷偷爬到树枝头采摘，刚刚泛黄的杏子嚼在嘴里，满口直吐酸水，酸得牙根发麻。地里麦子黄了，杏子成熟了，歪脖杏树早已不见杏子，只剩树枝头片片树叶。
　　 八十年代，生产队“大锅饭”解体，土地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村头打谷场更忙了，每到麦子、水稻收割季节，打谷场四周，全是大堆小堆谷堆，为了争抢打谷场打粮和晾晒粮食，曾经友好的爷们、叔们、兄弟、左邻右舍，争吵得六亲不认，甚至大打出手。打谷场变成香饽饽。
　　 我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抱负的人，离开家乡的日子里，干过一天十几个小时建筑工地小时，干过在马路边修理自行车，干过修鞋匠、卖过甘蔗等等，风霜雪雨，吃过各种苦头，让我没有忘记的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辛和多么艰苦，不能忘了读书和写作。96，我顺利进入一家报社担任记者。
　　 人生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的人生同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8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豆腐块”小文章，把我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特招到公社邮电所担任乡村邮递员。90年代，从一个大别山沟走出的农民变为市民。两个孩子成为大学生。
　　 如今的老家，站在村头打谷场，向村子里放眼望去，空无一人，一片荒凉，昔日老宅庄的小洋楼，变成残垣断壁的危房。我离开家乡时的老人，基本都驾鹤西去，幸存者变成了耳聋眼花的陌生人，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变成了城里人和街道人。看着即将消失的老宅庄，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岁月不饶人，转眼之间，我离开老家快40年了，从离开家乡的壮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农业机械的推进，老家结束了老牛耕种和人工收割时代，昔日碾谷子的石磙早已不知去向，打谷场成为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