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父亲不慎跌倒。这是我心里始终担忧的事情。1990年夏天，父亲因脑血栓导致右手、腿行动不便，起初几年尚能维持基本的灵活，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行动与反应日渐迟缓，我时刻担忧他会摔倒遭遇不测。
　　 小妹发现父亲时，他尚能言语，被搀扶时坚称自己无碍。随后，口叫寒冷，并最终陷入了昏迷。6时许，120急救车迅速将父亲送往台州医院。
　　 灾难如同恶魔，终是缠绕上了父亲。CT结果显示颅内出血，医生紧急告知情况危急，需立即进行手术。9时许，父亲被推入手术室。直至凌晨2时许方告完成。此后，父亲被转入了台州720重症监护室。
　　 术后的前三天，CT复查显示父亲的情况正向好转。第一天，伤口处的血肿已被清除，但对侧仍有少量渗血；第二天，对侧的渗血基本得到控制；第三天，情况趋于稳定。为了减轻父亲的呼吸压力并避免其他器官感染，第三天下午进行了喉管切开手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但父亲却始终未能苏醒。
　　 尽管医生多次向我们说明父亲可能面临的后果，我们也曾设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我始终坚信，凭借父亲的坚韧与对生活的热爱，他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迟早会再次醒来。兄妹与亲人们每日隔着窗玻璃焦急地守望，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祈祷与期盼，希望上天能保佑父亲早日战胜病魔，度过这段阴暗的时光。然而，病床上的父亲却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我们的呼唤毫无反应。
　　 自1997年我搬离洪池报社宿舍后，便将生活在乡下的父母接到了这里。对于大半生都在乡村度过的父亲来说，起初他并不太适应城市的生活。每次接他过来，最多住上一晚便要求回家。但这次不同，虽然起初也有些许犹豫，但在住了十多天后，他便渐渐安心了下来。
　　 在这里，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逐渐形成了符合自己个性的生活规律：每天清晨5、6点钟起床，跟随他人去听老年人健康讲座；回家吃好早餐，便开始等待大儿子供职的《台州晚报》和小儿子所在的《都市快报》的到来。这两份报纸，会陪伴他度过整个上午的时光；中午时分，他小憩片刻；下午则前往东湖或崇和门等地，与熟悉或陌生的老人们聊天解闷。尽管父亲因脑血栓导致表达不便且听力下降，但他却乐于融入这个群体，成为他们忠实的听众；晚餐后，父亲会打开电视观看新闻联播，虽然听不太懂播音员的话语，但他能从画面中捕捉到新闻的核心内容。因此，关于国内外的大事，他能与我们聊上几句；看完天气预报后，大约7点半左右，父亲便准时上床休息。
　　 这样的生活节奏，在父亲住进城里后几乎成了他的日常习惯，日复一日从未改变。偶尔，他与母亲一同回到老家，忙完农活或节日后，即便当天往返也乐此不疲。有时，母亲因故无法同行，父亲会独自返回，并自己动手做简单的饭菜。在城里的日子里，父亲还养成了餐后刷牙的习惯，三餐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刷牙，尽管右手不便，只能用左手，但他却始终坚持了下来。我曾试图学习他的这一良好习惯，但遗憾的是并未能持之以恒。
　　 父亲是老初中生，在乡间被誉为有文化的人。他的几项才艺尤为出众：其一是珠算。自幼便传授我们珠算口诀，后任生产队会计，算盘技艺炉火纯青，甚至将算盘放于头顶盲打无误。其二为书法。邻里间但凡有书写之需，皆请父亲挥毫泼墨，无论是家具标记，还是红白喜事对联，好多出自他手。其三是讲故事，从《封神演义》到《水浒传》，再到《岳飞全传》，他的故事陪伴了我们无数个夏夜，成为村中纳凉时的重头戏。
　　 作为地道的农村人，父亲的经历却比村里同龄人丰富许多。得益于爷爷的远见，父亲得以接受教育，从村小到台州名校振华中学（今临海城西中学）。毕业后，辗转于杭州、宁波等地，从事电力安装工作，参与了多项重要工程的建设。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期，父亲为照顾生病回乡的爷爷，放弃城市生活，回归乡土，成为了一名农民。
　　 在村里，父亲不仅是农活的好手，更是村中电力发展的推动者。因其所长，协助筹建村里的象坎电站，让村庄较早点亮了电灯；在电力大发展的年代，他响应镇里需求，在全镇走村串户，架设照明电路。此外，夏粮收购时，他还常被征召到粮站担任助征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历，却是父亲一生中的骄傲与自豪。
　　 家中兄妹五人，生活虽清贫，但在父亲的辛勤操持下，我们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冒着风险贩卖树木、花生、黄豆等农林产品以补贴家用，被村邻们谓为“铁人”。这些艰辛的经历，虽让他提心吊胆却充满了满足与快乐。记得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临海卖杉木，换得了他炒麻糍的奖赏，那香气至今仍萦绕心间。还有一次，他去临海贩卖花生归来，为我们带回一个苹果，看兄妹们津津有味地分享，父亲那笑容，比他自己品尝着都要甜美得多。
　　 父亲以勤劳著称，其独特的“刚烈”性格也同样闻名遐迩。他性情急躁且直率，言行间常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这往往让他在不经意间与家人、邻里产生摩擦。
　　 爷爷与外公，是情深意重的“把兄弟”。这份情谊，也促成了父母间“指腹为婚”佳话，他们自幼相识，感情深厚。然而，父亲的刚烈性格在家庭中也时有体现。面对不顺心之事，他会对母亲横眉冷对，大声呵斥，温顺的母亲则总是默默承受，将委屈深埋心底。对于兄妹几人，父亲同样严格要求，一旦在学习或劳动中表现不佳，定会遭受他严厉的批评。他尤其反感孩子们的哭闹，大妹因爱哭而多次受到父亲的责罚，甚至体罚。有一次，大妹因委屈而痛哭不止，父亲一怒之下将她拉到天井淋雨，甚至抱起她欲走向村边的永安溪，以溪水冲走相威胁，这一幕令人心悸。
　　 在担任生产队队长和会计期间，父亲的刚烈、耿直，表现在工作上的认真。他对于出工偷懒、农活粗糙的人从不留情面，直言不讳地呵责，这让他与不少人产生了争执。母亲时常感慨，父亲年轻时也是个温和的人，不知何故，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我曾想，这或许因为贫穷所致。
　　 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父亲性情的变化。他脸上的严肃逐渐褪去，笑容开始在他的脸上绽放。在小弟考上大学的那个夜晚，我们第一次听到了父亲的歌声——那是我们家乡流行的四季歌。虽然歌声不大，但那份从心底涌出的快乐，却让人动容。寒门出贵子，家中出了两位大学生，父亲自然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那一刻，我深刻意识到，父亲所谓的“性格之丑”，实则是长期生活重压下的情绪宣泄。他的刚烈耿直、爱憎分明，并非缺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父亲。他不仅有着不畏艰辛、坚忍不拔、勤劳节俭等优秀品质，还拥有着纯朴、慈爱、幽默等令人敬佩的品性，这些品质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2004年，我在北京工作，接父母去北京游玩了几天。我租住的地方，叫灵境胡同，离天安门半个多小时步行路程，父亲连续几天早早起床，独自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我陪他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时，父亲双手合十，目光凝重，十分虔诚。对下一辈，父亲满心慈爱。住城里时，下辈人常到父母这吃饭，母亲在做饭，父亲总是在住地的路口早早盼等，直到最后一个到来，他才回家。这次跌倒，是农历除夕前夕，我们说好去父母这吃谢年饭，小妹说提前过来，他是在住地这幢房子的楼梯口，等小妹时不小心摔倒的。父亲几乎没什么收入，可我女儿考上大学哪年，他包了1000元钱的红包；大弟儿子去部队当兵、妹妹女儿考上大学，他都送了红包。母亲说，这些钱，是我们兄妹平时给他的零化钱节攒起来的。三年前开始，父亲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工作过的单位，每月得到500元的生活补助。他很兴奋，在银行单独开了个户头。父亲说：希希（我女儿小名），大学毕业后要出国，这些钱，攒起来给她当路费。父亲不喜欢上饭店，心痛钱，也不习惯饭菜的辛辣。有次母亲去杭州弟弟家了，我们带他去吃澳门豆捞，因菜品口味清淡，他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几天后回家，父亲还沉浸在快乐中，见到母亲就说：我早几天去澳门吃饭了。母亲云里雾里，许久听不明白，最后父亲才告诉她，是他去吃澳门豆捞了，幽了母亲一默。爱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原来老爸还挺幽默风趣的。
　　 因为是长子，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更多一些。受父亲的影响，我自小喜欢读书，小学、初中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上小学时，有一年去镇里赶集，被人挤倒伤了膝盖，又因麻诊，我缺学了一个多月，靠父亲抽空给我指点学习，期末考照样得了全班第一名；上高中时，参加临海全县的中学生作文比赛，竟然得了个二等奖；高复班时，参加高考模拟考试，又得了个临海全县文科前几名。从小读书成绩好，让我自小在邻近有些小名气，父亲常引我为自豪，对我也多了一些期望、关爱、情感。高中毕业第一年，我不争气，没考上大学，去考了个民办教师，分配到当时的龙泉乡和尚往村校。和尚往地处山区，又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小到老师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好失望。父亲鼓励说：只要努力，照样有出息的。家里穷，我没好衣服，他找出杭州工作时穿过的工作服，让我穿上，又送我爷爷传给他的一个小皮箱，让我带上，然后挑起被褥行装，送我去学校报到。那年，我才１６岁，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我一路哭着，父亲不断地鼓励：若真不想做老师，你一边教书一边复习，照样可以考大学的。正是父亲的鼓励，我在做了一个学期的孩子王后，就参加高考复习。
　　 自患脑血栓以来，他的表达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言辞间常显得不够流畅，这让我们在某些时候也不免感到有些困扰。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的听力也逐渐衰退，与我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愈发减少。然而，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内心的世界却变得比以往更加纯净、宽厚和博大，对于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他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
　　 由于我从事新闻工作，父亲常常叮嘱我要多为普通百姓发声，对于家乡或他耳闻目睹的不公之事，他总是满怀期望我能进行监督和批评，做了我多年的报料员。前几年一个中秋节，我的老领导、曾任职仙居县委书记的颜安兰夫妇，来我们家吃饭。在餐桌上，我半开玩笑地指着颜书记，问父亲是否认识，没想到父亲竟笑着回答：“仙居的颜书记，你可是做了不少好事啊，仙居的老百姓都说你是个好书记！”这番话逗得颜书记夫妇开怀大笑，也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父亲那份纯真的情感。尽管父亲与颜书记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但他却通过新闻报道，及我仙居的亲朋好友，对颜书记有了如此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充分展现了父亲那颗善良、正直且善于观察的心。
　　 说起父亲，我常常感慨命运的不公。他辛劳了大半生，历尽艰辛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可在本应享受天伦之乐之时，却不幸遭遇了病痛的侵袭。父亲的脑血栓，恰好在小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几天后突发。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傍晚，劳作了一整天的父亲前往溪边沐浴，突然间，他的右手右脚失去了控制。去往医院后，被确诊为脑血栓。尽管尝试了服药和中医治疗，但效果甚微。
　　 尽管右手右脚不便，父亲依然保持着勤劳的本色，靠着左手、左脚，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忙碌不息。好不容易说服他搬到城里来住，但仅仅过了两三年，他又因一次跌倒而不得不接受手术。手术之后，一直处昏迷状态，完全依赖呼吸机，在医院监护中心度过了八个多月。在监护中心，只能在下午三到四点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探望他。每当有机会，我和家人都会匆匆赶去，望着病床上的父亲，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期盼和祈祷。我们渴望奇迹的发生，希望父亲能够苏醒过来，重新站立，再次与我们交谈，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然而，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
　　 在医生的建议和兄妹们的商量下，我们决定将父亲接回老家。回到老家后，他的病情竟然一直保持着平稳。我不禁地想：是父亲生命的顽强，还是家乡的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力量？在家里，他坚强地度过了2013年，迎来了2014年的曙光。然而，新年的第二天凌晨近4时，父亲却突然离世。这一刻，虽然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但依旧感到无比的悲痛和不舍。
　　 都说亲人间有心灵感应，这一点在父亲身上得到了验证。在父亲离世前的半个多月里，我逐渐发现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无神，头部也不断出现肿块。这些迹象让我意识到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元旦那天，我特意约了几个朋友来到家里陪伴他。下午4时许，我还特意请了医生朋友吐宏伟，来给他挂了消炎盐水。看着父亲平静的面容，我放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天凌晨2时许，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的父亲在家乡的一座小山坡上劳作着，身边陪伴着一只小山羊。当我走近时，父亲对着小山羊说：“文儿来了文儿来了。”小山羊显得异常兴奋，欢快地向我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