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和蔼、温和，像山涧里静静流淌的溪水。村里人都说“人善被人欺”，这话在母亲身上似乎应验了些。父亲脾气暴躁，生活的重压常化作他无名的怒火，而母亲，往往是这怒火最直接的承受者。她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从不反抗，仿佛在她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的责难，是命里该受的。
　　 母亲和我一样沉默寡言，或许我这不爱言语的性子，正是从她那里承袭来的。苦难的日子像砂纸，打磨着挣扎求生的几代人。我的沉默是性格使然，觉得面子与过程不必太较真。但在人情往来的农村，一些简单的客套话是免不了的，我却总也学不会。比如，明明看见熟人正在吃饭，还要明知故问一句“吃饭呀？”，惹得对方也得客套回一句“吃了吗？”。这种累赘的礼节，家里只有父亲做得最是圆熟。母亲则不同，她更习惯用沉默和行动来表达。许多年后，我为自己寡言找到了理由：深沉一点，总比浮浅要好。
　　 在家里，母亲的话总是很少。父亲常年在外劳作，三哥在县里读书，我后来也辍学在家，但更多时候，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长久的孤独，养成了她两个特别的习惯：抽烟，以及自言自语。她抽的是集市上最廉价的卷烟，没有过滤嘴的那种。她独自一人时，会点上一支烟，对着空气，对着墙壁，低声絮絮叨叨着什么，声音很轻，内容模糊不清，仿佛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对话。若有人突然出现，她会像受惊的小鹿般猛地站起来，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笑容，眼角却分明闪着泪光。这情景，总让我想起那句老话：痛并快乐着？或许，那是她排解心中块垒的唯一方式。
　　 能让我第一时间想起母亲的，是下雨天。我们家的老屋年久失修，屋顶的黑瓦像被战火洗礼过，凹凸不平。屋外大雨滂沱，屋内便小雨淅沥。这时，母亲是最忙碌的。她四处寻找着盆盆罐罐，接住从屋顶漏下的雨水。等到终于能歇口气，她便独自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点起一支烟。那缓缓升腾、扩散的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盘旋，仿佛应和着雨滴敲打器皿的节奏，最终消散在昏暗的光线中。那一刻，她像个能与自然韵律交融的孤独艺术家。
　　 母亲嘴边常哼着一支小调，是泉水叮咚响。我不会唱，但每当听到她那不成调的哼唱，心里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那时觉得是幸福。如今回想，却只剩下满心的酸楚和阵阵揪痛。因为每次听她哼唱，她总是微笑着，眼里却噙满泪水。这正应了那句：眼因流泪多而愈益清明。
　　 在父亲被误抓去游街示众的那几天，母亲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泪光在眼眶里打转，白花花的，亮得刺眼。那时我年纪小，心里总有些不解：父亲被抓走，母亲为何如此悲伤？按常理，父亲回来，她免不了又要承受父亲的坏脾气。父亲并不酗酒，也极少喝醉，但他那暴躁的性子，却常常落在最温柔贤惠的母亲身上。这个疑问，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许多年，始终未能解开。
　　 记得有一次，母亲病了。她的病拖了很久不见好，父亲总说：“小病不死人，能捱就捱，吃了这阿司匹林就好了。”母亲便一直跟着父亲吃阿司匹林，病情却毫无起色。后来我实在担心，劝她去镇里的卫生所看看。检查回来后，她并不细说自己的病情，只含糊带过。我隐约猜到大概是妇科方面的毛病，身为儿子，不便多问，只能简单关心几句。
　　 在母亲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尽管家境困苦，病痛缠身，她却从未像个病人。洗衣、操持家务、照顾我们，她一样不落，默默支撑着这个家。那段日子，母亲的话似乎比平时多了一些。我们母子俩，都是孤独惯了的人，只是我的孤独，远不及她漫长岁月沉淀下的那份厚重。孤独者的内心或许藏着更深的炽热，能与岁月对话，懂得在沉默与喧嚣间做出自己的选择。直到母亲去世多年后，我才真正懂得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份对母亲内心世界的探寻，成了我后来提笔写小说的缘由之一。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算硬朗，病病殃殃地过了大半辈子，但她命硬，坚韧地活到了九十八岁高龄。虽然她平日里话少，但越到晚年，反而越爱唠叨了。她嘴里总是不停地絮叨着，不管我们多大年纪，在她眼里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即使我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依然会拍着我的手说：“你呀，还是个小孩子。”母亲的一生，就是一部伴随着我成长的厚重书卷，无数温暖的、辛酸的回忆，都深埋在那泛黄的时光镜像里。我的故事，正是从她这里悄然蔓延开来的。
　　 父亲被游街三日后回到家中，家中气氛压抑。母亲因一点小事触怒了父亲，被他厉声呵斥，推搡之下跌倒在地，腹痛难忍，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事后，父亲气急败坏地服侍着母亲，端水送药，笨拙地表达着歉意。母亲却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知足。在他们那个年代，“离婚”这个词是陌生的，是难以想象的。其实，父亲对母亲并非没有感情，只是生活的苦难像沉重的磨盘，将他的脾气磨得更加粗糙易怒。他们之间，早已是藤缠树、树缠藤，谁也离不开谁了。
　　 在陈家洼，“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最标准的组合。父亲在外奔波，挣取一家人的嚼谷；母亲则在家操持一切，洗衣做饭，缝缝补补。闲暇时，母亲自学了裁缝，我从小到大穿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我小时候虚荣心强，看到别人穿买来的成衣，心里总不是滋味。母亲便会温和地教导我：“生活要懂得节俭，衣服不在乎多么光鲜亮丽，只要洗得干干净净，缝缝补补，一样能穿十年八年。”
　　 母亲也曾给我讲起她的娘家。她小时候，兄弟姐妹多达十三个。五六十年代“粮食关”的阴影笼罩着每个村庄，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母亲、舅舅和小姨三人。外公外婆去世得早，是舅舅拉扯着母亲和小姨长大。后来舅舅一直守着外公外婆留下的老屋，留在了深山里；母亲嫁到了我们现在的村子；小姨则远嫁他乡，从此音信渐疏，少有往来。
　　 在母亲朴素的世界观里，一个女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就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也是做女人的本分。所以她总教导我们，要以在外辛苦劳作的父亲为榜样。
　　 陈家洼上了年纪的女人抽烟很常见，口味往往越抽越重。母亲只抽最廉价的卷烟，纯粹是因为家境拮据。我长大后，曾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会抽烟，她总是笑笑，并不回答。等我结婚生子后，自己也学会了抽烟，母亲却不知何时悄悄把烟戒了。我又问她为什么戒烟，她依然只是笑笑，那笑容里，藏着太多我读不懂的岁月沧桑。
　　 小时候，我最喜欢缠着母亲讲故事。每次开讲前，她总会先点上一根烟，慢悠悠地吸一口，再缓缓吐出烟雾，然后才用她那平缓的语调，娓娓道来。她的故事并不跌宕起伏，情节也总是那么几个，翻来覆去地讲，但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后来，听母亲讲故事时，我不再满足于安静地听，总爱插话，问东问西。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起她和父亲是怎么认识的。母亲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一丝带着追忆的笑容，给我讲起了她年轻时候的事。
　　 “我年轻，模样还算周正，”母亲吸了口烟，烟雾模糊了她的神情，“现在老了，也还看得过去吧？那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可不少。你外公外婆走得早，我的婚事，全是你舅舅做主。在认识你父亲之前，印象最深的是你们学校的文老师……其实，我对他，心里是有些中意的。”母亲顿了顿，烟雾后的眼神有些飘远，“可你舅舅觉得，他家也住在高山上，条件不好，就没同意我跟他来往。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你的父亲。那时他也在村里当老师，你舅舅多方打听，觉得人还行，就同意了这门亲事。谁知道那文老师不死心，跑到我们家——就是你舅舅家去闹。你舅舅那时是大队书记，对付这种事有他的办法。也不知道他跟文老师说了些什么，文老师听完，就回去了，再后来……就再没联系了，路上碰见，也跟陌生人一样了。”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里，似乎裹着太多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怅惘。她两指夹着没有过滤嘴的马鹿牌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的火光猛地亮了一下。
　　 “我跟你父亲交往不久，母亲接着说，“你舅舅就跟你爷爷奶奶商量着我们的婚事办了。可能……可能是怕文老师再闹，夜长梦多吧。”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后来，你父亲不知怎么知道了文老师的事，对我大发雷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他让我保证，以后绝不能再跟文老师有任何来往。我……我保证了。”母亲的叙述变得有些艰难。
　　 “再后来，有一次，你父亲喝多了酒，稀里糊涂地把学生锁在了教室里。文老师知道后，连夜跑到我们家来找你父亲。你父亲……你父亲根本没问清来意，一见他，就一拳打了过去！边打还边骂：‘你这个畜生！半夜三更还跑我家里来撒野！’他像疯了一样，把文老师打倒在地……我上去拉，他连我也……”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用力吸着烟，仿佛那辛辣的烟雾能压住翻涌的情绪。
　　 “后来，因为很多学生没回家，家长们陆陆续续找来……有些家长看到屋里的场面，连孩子的事都不敢提，直接回去了；还有些留下来劝架……最后才知道文老师是为什么来的。你父亲酒也吓醒了，赶紧跑去学校开门……后来，乡里下了通知，开除了你父亲在学校的工作，还扣了当月的工资。那时候一个月才八块钱，是我们全家人的活命钱啊……刚结婚不久，哪有什么积蓄？日子一下子就难了……”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浓重的鼻音。
　　 “你父亲被开除后的第三个月，我生了你大姐……家里的光景更是雪上加霜。你爷爷奶奶那边，子女多，结了婚的都分家单过了，那时就剩你三叔和小姑没成家。生你大姐的时候，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最后实在没办法，我才托人捎信，叫你舅舅来帮衬……”母亲讲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无声地滑过她苍老的脸颊。她不停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仿佛将那些痛苦的往事都包裹其中，又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那一次，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大人一样，看着母亲流泪，我也哭了，泪水无声地流淌，只觉心中某个地方被狠狠揪紧。那一刻，仿佛是我成长路上一个无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