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更是一首波澜壮阔、充满苦难与光辉的史诗。他是盛唐转向衰落的缩影；他的诗歌，是那个时代最悲怆真实的注脚； 他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深陷其中的记录者。
　　 出身于传统官僚家庭的杜甫，是妥妥的官三代。他的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他的父亲杜闲在官至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并曾任奉天令等职。他自幼聪慧，七岁能诗，是众人口中的神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年轻时的杜甫像许多才子一样，有过一段漫游四方、裘马轻狂的时光。那首气势磅礴的《望岳》是他登泰山的青春恣意，那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青年时期的远大抱负和豪迈气概。
　　 青春飞扬的杜甫，眼中是盛唐的壮丽山河，心中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出身名门世家的杜甫，因为有爷爷杜审言的照拂，有父亲杜闲的光环，所以他意气风发，不弃风骨。
　　 十九岁便开始开始漫游吴越和齐赵地区的他，豪放浪漫衣食无忧。日常生活和科举考试，做官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二十四岁的他，即使洛阳科举落第，依然开开心心地去出游。年轻的他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觉得他有无数次一鸣惊人的可能。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来到都城长安求取官职。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他遭遇了科举失利、权奸当道……生活变得极其困顿。
　　 世事多变，即使在长安待了八个春夏，四十二岁的他依然在为生活周旋。他的才情，如同尘封一般，不被当朝的权贵赏识。就算他为贺知章、李白，汝阳王写了《饮中八仙》，依然离成功只差一点点。
　　 苍天不负韶华，他写的《三大礼赋》终于被皇帝喜欢，杜甫终于看到了长安城里的月光宝盒。李林甫，这个讨厌文化人的高官，对杜甫这样才情横溢的文化人，心存不满，让他在待用中，不上不下三年。
　　 杜甫是长安逐梦人，亦是乱世悲歌者。他并非天生的隐士，他渴望功名，渴望在朝堂上施展抱负。然而，长安给他的不是青云直上，而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困顿。他科场失意，仕途蹭蹬，甚至不得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只为求得一官半职。
　　 在长安的十年，杜甫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他一心求取功名，他挖空心思找门路参加长安城的“干谒”，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吹捧名人高官，为他们写诗，为他们歌功颂德，只为求得属于自己的一方处所。
　　 在长安这个让落魄诗人透不过气的都城里，杜甫一无所有，只能拿自己的正义和自己的良心，去交换自己想要的答案。
　　 今天，当我们一次次诵读杜甫的诗句，感怀他心怀苍生的伟大时，无法想象，他靠写诗投赠换取一点贵族们施舍的心酸和无奈；无法想象，他因贫困潦倒，家里断粮，不到一岁的儿子饿死时心痛如绞的悲惨。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击碎了盛唐的幻象，也击碎了杜甫的仕途梦。他被叛军俘虏，困居长安，亲眼目睹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城沦为废墟。他的诗，从早年的豪迈激昂，骤然转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顿挫。
　　 长安，这座他曾经梦想建功立业的都城，如今成了囚禁他的牢笼。在沦陷的长安，他目睹了帝国的崩塌、百姓的苦难，写下了"三吏”和"三别"，记录下战争中最真实的血泪和疾苦。
　　 时政动荡之际，杜甫的诗，不再是个人命运的哀叹，而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他写权贵的奢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写战争的残酷:"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他写百姓的苦难："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诗，是乱世的悲歌，是苍生的呐喊。
　　 杜甫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见证了太多苦难，记录了太多苦难。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远没有诗句里的闲适惬意，这里的草堂，只是他携家带口一路逃亡至成都时，他向诸多好友讨要物资，修建的避难居所而已。
　　 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书写着命运多舛的杜甫难得的欢喜。安史之乱结束了，满头华发的他便可以经重庆，到襄阳，去洛阳，最后抵达魂牵梦绕的长安。一想到这些，他便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每每有了一丝希望，总会换来更大的失望。这一年七月，剑南兵马使叛乱，皇帝唐代宗再一次仓皇逃出长安，杜甫回家的计划从此耽搁下来。
　　 中原战火未熄，杜甫一直在困顿中在颠沛流离。 长安是他的梦想，亦是他的梦魇。这个记录唐朝悲剧的歌者，生命最后的两年，一直在湖南、湖北漂泊。公元770年冬，59岁的杜甫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旧的小船上，走完了他苦难而伟大的一生。
　　 杜甫，这个理想一次次被无情的现实击碎的诗中圣者，没有在长安圆满自己的政治梦想，只能在一路颠沛流离中，以笔为剑书写乱世悲歌；只能在大唐史册上，铸就最辉煌、最仁爱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