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院楼下的一个墙角根下，不知何时竟生出了一株丝瓜。它一开始先是怯怯地探出两片嫩芽，继而便攀着墙缝，一日日地往上爬了。我向来以为花木之类，大抵是娇贵的，须得殷勤侍弄，水肥不缺，方能开出些花来。这丝瓜却不然，它只是默默地生，悄悄地长，全不理会人的眼色。
　　 不过月余光景，那藤蔓已爬了半墙高。叶子是极肥大的，绿得有些蛮横，一片覆着一片，将灰墙遮了大半。我每每路过，总要瞥它一眼，心下暗忖：这般泼辣的藤，怕是不会开花的罢？纵使开了，也必是些粗蠢的黄花，横竖入不得眼的。
　　 然而它竟开了花。
　　 那花是极明艳的黄色，五瓣，形如喇叭，晨间绽开，傍晚便蔫了。开时极盛，黄得灼人眼目，谢时却又极快，蜷作一团，枯槁如纸。花蕊间常有蜜蜂盘绕，嘤嘤嗡嗡，竟日不歇。我这才发觉，这花原是极香的——不是兰桂那种矜持的幽香，而是一种近乎粗野的甜香，浓郁得教人头晕。
　　 这般景象，竟教我恍惚起来，仿佛时光倒流，又见着了母亲。
　　 母亲是极爱种丝瓜的。那年我们一家搬来承德住的时候，分给我家的平房院落不是太大，勤劳的母亲却不知怎么就能辟出一角，搭了瓜架。那瓜架简陋，不过是几根简单的竹竿扎成的，但经母亲的手，竟成了丝瓜的乐园。每年清明前后，母亲便取出珍藏的种子——那是上年最好的丝瓜里留下的，粒粒饱满，黑亮如漆。她先用温水浸种，待那种子微微露白，才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
　　 不几日，嫩芽便顶破土皮，怯生生地张望这个世界。母亲待它们，犹如待婴孩。清晨必去察看，见土干了便浇些水，但又不肯多浇，说是“水多烂根，如同人吃撑了肚皮”。她侍弄瓜苗时，口里常哼着些不成调的小曲，那调子早已失传，如今想来，大约是姥姥教给她的罢。
　　 丝瓜藤长得极快，不几日便攀上瓜架，继而蔓延开来，绿叶层层叠叠，将整个瓜架遮得严严实实。母亲常在瓜架下做针线活。阳光透过叶隙，在她的头发上一闪一闪地跳跃。我那时年幼，总爱偎在她身旁，看那针线在她指间穿梭，如鱼游水。
　　 花开时节，小院便成了黄色的海洋。母亲却不许我摘花，说是“一朵花便是一条瓜”。她侍弄这些花，就像照顾我和哥一样的精心。清晨露水未干时，她便持一根毛笔，在花蕊间轻轻点拨。我问她做甚，她笑道：“这是做媒呢。”原来她是给花儿在授粉。她做这事时极认真，眉头微蹙，仿佛在完成一桩大事。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院子里的丝瓜果然结得越发多了起来，丝瓜一条条地垂下来，翠绿如玉。母亲摘瓜时从不用剪刀，只以指甲在瓜蒂处轻轻一掐，那瓜便应声而落。母亲摘瓜也极有讲究，专拣那些不老不嫩的。太嫩了无肉，太老了纤维粗。摘下的丝瓜，专拣一些模样不好的我们自己家吃，一些绿嫩的好的总要分送邻舍。
　　 东邻王婆婆牙口不好，母亲便专挑那最嫩的送去，说是“炖汤最是滑软”；西舍李家的媳妇坐月子，母亲送去时必嘱咐“丝瓜催奶，最是养人”；前院张木匠家孩子多，母亲每次都要多送几条，笑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有时瓜结得少，自家反而不够吃，父亲也没有怨言，因为母亲说了：“东西吃了是福气，分了是功德。”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夏天，巷尾陈家的孩子得了急病，家中艰难。母亲得知后，竟将满架的丝瓜尽数摘了，拿到集上全部卖掉，卖丝瓜的钱，悄悄放在陈家门前。回来后，她看着空落落的瓜架，只是笑了笑，翌日又照常浇水施肥。不过旬日，那瓜架上又开满了黄花，比先前还要热闹。
　　 母亲种丝瓜，一种便是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我家的丝瓜不知喂饱了多少邻人的肚腹，母亲的那句“东西吃了是福气，分了是功德”，也不知说了多少遍。后来我离家求学，每次归省，总见母亲在瓜架下忙碌，那身影一年比一年佝偻，唯有那丝瓜花，年年依旧黄得耀眼。
　　 母亲去世前那个春天，还看到她在院里种着丝瓜。她说去年丝瓜种少了，都不够邻居分的。今年她多种了一些，到时候丝瓜熟了，好分给邻居让他们吃个够。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属院拆迁分了新楼。那个种了二十年丝瓜的小院，如今也不知是何光景。唯有这墙角的野丝瓜，年复一年地开着花，仿佛母亲的精神，从未离去。
　　 花开花落自有时，而生命的力量，原就藏在这开谢之间的固执里。丝瓜花从不择地而生，墙角瓦砾间，但有一寸土，便能蓬勃生长。它开得泼辣，谢得干脆，从不顾影自怜。这或许才是生命最本真的姿态——不矫饰，不造作，不忧不惧，只是尽力地活，尽力地绽放。
　　 母亲何尝不是如此？她一生平凡，如这丝瓜花般微不足道，却用最朴素的方式，活出了生命的厚度。她不曾读过圣贤书，却懂得“东西吃了是福气，分了是功德”这般最浅显又最深刻的道理。她的善良，如丝瓜花的香气，不矜持，不造作，却浓郁得教人难忘。
　　 墙头的丝瓜花仍在开着。晨光中，每一朵都黄得理直气壮。我忽然明白，母亲从未离去，她化作了千千万万的丝瓜花，开在每一个角落，温暖着这个世界。
　　 花开花落，生命轮回，而爱却永不会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