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做酱，向来是村中一件盛事，不声张的盛事。
　　 先是择豆，她拣黄豆，指头在豆粒间游走，如相面先生审度人的气色。瘪的、碎的、颜色不纯正的，皆被剔出，掷于一旁，留待喂那总在灶房门口打转的芦花鸡。入选的豆子，粒粒饱满圆实，黄灿灿地堆在笸箩里，俨然一支纪律严明的精兵。她常说：“豆子不济，酱便失了骨气。”这话不假，酱的品格，半由天定，半在人为，而豆便是那天定的部分。
　　 煮豆的火候最见功夫。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旺则豆皮焦而心硬；亦不可太弱，弱则豆烂无形，失了嚼头。母亲守着一口大铁锅，看那水从冰寒煮至滚沸，豆子在水中沉浮，渐渐膨胀，褪去生涩，溢出一种朴质的暖香。她不时俯身，以木勺缓缓搅动，雾气便爬上她的额角，凝成细密的汗珠，又顺着岁月的纹路淌下。那情景，竟如一种古老的仪式，虔诚而专注，是对天地馈赠的一种答谢。
　　 豆熟出锅，晾至微温，便需拌麴。这关乎酱的成败。麴多则味苦，麴少则寡淡，时辰的拿捏全凭经验，一种近乎本能的手感。母亲将豆与麴粉在宽大的陶盆里反复翻拌，力求均匀，使每一粒豆都沾上那点化的“魂”。而后装入特制的酱瓮，瓮是粗陶，透气而不漏味，母亲以新采的干净麻叶封口，再覆以油纸，系紧麻绳，将其安置在院中背阴通风的廊下。
　　 自此，便是漫长的等待。酱在瓮中，依着时令的冷暖，悄无声息地发酵、转化。这过程急不得，催不得，如同孕育一个生命。母亲每日晨昏，必去探看，侧耳听瓮中细微的响动，或是凑近了，轻嗅那逸出的一丝半缕气息的变化。她的神情，混合着期待与谨慎，仿佛那瓮中藏着的，是家族一季的运道。
　　 约莫过了二三十日，便可开瓮。这一日，母亲净手焚香——虽不拜神佛，却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庄重。解开麻绳，掀去油纸麻叶，一股浓醇复合的酱香喷薄而出，瞬间侵占整个院落，继而漫出矮墙，告知左邻右舍：我家的酱，成了。
　　 新酱初成，深褐色，润泽有光。母亲必先盛出一大海碗，令我送至东邻杜家。杜家婆媳寡居，日子清苦，灶头常缺这等提味增鲜之物。送去时，杜婆婆必推辞，说“又劳你母亲费心”，那小姑娘似的媳妇则躲在婆婆身后，眼睛却亮亮地盯着那碗酱。我放下碗便跑，听得身后连声道谢，混着那浓郁的酱香，追出好远。
　　 西邻是赵木匠家，人口多，劳力壮，吃得咸。母亲送去的酱，便特意多加了盐粒，味道做得更厚实些。赵家每每受了，隔日便可能遣小儿子送来一把新打的木勺，或是一个精巧的板凳，不言谢，却自有山高水长的情意在。
　　 母亲的酱，于是成了半条街的公用调味。谁家炖肉，谁来舀一勺；谁家煮面，谁来讨一匙。那酱瓮仿佛一眼泉，舀之不尽，母亲也乐见其日渐浅下去，再从备好的豆料里续做，周而复始。
　　 我少时不解，曾问母亲：“辛苦做得，为何尽予人？”母亲正在擦拭酱瓮，头也不抬，淡淡说：“盐出是咸，醋酸是酸，酱，就该是香的。好东西，一人吃，烧心；大家吃，香甜。”她的话，如同她做的酱，质朴无华，却滋味深长。她未必读过圣贤书，却深谙“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将这道理化入日常的一餐一饭里。
　　 年岁渐长，我方悟得，母亲手下那酱，何止是口腹之欲的满足。那自精选、守候、酝酿而至分享的过程，分明是一种生活的砺炼与修为。看她做酱，便知如何持家，如何待人，如何在这粗糙的世间，守住一份匠心与善心，将寡淡的日子，过出醇厚的滋味。
　　 那酱香，飘了很多年，浸透了我的衣衫，我的记忆，乃至我整个的少年时光。它告诉我，最深的道理，原不在高头讲章之中，而在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在那黝黑的酱瓮之中，默默发酵，无声无息地滋养着方圆左近的人心世道。
　　 如今我客居城市，超市货架上酱料琳琅，玻璃瓶精致，铁罐子堂皇，买来一尝，终觉寡淡，不是过咸，便是偏甜，总缺了那一股浑然的、带着阳光与时间味道的醇厚。那是母亲的手温，是家乡的风土，是邻里间嘘寒问暖的人情，是任何工业流程都无法复制的生命的酱汁。
　　 那酱香已远，而舌根的记忆顽固。它时时提醒我，莫失莫忘，那来自土地、来自母亲、来自古老相传的，一点真心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