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沛中完成的启蒙
　　 ——回顾我的小学时光
　　
　　 我的小学阶段是比较特殊的。在六年的时间里，由于父母多次搬家，而且每次的新家都距离老房子很远，所以我就不得不频繁地转学，先后经历了四所学校：福民小学、大庆四校、大官小学和北台小学，跨越的年代是从1968年到1974年。在这几所学校中，由于受地域和学校的不同风气影响，在客观上为我提供了增长见识，增强适应力的机会。
　　 时光荏苒，岁月倏忽，想不到目前头脑中残留的那时记忆，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场景，它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既恍如隔世，又像是在观看一部老电影。趁着目前我的思维还没有被岁月更多地侵蚀，尽可能地将这些记忆片段真实地呈现在当下乃至后人的面前，让他们领略到那个年代小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相信一定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心情与感受。
　　 福民小学，我的学之初
　　 这所学校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伪满时期，坐落在新抚路与中和路之间的居民区里，附近的孩子上学很方便，距离我家步行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学校的大门朝北，像是庙门一样的对开木门，这门是深褐色的，靠近门边地方的油漆已经剥落了，被磨得露出了木头的年轮，像是老年人干枯的手，青筋暴跳的样子。大门很厚重，门轴是户枢结构，每次开关大门时都会发出吱嘎的响声。大门的门槛很高，个子矮的小孩儿要骑着门槛才能跨过去。这样的安排就使得每天放学时出去的很慢，门口有看门大爷监督着，孩子们都很听话地按照顺序走，这就避免了拥挤出事故，也许这种高门槛的设置就是这样特意地安排吧。大门里面的左侧是传达室，屋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墙上还挂着一部电话机，这电话机是一个棕色的木头盒子，盒子的正面上半部有一个黑色的喇叭状的东西，是用来对着它说话的；下半部有一个圆圆的从0到9的拨号盘，听筒是一个黑色圆柱形的东西，挂在木盒子的右侧，上端有电线连着木盒子里面，下端是带着几个小眼的听筒，用时将它摘下来贴到耳朵上。靠近门口的墙上还挂着一个滴答作响的黑色木钟，学校的作息全靠它的提醒。桌子上放着一个厚本子，上面登记着外来人员的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扣放在桌子上、带着已经磨得锃亮木柄的那个黄铜摇铃，每当上课、下课和放学时，传达室的大爷就拿起它走出去摇铃，那铃声很响、很清脆，全校都能听到。在大门的两侧建有十多间灰褐色的平方，它们是教室和办公室，在这些教室和办公室门的上方都挂着相应的门牌，上面标明了该处的名称，人们一看就一目了然，绝不会走错地方。操场建在中央，周长大约也就200多米，整个学校并不大。
　　 我是在1968年8月份入学的，记得当时是姥姥送我去的学校，我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色衣服，脚穿黄色橡胶鞋，背着新买的帆布书包。记得我当时是在一年一班，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就都回去了，学生们按照事先分好的班级在教室外排成一队，老师坐在教室门口，学生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去，轮到我时，老师先是让我自报姓名，然后在名册上做个记号，接着问我会数数不，我回答说，会。她让我从一数到十。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简单了，实际上，我当时不仅能熟练地数到一百以上，连乘法口诀都会背了，而且第一册语文书的所有汉字，诸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足、口耳目”等也都会写了，邻居家三年级姐姐的语文书我也都能读下来。老师高兴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让我自己找位置坐下了。待全班的同学都进到教室里坐下后，老师才走到讲台上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她又拿起手里的名单挨个又点了一遍名，要求点到的同学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涯开始的情形。这所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
　　 当天放学时，老师让我们站成两排，男生一排，女生一排，然后男女生手拉着手，老师在排头领着，还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们。谁到家了就自动离队。我身后是一个大个子男生，轮到他时恰好没有女生了，他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悻悻地低着头跟着队伍走。我家较近，我离队时就主动把与我拉手的女生让给他了，他充满感激地看着我，咧嘴笑了一下。此后，几乎每天放学都要重复这样温馨的场景。
　　 再一件事是大约在入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上课的摇铃已经响过，第一节是语文课，上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正在黑板上写字，这时突然推门进来一个男生，他正要径直地走向座位时被老师叫住了，老师让他对着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鞠个躬，然后再坐回去。这个男生站在那里不肯鞠躬，老师又说了两遍让他鞠躬，这个同学还是愣在那里不肯做。这时老师显然是不高兴了，走过去按着他的头，让他低头鞠躬，那男生就是昂着倔强的头不配合。老师气极了，薅着他的脖领把他推出了教室。老师的这一举动把全班的同学都吓傻了，大气都不敢喘，教室里一片寂静。老师走回讲台，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就接着讲课了。第二节是数学课，由另一个老师来上，那个同学就乘机溜进教室回来上课了。事后班主任也没再找这个同学的麻烦，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过后我自己暗想，这个同学还是太犟了，迟到了就是不应该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老师和墙上的毛主席像鞠个躬，表达一下歉意也不为过，何苦闹得被老师轰出教室呢？
　　 我在这所学校的时间比较短，刚刚对学校和班级的同学熟悉了一些，记得是过完“十一”不久，我家就搬到十多公里外，浑河北岸的西戈布街了，相应的，我就不得不转学了。
　　 大庆四校，一所城乡结合部的小学。
　　 西戈布街是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这里既有市区的街道建制，又有农村生产队的存在，既有一排排的城市职工住宅，又有农户自建的一家一户零散坐落的土坯房。大庆四校就坐落在这种工农杂居区域的一块开阔地上。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所学校建于1960年，是红砖灰瓦的平房建筑，大约有十多个教室，其余为办公室。从环境看，城市的柏油马路由东向西延伸到学校就到头了，再往前就完全是土路，我家就住在学校的南侧偏西一点，距离学校大约有二、三百米远，所以，我每天上下学就行走在这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我家之所以从浑河南岸的主城区搬到这里来，主要是这里的住房面积更大一些，是两间房，屋外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而原来只有一间房，当时全家七口人实在是住不下，所以就只好搬到这里了。
　　 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所以学校里的学生就既有城市职工的孩子，也有附近农民的孩子，班级里也是工农子弟混在一起学习。记得是一天的早晨，妈妈说领我去学校报到，并且还特意让我把在福民小学获得的“红小兵”袖标戴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背着书包茫然地跟着妈妈去学校了。当时学校正在上第一节课，走近校园后，就听见了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进到学校后，我感觉左臂佩戴的“红小兵”袖标挺扎眼的，就紧挽着妈妈的右胳膊，将袖标遮挡起来。妈妈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一位老师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俩，妈妈跟她说了啥，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最后就听那人说，走吧，我领他去班里，并对我妈说，你先上班去吧。见妈妈先走了，我就赶忙把袖标摘下来揣进了兜里。到教室门口，这个人把老师叫了出来，边说话边把我推了过去。那个老师热情地说，把他交给我吧。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小狗被交给了新的主人。老师把我领进教室，对大家说：咱们班又来一名新同学，我看到全班同学所有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我，我从未见过这阵势，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令人恐怖地扑向我，感觉眼前一片漆黑，好像腿都软了。老师指着倒数第二排一个女生的位置对我说，你去跟那个女生坐一张桌。我迷迷糊糊走过去战兢地坐下了。老师接着讲课，这节是数学课，她讲了啥我一点也没听进去，就在那傻傻地坐了半节课，感觉这半节课比半天的时间还长呢。总算熬到下课了，这里的下课铃是电铃，声音很大，铃声一响，同学们像是开闸放水一样裹挟着老师，冲开门涌向操场。他们都出去后，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上课铃声响了，同学很快就都回来了。这节是语文课，也是个女老师上。这个学校的学习进度显然比福民小学要慢一些，起码要慢好几节课，课堂的氛围也不如我原来学校活跃。我的同桌是一个高个子女生，眼睛挺大，但并不水灵，少了同龄女孩的天真与柔和，透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强悍，完全没有一个女孩该有的模样，难怪她自己一张桌，很可能没有人愿意跟她坐在一起。在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她偷偷地问我：“你从哪个学校转来的？”“福民小学”我小声答道。她问“学校在哪？”，我说，“在六道街。”我问她，“你叫啥名？”“商翠萍”她答道。我问，“是商店的商吗？”她说，“嗯。”这时，突然听到老师敲了一下黑板，吼道：“不许说话！”吓了我一跳，立即闭嘴不敢说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班级里几乎没有认真学习的学生，有的在课堂上做着自己喜欢的小动作，比如将钢笔或油笔拆开再装上，有的故意将铅笔尖弄断，然后再拿小刀慢慢地削，还有的偷偷地拿出用草编织的各种奇怪的东西吓唬女生等等。在课堂上窃窃私语则是很平常的事，有的时候不知何故，前后座的男生就打起来了，搅得老师无法上课。
　　 我的同桌商翠萍更是一个“女中豪杰”，不仅女生没人敢惹她，就是最淘气的男生也怕他三分。不管是谁，稍不如她的意，她不是谩骂就是举手打人，为这事老师多次把她领到学校“体育组”去，让体育老师体罚她，但她总是屡教不改。对我，她果然没装几天就现原形了。有一天正上课呢，她拿出铅笔刀，朝我比划了一下，我问她，“你想干啥？”她没理我，就在书桌的中间处歪歪扭扭地划了一条线，然后恶狠狠地说：“以后你不许过线啊！”我瞅了她一眼，没理她。这时我才发现，同样的线桌面上已经有好几道了，是不是她划的，说不清楚。再看看其它桌面，也都是伤痕累累的，有的刻着歪扭的字，有的被画着各种奇怪的图画。时间一长，我也发现了她的弱点，那就非常害怕老师课堂提问，不管是否问到她，她都异常地紧张。每当这个时候，她都要在下面小声地问我该怎么回答，我有时告诉她，有时就说：“等老师叫你再说”。一旦老师点到她时，她总是双手拄着桌面站起来，估计此时她的腿是软的，不这样她肯定站不起来。她边嘟囔地说着什么，边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我小声地告诉她，大概她没听清楚，就胡乱地说了一句，弄得全班都哄堂大笑，老师也笑着让她坐下了。由于她在学习上总是有求于我，所以没过多久，她就主动跟我说：“那道线不算了啊，你可以随便过。”我看了她一眼，撇了一下嘴，没说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吧，我在班里就树立起了学习好的威信，包括班主任在内的各科老师都喜欢我，算数和语文的疑难问题，老师一般都是叫我回答。正是有了学习上的优势，个别爱学习的同学都主动接近我，淘气的同学虽然不接近我，但也不找我的麻烦。那个商翠萍更是以跟我一张桌为荣，她经常以此来炫耀自己。
　　 由于这里毕竟是城乡结合部，爸妈上班都比较远，虽然住房面积稍大了些，但居住的环境实在是不好，因此，在这里仅住了一年多点，大约是在1970年的开春，我家就又搬走了。这次是搬到浑河南岸的十一道街，位于“工农兵电影院”西侧一幢三层楼的二楼，是个两居室，厨房和卫生间由两家共用，总体上比西戈的条件要好一些。相应的，我的小学也就跟着转到了位于十二道街的“大官小学”。
　　 “大官小学”并没有大官儿
　　 这个学校的名字据说是因该地区名为“大官屯”，据此而得名。“大官小学”位于新抚路与中和路中间的居民区里，跟位于六道街的“福民小学”相似，二者共处在东西一条线上。这所学校也是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伪满时期，分为南北两个院，南院朝向新抚路开南门，是一个典型的老建筑，院内的通道都是木制的遮雨长廊，将各处连在一起，教室和办公室都有遮雨房檐，所以整个南院都处于遮阳挡雨之中，院落中央种着各种花草树木，环境典雅而温馨。南院的教室不多，主要是办公室。北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学生的课间活动都在这里，在操场的北侧建有一幢三层红砖结构的教学楼，除了六年级以外，大部分学生都在这座楼里读书学习。北院的大门向北朝着中和路，学生们上下学一般都走北门。
　　 1970年，当时正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期，打架斗殴，拦路抢劫，小偷小摸案件高发频发，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这类问题在道街地区尤为严重。这期间也是学校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一方面是学生的员额很大，每个年级都有十多个班，每个班都有五六十名学生，由于校舍明显不足，当时只能半天上课，由两个班轮流使用一个教室（俗称二部制），学生大都流散在社会上，处于放羊的状态。另一方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时的学校对学生根本管不过来，班级之间，学校之间的学生结伙打群架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正常的教学秩序根本保证不了。我转到这个学校后，仅我们班与其他班的打架群殴就发生过好几次，搞得我们人心惶惶的，生怕对方班级的人伺机对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