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东头那三间瓦房，便是燕婶的理发店。门前有老槐树一棵，枝叶繁茂，浓荫匝地。那店铺原本是她家堂屋，后来因生意渐好，索性打通了墙壁。两面镜子，几张旧椅，便成了理发店。水泥地坪，白灰墙壁，陈设简陋，却总是拾掇得干净利落，地上连一根碎发也难寻见。
　　 我小时候头发硬，每回坐在那儿，燕婶总笑我是“小刺猬头”。推子嗡嗡地响，从我颈后一路上来，头皮登时麻酥酥的。我怕痒，禁不住缩脖子。燕婶便用宽厚的手掌按住我的头顶，笑道：“别动，别动，剪了耳朵可不成。”她的手很暖，掌心有茧，摩在头皮上，竟意外地舒服。
　　 剪发三元，童叟无欺。这价格，自打我记事起便如此。后来百物腾贵，村中别的营生都涨了价，唯有燕婶的理发店，依旧是三元。村中男女老少都爱上她那儿去，不单为便宜，更为她那双手艺。她从不过问你想要什么样式，只端详你一阵，便知道该剪什么样的头。男人多是平头或分头，老人剃光头，姑娘们则剪齐耳短发，额前留一排刘海，衬得眼睛亮亮的。她剪发时极是专注，嘴唇微微抿着，眼睛眯起来，手下又轻又快，推子与剪刀并用，不一会儿就剪出个精神头来。
　　 我们这些小孩，最爱往燕婶店里钻。倒不独为剪发，更为她桌上那盘零食。镜子前总放一只搪瓷盘，有时盛炒花生，有时是煮毛豆，逢年过节还有糖果点心。剪发时，我们眼睛老往那盘子上瞟，燕婶看出心思，便抓一把塞进我们手里，笑道：“吃吧，剪完了头更精神。”有时我们三五成群地去，剪完了她偏不收钱，摆摆手道：“邻里乡亲的，几个小毛头，算什么钱。”母亲后来晓得了，过意不去，常让我捎些鸡蛋青菜去。燕婶推辞不过，只得收下，下回却照旧给我们塞零嘴。
　　 后来我离乡读书，见识了城里的发廊。玻璃门，转灯，发型师穿着时髦，剪一次头要三五十元。他们问我想要什么样式，拿出图册给我看，我却说不出了所以然来。坐在皮椅上，看镜中人被围布罩住，竟有些恍惚，不由想起燕婶那间旧屋，水泥地，白灰墙，老槐树的影子透过窗格洒进来，明明灭灭，如同时光的碎片。
　　 去年回乡，听说燕婶在县城里也开了店。我循址找去，铺面落在一条僻静小街上。店面不大，陈设简单，白墙绿门，窗外悬一木牌，上书“理发五元”四个墨字。我推门进去，燕婶正给一老人剃头，见我来，眼睛一亮：“哟，大学生回来了！”手中推子却不停，依旧稳稳地推过去，老人花白的头发簌簌落下。
　　 我四下一看，铺面虽小，却照旧整洁。墙上挂着她使惯的推子剪刀，镜前还是那只搪瓷盘，盛着花生糖果。候着的客人坐在长凳上，有熟识的村人，也有县城里的居民。大家东拉西扯，说物价，道收成，谈儿女婚事，燕婶不时插几句话，手里却一刻不闲。
　　 燕婶忙过一阵，拉我坐下，问我吃过饭没有，在外一切可好，口气一如往年。我问她生意如何，她笑道：“还成，养家糊口够了。”旁边一位顾客插话：“燕婶这儿可是良心价，别处最便宜也要十五元哩！”燕婶只是笑：“都是老主顾，涨什么价。”我心里明白，村里人来，她依旧只收三元。
　　 正说着，又进来几位客人，见座已满，也不着急，就站在门外等候。燕婶忙叫我给客人抓花生吃，又朝门外喊道：“快好了，稍等等！”阳光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手中的剪刀一开一合，发出清脆的响声，银亮亮的，映着窗外的天色。
　　 我忽然了悟，燕婶剪的不是头发，是世道人心。在这锱铢必较的世间，她固执地守着一份人情，用三元五元的价钱，连缀起日渐疏离的乡情。那些白发、黑发、黄发落下，堆积起来，竟成了岁月的注脚，见证着一个平凡女子的不平凡坚守。
　　 铺子里，燕婶的推子依旧嗡嗡地响，仿佛这么多年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