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10日，邮递员给温州市乐清建设东路张家送来了一封发自东瀛岛国的国际信件。
　　 这是日本老人须藤良一写给退休教师张定武的第七封信。两位老人的通信，始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他们之间的交往，缘于这名原侵华日军士兵半个世纪后对侵略行径的沉痛忏悔！
　　 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时，张定武还是个儿童；温州第三次沦陷之际，他也只有9岁。
　　 那么，为什么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与一位中国儿童五十年后会有鸿雁之缘？这也是张定武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个谜。
　　 1995年4月的一个夜晚，乐清师范学校副校长张定武，正与往常一样，在家里看书备课。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老家黄华镇副镇长叶旭莹告诉他一个异乎寻常的信息：有一位日本老人，给温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寻找一位姓郑名定武的黄华人。他们遍查镇里所有的户籍档案，只查到解放初期有过张姓“定武”。咨询几位花甲古稀老人，大家认为一定是日本人记忆有误。为此他特地与张定武核实。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张定武一阵发愣。在他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在日本的亲朋好友。
　　 叶旭莹询问他，年幼时是否住在黄华张宅大屋，得到张定武的肯定回答后，叶旭莹报告了乐清市外经委。
　　 次日，外经委办公室的叶存真找到张定武，带给他一封日本来函的复印件。经过外经委办公室主任朱智厚的翻译，张定武了解到：这封信是日本宫城县本吉郡津山町须藤良一通过温州市的友好城市日本石卷市转给温州市、乐清市外事办的。
　　 须藤良一的信中说，他在日军入侵中国时，曾驻扎在黄华镇上。他要找的“郑定武”如果健在的话，现年大约60岁，原住黄华，后来可能搬住磐石。他很想找到此人，以倾吐埋在心中半个世纪的心声。
　　 朱智厚为慎重起见，要求张定武设法提供孩提时的照片及当时的有关资料。
　　 张定武在忐忑不安中找出了1947年和1948年的两张照片，并凭着记忆描绘出了当年黄华老屋的图形，交付外经委代转。事情已逐渐明晰，如果日本老人要求寻找的人所住大屋与须藤良一的记忆吻合，那此人必为张定武无疑。因为当时张定武家是黄华出名的大户。张定武与年长几岁的叔伯兄弟张选澂等聚首回忆了一下，依稀想起当时有个日寇士兵叫大平正史的，还有个叫“次档”的。懂日语的人认为须藤的发音可能接近“次档”。
　　 老兄弟们在一起聊着，勾起了张定武对幼年的朦胧记忆：逃难返回时，叔伯三兄弟正在“阶前头”玩耍，后边过来两三个日本兵，哈哈笑着拦腰抱起了他们，吓得他们魂不附体。那几个兵将孩子抱到他们睡的正间楼地铺上，拿出一些水果及日本糖果什么的来笼络他们，还不时发出“米希米希”的声音。日本兵还拿出纸笔来，与孩子们“笔谈”，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又告诉他们日文怎么叫。年幼的孩子与兵们逐渐发生一些接触。至于后来是什么时候遣走的就不清楚了。
　　 时为1945年，张定武仅9岁。
　　 老兄弟们聊着往事，唏嘘一番，愤慨一番。
　　 日子久了，也便把这事给放下了。却不料过了数月，1995年8月14日早晨，张定武早起时，在大门下发现了一封沉甸甸的日本来信。这是一封饱含着一名当年侵华日军士兵沉重的忏悔反省之意的信函。
　　 信中说，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对亚细亚诸国特别是中国进行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他表示沉痛的反省和忏悔。作为侵华日军中的一员，他于1943年10月到1946年1月间在中国达两年四个月。在迎来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之际，他时常回忆起当年驻扎在黄华的桩桩件件，常想起当时与张定武等的“笔谈”之事。所以利用温州市与石卷市姐妹城市结好的关系，通过有关部门协力找到张定武，以探听近况。
　　 须藤良一介绍道，他出生于1922年11月，高中毕业，于1942年被征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遣返回国，进入邮电局工作。1986年3月63岁时在邮电局局长任上退休，尔后在高龄大学学习6年，后在高级中学教汉语及古日语。
　　 听中方介绍，说张定武也从事教育工作，并担任乐清师范学校副校长，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双方现在是同行，今后还可以就一些教学问题进行探讨。
　　 读完须藤良一的来信，张定武沉思良久。他无法忘却日寇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忘却日寇带给中国的巨大灾难，但既然须藤良一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能受到震动，反省道歉，承认侵略行径，却也是个明白人。
　　 于是他在酝酿许久后，提笔给须藤良一写了封回信。
　　 他的回信得体而明朗，义正词严地向须藤良一历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罪恶战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及对日本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同时也向须藤讲述了他在母亲、亲友的扶助下，从温州中学念到浙江师范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等情况。
　　 须藤良一接到张定武的回信后，非常高兴。
　　 他回信表示感谢温州市人民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使双方在战后50年能互通鸿雁，可喜可贺。
　　 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此后，双方书信互往，表达了各自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好愿望。
　　 须藤良一在信中还表示，如果有机会想到中国来旅游，盼望能与张定武见上一面。
　　 他还想起当年驻扎磐石镇时过年吃过的“长方形”的饼（年糕）。
　　 张定武也希望有见面的那一天。
　　 在通信联络刚刚开始时，他一直想提出心中的疑问：为什么须藤良一想起要寻找当年中国的一名孩童？
　　 在不断的鸿雁传书中，他心中的疑团逐渐消释：作为一位有一定良知的日本老人，他对当年的侵略行径及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已有一定的认识。国际上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能对他有很大的触动，也许就是为了排解50年来积聚在心中的精神负担，负疚之情弥久愈烈，他才想到寻找当年的一名孩童，以作为忏悔反省、排解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寄托。
　　 不知这一切疑团，什么时候才会一一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