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拓印，承载三代情（散文）
　　
　　 拓印，这项源远流长的传统技艺，能够精准地将金石器物上的图案与文字，复拓于宣纸之上。它融合了纸张与石墨的精妙，既蕴含着书画的雅致韵味，又透露出对历史的深刻诠释。
　　 一、碑文拓印记
　　 处暑之日，天气依旧酷热。清晨，吴庆胜老师发来信息：“早上九点半左右，一同前往孙店涌泉观音院拓碑。”这可是我们一个月前就约好的事。吴老师是浙江颇有名气的拓印名手，他是平阳县城人，长期定居杭州，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如今在良渚博物院任职。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师从浙南名家张鹏翼以及海上名家潘良桢等先生，其作品入选过国家级书法展。
　　 我提前抵达了涌泉观音院。向住持释智说明来意，住持热情地说：“若需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中午可在寺院用餐。”想到每次来寺院都能受到热情款待，心里满是欣慰。
　　 九点半，吴庆胜准时从平阳赶到了寺院。初次见面，只见他身材高大，肩上背着一个长长的塑料圆筒，双手各拎着一个布袋，浑身散发着文艺的气息，和我想象中的模样如出一辙。
　　 我上去跟他打招呼，说：“吴老师，让我帮您提一个袋吧？”吴老师微笑着回应：“不用了，包不重。”于是，我带着他来到大雄宝殿一楼的后阁，一看到后门边立在地上的《涌泉观音院药师寮记》石碑，吴老师立刻放下身上的工具，伸手抚摸着，然后低下头，从上到下仔细巡视了一遍，遗憾地说：“这碑还是二十年前的那种样子，只是碑面被涂了清漆，可能会对字的笔画产生轻微影响。还有石碑镶嵌在木架时，边宽留白不够，会影响拓印的整体美观。”
　　 这些专业术语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有些陌生，但又似乎感觉很有道理。于是，我换了个话题，说：“吴老师，要不要先参观一下涌泉寺的布局和环境？”吴老师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用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拓碑。”说着，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布袋，将所有工具都放在地上。
　　 这时，龙港市政协和文史委员欧阳玉慧也驾车来到了寺院。他是吴庆胜的老朋友，得知消息后，立刻赶来作陪。简单寒暄后，吴老师便正式开始了他的拓碑工作。
　　 吴老师先从布袋里拿出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着的液体。他告诉我，这块石碑表面干净，无需清理，于是直接用他自己调配的拓印水涂底。这种拓印胶液在拓片制作中主要用于增强纸张的黏附力，提升细节呈现效果。它能让宣纸更好地贴合石碑表面，特别是在凹凸纹理处形成均匀附着，增强纸张韧性，使纸张在捶拓时能更紧密地嵌入器物纹路，避免捶拓时纸张移位或破裂，从而提高拓印图案的清晰度，干燥后还会形成透明薄膜。
　　 吴老师把拓印水倒在器皿中，用大刷子均匀地涂在石碑上，就好像在少女的脸上抹了一层淡淡的妆。过一分钟，他伸手取出塑料筒里的宣纸，整齐地覆盖在碑体表面，然后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把宣纸压在碑体上。瞬间，胶液就湿印在了宣纸上。接着，他用软毛排刷从上到下刷了两次，再用棕刷对个别没有湿润透的字逐个拍打。偶尔会出现拍打过重而产生的小破点，我心里暗自担忧：“完了，要不要重新来？”只见吴老师镇定自若地用手指把小破点按平，继续拍打旁边的字。不到两分钟，重新拍打小破点，竟然完好无损，看来这拓印胶液的贴合度确实很强。再接着，他用一个绸布包进一步敲打，这时，整张纸张嵌入碑面凹槽，形成了立体的文字肌理，所有文字都清晰地显露在宣纸表面。
　　 三十多分钟的敲打，让吴老师额头冒出些许汗滴。这时，旁边的小师父递给他一瓶矿泉水，吴老师婉言谢绝：“我已经带了茶水，能不能帮我找一张矮凳子和一张可以铺在地上的纸箱或者薄膜，接下来我需要坐着施墨定形。”听了吴老师的话，小师父马上找来了一张矮木凳和一张大的纸箱。
　　 休息了五分钟，吴老师便开始了拓碑的关键环节——“施墨定形”。只见他又从另外布袋里拿出几个大小不一的绸布包、墨汁和一个表面黑黑的乒乓球板。他熟练地把墨汁涂在大的绸布包上，再用小一点的绸布包跟涂了墨汁的大绸布包摩擦几下，然后用小绸布包朝着碑面的宣纸表面均匀拍打，拍打顺序是从中间以旋转手法向上下左右扩散。刚开始他坐在矮凳子上，往上拍的时候就站起来，往下拍的时候又坐在地上。这样重复多次，直到墨色均匀地覆盖在宣纸上，能够清晰看见黑白分明的文字。最后，吴老师紧贴着石碑，认真观察宣纸上文字的模样，感觉比较满意后，才微笑着停下手中那黑黑的绸布包。
　　 虽然在室内有空调呵护着，但将近两小时的拍打工作，还是让吴老师的额头冒出了一颗颗汗珠。休息了三分钟，确认墨迹完全干燥后，吴老师用他那宽厚的大手，自上而下缓慢地剥离了黏在石碑上的宣纸——一张完整的，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拓片展现在眼前。
　　 时已中午，在释智相住持的邀请下，我们三人在寺庙享用了一顿可口的斋饭。席间，我请吴老师谈谈三十多年研究书法和拓印的感受。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他是一名金石研究的捶拓者，足迹遍布省内外，他说一碑书法的传承离不开书丹、刊刻与捶拓，上墨薄如蝉翼，字口清晰，才不负书丹、刊刻之功。
　　 为了感谢寺院的接待，吴老师不顾辛苦，又专门为寺院拓了一张拓片，算是为寺院留下了自己的作品。
　　 二、同门师伯的故事
　　 《涌泉观音院药师寮记》是杨悌晚年的作品，石碑高97厘米，宽55厘米，全文584字，正文17行，楷书阴直刻，列入龙港市文物保护点。杨悌出生于张家堡的书香门第，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考取法政科举人，授七品京官。民国易帜，先后任宁波检察厅检事长、临安知县、省参议会参议员、上虞县知事和萧山县法院院长等职，是温州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书法家，文章著作颇丰，书法独树一帜。
　　 关于吴庆胜与杨悌的家世渊源，他说祖父吴立三是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的门生，与杨悌、张鹏翼二人往来甚密。张鹏翼的书法风格，深受同门师兄杨悌的影响，而吴庆胜在书法上则师承浙南书法大家张鹏翼，因此对杨悌这位师伯的书法作品极为敬仰。近年来，杨悌的裔孙杨仿仿与吴庆胜有所交集，并请他在方便之时，去拓印其祖父杨悌的碑文。
　　 吴庆胜透露，杨悌的书法曾受到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启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张家堡后仓与郑孝胥之间的种种往事。杨悌的二叔杨镜澄与钱塘的吴庆坻（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四川学政、湖南提学使、政务处总办）交情深厚。1902年，杨镜澄因病离世，吴庆坻为其撰写了《杨君仲愚墓志铭》，并请同乡郑孝胥亲自书写。吴老师还提到，是他发现了这块墓志铭并进行了拓片。
　　 通过近年来的文史研读，我还发现了郑孝胥与杨悌之间的其他渊源。郑孝胥与金乡的殷鸿畴是姻亲，殷鸿畴的长女嫁给了郑孝胥之子郑垂，而殷鸿畴的五个儿子中，有四个曾在张家堡后仓求学，这也无形中拉近了杨悌与郑孝胥的关系。
　　 1922年7月9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昨日，王孚川来访，提及温州平阳的杨子凯，去年为陆荣廷推算命运，称其自手握兵权五月起运，往后将有十五年大运；又为徐世昌推算，预言其必将失败。”王孚川即王廷扬，是杨悌的挚友。
　　 1923年，经同乡陈宝琛推荐，郑孝胥得以进入故宫，任懋勤殿行走，不久便升任伪满总理内务大臣。同年，杨悌也频繁往来于京师灵境寓庐，向末代帝师陈宝琛请教作诗之道，并在其《感旧八绝》中留下了“孤忠犹署义熙年，人海茫茫此大贤。毓庆宫前风露冷，苍松翠柏自参天”的诗句。
　　 1931年，杨悌看不惯时局混乱和官场腐败，毅然辞去官职，回到老家过上一个传统士大夫的隐居生活。他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次年，他拜仅比他年长一岁的炎亭僧为师，学习佛法，自称佛门弟子。晚年时，他每日早课诵念《金刚经》，过着素食布衣的生活，参悟佛理。凡有名刹古寺请他撰写碑记、文字，他都欣然应允，不惜耗费大量时间亲自撰写，不图回报，连润笔费也拒不接受。1947年，炎亭僧请杨悌为涌泉观音院的药师寮撰写碑记，杨悌亲自撰文书写了《涌泉观音院药师寮记》，为龙港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经典之作。
　　 三、岳父师兄的往事
　　 我和吴庆胜老师的认识源于他的岳父姜玉铭先生。两年前，为收集杨奔先生的相关资料，我前往蔡家处拜访了姜先生的儿子姜玉铭，姜岩生是杨奔先生学习塑佛技艺时的老师。后来我才得知，吴庆胜竟是姜玉铭的女婿，于是我也给吴庆胜讲述了他夫人的爷爷姜岩生先生与杨奔在涌泉观音院留下的那一段动人故事。
　　 1932年，炎亭僧受涌泉观音院空德住持之邀，离开麦城圣菜池，出任该寺新住持。为弘扬佛法，炎亭僧凭借自身威望，历时四年，陆续建成了山门、金刚殿、地藏殿和药师楼等建筑。炎亭僧乃得道高僧，他秉持《药师经》宗旨，心怀穷苦百姓，救死扶伤，免费为病人治病，缓解他们的痛苦，为众生带来希望，尽显佛教的大爱精神。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圣僧”，诸多名人也对他崇敬有加。在家弟子中，除杨悌外，还有陈筱垞、汤国琛、王理孚、陈蔚、陈倬甫、吕融等地方贤达；亲传出家弟子有西震、西慈、西玉等数百人。
　　 新建的寺院自然要塑很多尊佛像，负责塑佛的师傅便是沪山蔡家处的姜岩生。1936年，年仅15岁的杨奔拜姜岩生为师，学习塑佛。杨奔天资聪慧，很快便掌握了绘画技巧。他在塑佛之余，还利用休息时间读书，因而深受老师和住持的喜爱，还与炎亭僧结为莫逆之交。
　　 1939年，杨奔结束了三年的塑佛学艺生涯，在杨仲坚老师的推荐下担任仙居小学代课老师，此后他便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1948年下半年，在大罗山山洞修行的炎亭僧，因研修《金刚经》遇到困惑，便托人带信给刚从宁波回到温州城区城南小学教书的杨奔，请他到大罗山为自己解惑。杨奔接到信后，立刻赶到大罗山，找到那个山洞，陪伴炎亭僧一天一夜，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为他解答了《金刚经》研修中的困惑。
　　 解放初期，炎亭僧回到家乡炎亭，在小海岛上搭建草庐居住。临终前，他对小徒弟西玉说：“若有一日见到杨奔，叫他来看看我。我走了，只留下这些树木。”
　　 20世纪80年代，杨奔前往涌泉观音院，问西玉：“尊师还留下什么遗物？”西玉说师父只留下一句话：“你知道他来去都无牵无挂。只有一回出定，念了两句偈语，让我转告你，就是‘无云遮山顶，有月映波心’。”
　　 杨奔于是前往炎亭的孤岛，看了那些树和石头，写下“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为了纪念这位昔日的忘年之交、得道高僧，他还写了《炎亭僧》和《大罗山顶》两篇文章。
　　 而杨奔与姜岩生的师生情谊，也随着岁月不断延续。姜岩生的儿子姜玉铭在《邈远的星》中这样描述：杨奔13岁时，就戴着一顶红色纱帽，拜20岁的父亲为师。他画画雕刻十分认真，而且一有空就埋头看书，非常专注。20世纪40年代，杨奔把自己在宁波写的第一本著作《描在青空》寄给老师，并题签道：“阔别多年，天各一方，翘首天南，不堪延想。……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迩来流落甬上，如不死，犹可晤也。”
　　 1962年旧历年底，姜岩生在平阳回家的轮船上与阔别二十多年的杨奔重逢，他提到了儿子姜玉铭爱好文学的事。杨奔对老师说，春节寒假一定在家，可以让姜玉铭前来学习。1963年春节，姜玉铭第一次来到张家堡，见到了从小心目中的名人。中饭后，杨奔带他上阁楼，一边阅读他的一小本诗篇《小草集》，一边指点讲解，并在灰色的手稿上用红色圆珠笔逐句批注。接着，杨奔对他说下午有事，让他一人继续在阁楼里读书写作。在阁楼里，姜玉铭发现了杨奔自制的笔记本“游思”，里面有他的360篇小品散文……
　　 20世纪70年代初，杨奔在麻步中学教书，回家的时候特意去过几次姜玉铭工作的沪山学校，与他交流文学知识。杨奔虽然是父亲当年的徒弟，可姜玉铭总是尊称他为杨老师，这不仅是对杨奔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敬佩，更体现了这对父子与杨奔几十年情感的深厚积累。
　　 作为姜家的女婿和第三代子弟，吴庆胜与杨奔先生延续了父辈们深厚的情谊。杨奔晚年一直致力于苍南的历史文化研究，作为书法和拓印爱好者的吴庆胜，自然经常得到杨奔先生的指点，这也是他此次来涌泉观音院拓印的原因之一。
　　 拓碑的任务已然圆满结束，我陪伴着吴老师一同领略了涌泉观音院的风貌。在我看来，这一纸拓片已经清晰地把碑文呈现在宣纸之上，它所记录的，可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和涌泉观音院的历史，它更凝聚着三个家庭、三代人之间那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