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介休市绵山景区一游，已经过去将近三个月。当时最打动我，以至于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的，是介子推这个人。
　　 其实，绵山景区很大很美。
　　 说其大，总面积，将近三百平方公里，开发出来，供游客游览的区域也在将近五十五平方公里。我们游览绵山景区，区区四个多小时，只能是走马观花。也非走马，而是走车，坐景区观光车游览，即使这样，也只游览了其中四个景点。连介公岭与介公祠都没有去。
　　 介休市的介休之名，与春秋时期的介子推隐居绵山被焚有关。而且，绵山景区大门前，还耸立着十几米高的介子推雕像。来这里，自然要看介公岭和介公祠。导游却说，“不巧，今天，那里不开放。”也不知真假，反正，导游一句话，我们就与介公岭和介公祠失之交臂。
　　 一进景区，仰头所望，山峦重叠，悬崖绝壁，满山葱郁；低头俯视，峡谷幽深，山涧流淌。而且，越深入景区内部，越感觉气温凉爽，空气温润清新。与先前满目所见的黄土高原的荒凉，所感觉到的干燥，形成鲜明对比。
　　 先到水涛沟。漫步水涛沟，宛若漫步江南水乡。
　　 一路上，山涧流淌，汇成溪流，溪流婉转，流水潺潺。大大小小的瀑布，纷至沓来。瀑布激石，哗哗哗，飞珠溅玉。五龙潭，落差七八十米，宽度，也有二三十米，像五条龙，飞泻而下，颇为壮观。还有一处水帘洞，洞口瀑布如练，洞内可容三四十人，我们一行，有好些人穿行瀑布之下，衣衫溅湿，依然哈哈大笑。从瀑布下面进入洞内，洞内水雾迷蒙，凉气氤氲，倍感清爽。
　　 两岸，树木葱郁，鸟声啁啾，还看到猴石、象岩、鹰隼石等天然怪石。
　　 有人说这里是“十里画廊，叠瀑大观”，倒也恰如其分。
　　 更有说法台舍身岩太公岩等人文景观，让人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与晋文公姜太公唐代高僧来一场精神对话，增添人文情趣。
　　 然后，我们去了龙头寺和云峰寺，两者都是佛教圣地。
　　 在龙头寺，看了毓德堂和关帝庙，站在庙旁，极目远眺，山峦之高，高可耸云，峡谷之深，深不可测。群峰巍巍，磅礴壮观。
　　 登云峰寺，半道而返。我们一行，大多是七十多岁的人，沿着台阶，一步步，爬得气喘吁吁，爬到一座庙宇旁。再抬头一看，还有无数台阶，天梯一样，望不到尽头。一打听，云峰寺，藏在云头之上，山峰之间，弯弯绕绕，还得爬好多台阶，远着呢。只好作罢。
　　 最后，到了大罗宫。大罗宫，是道教建筑群，仿古建筑，共有十三层，高达一百一十余米，总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供奉道家的三清四御以至诸神，被誉为“天下第一道观”。据导游说，唐玄宗和北宋宰相文彦博均曾参与修缮，后来也都毁于战火。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明清时修缮的，大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修建的。
　　 我们只爬了五层，因台阶太多太陡，腿脚受不了，折返下来。
　　 折返到大罗宫门外，看到一段文字，镌刻在几十米长的黑色石板上，前面是大篆，每个字，约有半平方米，大概怕绝大多数游客看不懂，故又在后面用现代规范隶书镌刻一遍，字体要小得多。大篆我也看不太懂，照着隶书，一字一句读去。
　　 原文出自《左传》，内容如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当时读了，隐隐约约觉得，这段文字的内容，并没有“割股食君”和“与母同焚于山火”的情节，与后来将介子推推崇为忠孝典范的传统道德标杆，并将他与寒食节联系起来，有很大差距，最起码，是牵强附会。
　　 为了澄清史实，我最近查找了一些资料。才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从《左传》记载来看，晋文公封赏流亡功臣时，是因为介子推没有主动请赏，才遗漏了介子推。这一点，彰显介子推不居功争禄的品格。事后，他批评其他被封赏的功臣是“贪天之功”，在他看来，晋文公流亡国外多少年，颠沛流离，遭受无数磨难，最终又登上晋王之位，是天命所归，并不是臣子之力。他母亲三次劝他争取封赏，他都不愿意效仿那些居功争禄的人，根本不愿意与“贪天之功”的人为伍，都坚持“不食其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想靠怨言获赏。
　　 以上这些，都表明了介子推为人刚正耿直不愿意邀功请赏的做人原则。这证明，他忠于晋文公，源于对天命的敬畏，而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坐在王位上的人，也证明他非常厌恶争名夺利邀功请赏之人，更不愿同流合污。
　　 这一点，体现了春秋时期既追求道义责任又坚守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士人精神。
　　 在这一点上，战国时期的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决绝态度；魏晋时期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的刚正行为；李太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仰天呐喊，都和介子推不居功争禄如出一辙，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自洁不愿屈污从流的高尚品质。这一传统，如血脉，赓续两千年，在历代传统文人的精神里流淌。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介子推归为恪守道义责任又坚守独立人格的清高文人系列，才是比较准确的归类。
　　 整个事件的结局，仅仅简略记载“遂隐而死”，并没有提到焚山情节。而晋文公将绵山划为介子推的祭田，也是为了表彰贤能之人。
　　 前面介子推跟随重耳流亡的情节里，更没有他“割股食君”的情节。
　　 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晋文公世家》中，重耳流亡的情节，比《左传》记载要详细，也没有提到介子推“割股食君”，更没有提到登上晋文公宝座的重耳派人放火焚山的情节，只是简单记载“使人召之，则亡”。
　　 这两个情节，最早见于战国《庄子•盗跖》和汉代《韩诗外传》。
　　 先看《庄子•盗跖》原文记载：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注：含比干、子胥等），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庄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肯定要早于《韩诗外传》，里面明确记载了“割股食君”——割下腿上的肉让重耳吃，也明确记载了“抱木燔死”——抱着树焚身，还是没有提及晋文公让人放火烧山的情节。
　　 《庄子》一书，基本思想是“绝圣弃知”“自然无为”，是批儒扬道的，对于所谓的“忠君”思想，更是嗤之以鼻。在其叙述中，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所采用的故事，大多是“虚妄之言”，90%以上，是寓言。《盗跖》篇中的盗跖，本就是虚构的。即使牵涉到同时代人物，其故事情节，大多也是虚构的，例如“孔子与老聃”的对话。所以，“割股食君”一说，也应该是虚构。
　　 同时，这也恰恰证明，战国时期，对介子推的解读，已存在根本对立：儒家视其为道德标杆，道家则认为是被礼教荼毒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悲剧。
　　 西汉韩婴所著的《韩诗外传。卷十》，在《史记》《左传》《庄子》记载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性演绎，其原文如下：
　　 “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曰：‘吾有三士，足可以反国’及返，赏从亡者，不及介子推。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初，文公出走，乏食，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复国，子犯请赏，推独无所得。乃作《龙蛇之歌》，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蛇伏于泥，安其壤土。龙返其渊，宁乐我处。蛇脂尽干，独不得雨’遂隐于介山。文公悟，求之不得，乃封其田，号曰介山。”
　　 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系统描述“割股食君”情节的文本，而且，早于《史记》。这一情节，成为后世忠君故事的范本。
　　 韩婴是西汉儒家思想的代表，他所著的《韩诗外传》，更是当时的儒家经典。他虚构这一情节，将《左传》中抽象的"从亡之苦"具象化为极端的忠义行为，强化道德教化功能。这是当时儒家伦理的投射——通过介子推“割股食君”的形象，诠释汉代“君为臣纲”的价值观，将春秋时期的既有道义担当又保持人格独立的士人精神，改造为绝对忠君的精神范式。
　　 他又故意删去母子对话，仍保留《左传》“隐而死”的基本框架，却没有晋文公派人焚山的情节，特意增加文公“悟而封田”的情节，突出君主的悔过。这一方面是抹掉介子推坚守独立人格尊严的士人精神，另一方面是为君王唱赞歌，把君王塑造成一个知错就改的圣明之君。里面的《龙蛇之歌》也应该是汉代儒家的托古之作，借机抒发一下士人“有功不遇”或者“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已。
　　 《韩诗外传》的记载，标志着介子推这一人物形象从历史人物向文化符号的转变，其文学演绎，比历史真实对民众认知影响更为深远。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官方主导意识的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成为“二十四孝”中“割股奉亲”的故事原型之一。
　　 唐代李翰《蒙求》诗“介推焚死”，也是取材于这一版本。明代《东周列国志》，进一步将割股、焚山等情节小说化。东汉桓谭《新论》，首次记载“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由此才逐渐演变为寒食节。至此，儒家终于完成了把历史人物介子推塑造成儒家忠于君王和孝敬长辈的极端礼教化典范的人文工程，而且，这一道德典范，是以完全泯灭个体意志不惜自我戕害为基础的。
　　 其实，这两个情节，就事物发展的逻辑来看，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介子推和晋文公，同是逃亡人，同样饥饿难耐，同样饿得皮包骨头——按常理说，重耳应该比介子推吃到的食物更多一些，这且不提——介子推还能割下大腿上的肉让晋文公吃，他大腿上究竟能割下多少肉，才能让重耳饱啖一顿？
　　 一起逃亡他国的君臣，介子推割肉的事，重耳竟然毫不知情，以至于论功封赏时，全然没有把介子推放在心上，这如何说得过去？
　　 更别说，一个人拿刀子割掉自己身上的肉，是不是真能做到？
　　 更别说，这其实是一种自残。残害自己的生命，以帮助别人，这本事就是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的。
　　 因为介子推母子藏进深山，不肯出来，晋文公就听别人的话，下令放火烧山，全然不顾大火漫山葬在深山里的人根本逃不出来这一基本事实，怎么说，都有违生活逻辑和基本人情。除非晋文公内心本就是想烧死他们母子。这样一来，晋文公真就是个惨无人道的暴君了。
　　 儒家门徒们把这两个荒唐的故事当成倡导“忠”和“孝”的典范，全然屏蔽介子推追求人格独立和尊严，而把他树立成“忠君”“慈孝”的标杆，还将此与寒食节挂起钩来，也算是煞费苦心了。倘若介子推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想？我觉得，他一定会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的。
　　 介子推这一历史人物逐渐被文学化，而且被儒家逐步抬高成“忠”与“孝”的道德典范，到现在，还主宰世俗文化主流，并不是个案。这一个案警示我们，还原历史真实，消解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