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了两大本《文汇月刊》合订本，收到书以后，我简直如获至宝，心中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欣喜。多年来，我彷佛早已经因为生活的原因，将一本已经停刊的杂志渐渐淡出了我的阅读范围，今日重新看到，虽为旧物，在我却如故友重逢，百感交集，有很多很多心里话，想找一位朋友倾吐心声。看到《文汇月刊》合订本，我才明白，原来虽然青春已去，但我曾经热爱的情感从来都没有远离，就像我最初对她的钟情，如今我依然如故，爱之如初。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文汇月刊》，还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很偶然地有一次我和同学岳晓辉一起去到他姐姐阅薇莉家里去帮助他姐姐搬东西。在搬东西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姐姐家桌子上放着一本杂志，我伸手一看，是《文汇月刊》。等我们帮他姐姐搬好东西以后，我就叫岳晓辉问他姐姐借阅这本杂志。岳晓辉老家是东北人，平时和我在一起，特别讲义气，就没经他姐姐同意，一拍胸脯说：“这还用给我姐说嘛！这本书我送你了！”我自己倒是扭扭捏捏不好意思，但岳晓辉却把那本书卷成一个圆筒，装在自己胸前的毛衣里，走出她姐家之后，把这本杂志给了我。我拿着这本杂志，心里特别高兴而且激动。我跑回家里，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口气读完这本杂志，已经是后半夜了。这本杂志是《文汇月刊》1981年的第2期，里面既有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有画家的水墨画，既有散文游记，也有编读往来，栏目丰富多彩，而且富有内涵。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文汇月刊》杂志。
　　 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经常断断续续购买《文汇月刊》。我不仅喜欢里面的文章和绘画，更喜爱里面的作者和画家。
　　 随着我对《文汇月刊》的喜爱，我也慢慢了解了《文汇月刊》创办的前因后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沉寂，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文学领域也迎来了复苏的曙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汇报社顺应潮流，决定创办一份具有独特风格的刊物，《文汇月刊》应运而生。​
　　 1980年1月20日，《文汇月刊》的前身《文汇增刊》创刊号问世。起初，刊名本定为《文汇月刊》，但由于当时纸张限量配给供应，刊物所需纸张全靠文汇报印刷厂节省下来的一点余量，供不应求，只能暂且定名《文汇增刊》。即便如此，创刊号还未上市，仅从《文汇报》头版刊登的目录，就已强势吸引住众多读者和文学界、艺术界的眼球。​
　　 创刊号堪称豪华阵容，撰稿作者有巴金、唐弢、茅盾、叶圣陶等五十多位当代一流的名家。这些文学巨匠们在刊物上袒露思想，展现风采，为刊物奠定了极高的起点。正如当时一位读者所言：“翻开创刊号，仿佛走进了一座文学的殿堂，每一篇文章都散发着思想的光芒。”这份刊物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不仅关注文学创作本身，更试图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发出独特的声音。​
　　 在连出七期后，这本刊物正式改名为《文汇月刊》。名称的变更，也象征着刊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文汇月刊》，定位为以文学为主，并扩及其他领域的综合性杂志，其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文汇月刊》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最有冲击力和号召力的杂志之一。​
　　 《文汇月刊》具有敏锐的时代洞察力，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在文学创作方面，它积极推动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的发展。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时，刊物及时刊登了大量相关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灵与肉》等，这些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刊物还为朦胧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阵地，北岛、舒婷、顾城等朦胧诗派诗人的作品在《文汇月刊》上频繁亮相，引发了关于诗歌创作方向的热烈讨论，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报告文学更是《文汇月刊》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发现报告文学这一关注现实、触及时弊的文学样式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之后，刊物大力强化这个栏目。每期发三到四篇，五万字左右，而且头条一定要打得响。编辑部紧紧抓住全国最好的几十个报告文学作家，通过频繁的沟通交流，组来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经典报告文学作品都曾在《文汇月刊》上发表，这些作品以真实的事件和生动的描写，展现了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生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汇月刊》也因此成为推动全国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领头羊之一，在中国作家协会评定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项中的得奖篇目数，每次都与《人民文学》不相上下。​
　　 刊物还注重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和研究。邀请了众多文艺理论家撰写文章，对当时的文学现象、创作方法、文艺思潮等进行深入剖析。这些理论文章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了文学创作从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的转变。​
　　 《文汇月刊》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还扩及到其他诸多领域。它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发表一系列相关文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文化领域，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介绍等内容，开阔了读者的文化视野。在艺术领域，对电影、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的评论和报道，促进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这一时期，《文汇月刊》的发行数直线上升，一度稳定在20万份以上。它成为了读者心目中的精神食粮，许多文学青年更是将其视为文学道路上的灯塔。
　　 那时候，每个月最期待的就是《文汇月刊》的到来，拿到手后，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仿佛在与时代的智者对话。在大学校园里，《文汇月刊》也是学生们热议的话题，我在大学期间经常能看到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刊物上的文章。
　　 后来毕业之后，因为生活的压力，我与《文汇月刊》不得不渐行渐远。
　　 从机关干部到下海做小本生意，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但我对文学刊物的热爱一直未变。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出差，在一条马路上碰见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太太推着一摞子书去卖废品。我一眼就看见里面有几本《文汇月刊》，而且还都是八九成新的杂志。我就问老太太说是去干什么去，老太太非常温和，对我说去卖废品。我就说，这几本《文汇月刊》能不能卖给我？我给你一块钱一本。老太太认真第看了我好几分钟，说：“你拿去吧，我不要钱，这几本杂志我送给你了！”​我一脸羞愧，既不舍得花大价钱买，又想便宜得到，没想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那么优雅大方，我急忙掏出十元钱递给老太太，但老太太坚决不要。她说：“这些杂志到废品店卖不了几个钱。你喜欢看，我就送给你，这个算不了什么。”最终老太太没有要一分钱，送给了我8本《文汇月刊》。我站在大街上，望着那位银发老太太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感激。
　　 我一直还在为生活打拼，很少有时间再去关注文学期刊。谁知在1990年6月，有一天在看电视的时候，竟然看到一条消息：《文汇月刊》要停刊了！看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吃惊。尽管我内心有万千个舍不得，但对我而言，只是无可奈何，力不从心。我内心深感文学刊物就像一棵杏树或者枣树，尽管硕果累累，但必须接受被砍伐的命运。
　　 1990年6月号成为了《文汇月刊》的终刊号。《文汇月刊》的停刊，让许多文学界人士和读者深感惋惜。它的离去，仿佛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然而，它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生活里可以没有文学期刊，但不能没有柴米油盐。我继续在做小生意的道路上奔波。每天起早贪黑，争取多挣一点钱好养家糊口。在这期间我和几位重庆兄弟在一起合作非常愉快，其中陈根浪更是我的最佳合作伙伴。我们两个在一起，进货的时候眼光一致，选中的商品好卖而且价格还便宜；卖货的时候，我们价值观类似，贪心不大，只要能够赚到一些就放手，在对待朋友为人做事方面三观类似，对自己可以苛刻一些，对亲人朋友一定要真诚善良大方。
　　 有一次，我们两个在咸阳一个市场里摆摊卖货，遇到一个开着三轮车卖废品的老汉。那老汉三轮车里拉了很多报刊杂志，都是我非常喜爱的旧杂志，其中有《文史知识》、《世界知识画报》、《芳草》、《山花》、《青春》、《海燕》等等，还有一些教科书及时事政治类的书籍。我翻看了一下，找到其中有几十本《文汇月刊》。我非常喜欢的样子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内心。那老汉一看我非常喜欢，就说：“这些书目前已经很值钱了，要是遇见行家，人家根本不嫌贵，花多少钱人家都愿意买。”我说，我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养家糊口都很困难，你给我算便宜点，我买了！”那老汉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说：“平时我都卖10块钱一本，给你优惠点，8块钱一本吧！”我说：“太贵了，再给少点！”那老汉说：“那就6块钱一本。”我说：“给你3块钱一本，行就行，不行你就走人！”那老汉又看了看我，说：“最少5块钱一本！”我看了看书，很想要；但一想到得花二百多块钱，又不想买了。最后我说：“3块钱一本，都是高价了。你要愿意卖，你就走吧！”那老汉于是发动了机动三轮车，一溜烟就没影了。临走的时候，那老汉给我们说了一个地址。剩下我站在风里，惆怅了好久。陈根浪兄弟知道我爱书，就说：“二百多就二百多，一咬牙也就买了，算我一半。”我知道陈根浪兄弟对我特别讲义气，但我当时没有一咬牙，于是错过了这几十本《文汇月刊》。但我又不死心，于是又和陈根浪兄弟，按照那老汉给我们说的地址，开着摩托车跑了几十公里土路，找到了那个地址，结果却没有在那个地方找到那个老汉。最终我终于与那几十本《文汇月刊》擦肩而过。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文汇》月刊始终在我心里，是一颗巨大的星辰，让我时时想起。
　　 前段时间，浏览孔夫子旧书网，发现内蒙古包头有一家斗轮书店，售卖两本《文汇月刊》合订本。我怀着激动而且怀旧的心情，购买了。杂志已经泛黄，印染着岁月的痕迹，但我非常喜欢，因为《文汇月刊》在我心中，早已经是我心灵的朋友，对我来说，是我青春岁月里的一种静静陪伴，也是我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