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2020年2月，正是新冠肆虐满城恐慌的日子。当武汉当湖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大家谈“鄂”色变，看到“鄂”字头的车牌都会下意识地打一个哆嗦，唯恐避之不及，哪怕这辆车其实从未去过湖北去过武汉；当县城的新冠确症病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例一例缓慢而坚决地向上攀升，那种如钝刀子割肉般的恐惧，自然不自然地蔓延，涉及到的小区更是感觉到其上空都弥漫着张牙舞爪的病毒，貌似随时都会窜出来荼毒生灵。直白说，类似这种反智的心理和行为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却一直倔强地潜滋暗长。眼见得当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灭火式的防控，已经追不上病例一例一例增长的现实。尤其在周边县市病例未破零或仅二三例的情况下，我们县的防控现状显得更加突兀，不期然间成为高点。而这种高点，未必是好事，必然会引起上头的关注，由关注再带出“不让人省心”的不满。或许是这个原因吧，在常规抵抗疫情近一个星期左右，县里终于痛下决心采取硬核封控举措，即封城封桥封小区，实施双周静默。
　　 就这样，随着富春江一桥二桥的封锁管控，县城从空间上就划成了江南江北两个区块，物理阻隔，各自管控。我们单位负责封控值守的小区在江南，而我日常住在江北，老婆孩子大本营在江北。面对突如其来的硬核任务，事实上我需要短时期内和老婆孩子两地分居。好在前些年因为拆迁，老婆名下有处小房子在江南，可以作为我任务期间的临时住所。初期的小区封控略略有些忙乱，毕竟没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可以借鉴，都是边封边学，有啥情况处置啥情况；但在小区封控的态度上无疑又比较坚决，因为封控的执行方和遵守方都清楚地知道，在没有更好疫苗和药物应对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简单粗暴的封控是当下唯一有效的，这是在保命救命，我们执行方是冒着危险在干这件事。我们的辛苦，我们的逆行，我们的付出，小区的居民其实是看在眼里的。因此，虽然累一点，但得到的理解和尊重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一两天后，小区的封控局面就稳定了下来，进入了常态化的状态。有介于此，作为单位班子里唯一需要临时两地分居的我，其狼狈和沧桑的样子在任务小区的点位里就显得比较突兀。局长很是体谅我，而且也介于封控任务已进入正常样状，所以让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想方设法撤回江北。一开始，我还在狐疑局长何以会提“想方设法”，直到回撤开始，我才深刻地领悟到了局长的先见之明，深深感慨局长的老道非吾辈能及。
　　 且说我在第三天下午完成局长交办的组建教育系统国道卡点志愿服务队并领发特别通行证到各位队员后，已是下午5点时分。同事把我在富春江二桥江南这头放下，我大略地观察了一下，二桥的硬隔离之间，有条约1米左右宽的人行通道。从这个通到江北桥的那头，几百米的距离，大约十几分钟样子。然后，顺着桥下到江边的江滨公园，再走二三里左右，大概5点半左右就可以到江北家中了。我这样一边美滋滋地想着，一边往硬隔离的通道走去。不料距离通道十几米的时候，一旁值守的两位穿迷彩服的工作人员严肃而果断地跟我做了“止步”的手势。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掏出在小区执行封控任务时发到的特别通行证向他们展示。他们摆了摆手，指了指树立在通道旁的告示牌。我仔细端详，大致意思是江南江北分属于两个指挥系统，该通道仅限于医生、警察、民兵等执行特殊任务时使用，而且需持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特制的最高级别通行证才行。我一下子懵圈了，赶紧咨询要回撤江北怎么办，对方明显不耐烦起来，摆摆手表示他们不知道，让我自己去问指挥部。我深知在“战时状态”很时髦的情况下，在这个关口肯定问不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遂悻悻然地退回到了刚开始下车的地方。
　　 毕竟也较为深度地参与过疫情防控的各项具体工作，或多或少也总有一些打探消息的资源。经过几个轮次的七问八问，以及彼此信息的印证，我终于弄清了回撤江北的可能路径：沿富春江二桥的桥头一直往前，经过一里外的富春江一桥后继续前行（和富春江二桥还留有一个通道不同，富春江一桥已经完全阻隔），再过四五里样子，设有一个卡点，属于江南片在这个方向和外界联系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卡点管进不管出，除非有最高级别通行证，否则出了卡点就无法返回。到这个卡点后，再让江北的车辆绕卡点前方一二里的渡济大桥过来接应，然后顺江北原路返回。即便一切顺畅，所经过的路程已是原先从二桥过的几十倍之多。而且，这里还有两个条件需要叠加，一是我要赶到该卡点，二是江北的车辆要开到卡点外侧。搞清了可能的路径，我便开始分头准备：一方面和在单位任务小区执勤会开车的同事联系，请他帮忙把我送到渡济大桥附近的那个卡点；另一方面和在江北家中的老婆联系，让她绕大圈来接应我。这个时候，我所腹诽的只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为平白无故绕如此大圈感到颇为不值。
　　 等了约莫十几分钟，同事从任务小区赶来，载着我往渡济大桥附近的卡口而去。因为这段路属于江南片区的封控范围，所以途中未有其他路障和盘问，算得上畅通无阻。等到了这个卡点，已是傍晚6点左右。同事把我放下，先行返回。我举目一望，但见原先宽阔的道路两旁，搭建了数个红色的帐篷，帐篷外插着几面鲜艳的党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道路中间分几个层级设置了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些路障，有七八名身穿迷彩服或警服或其他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处于工作状态。有几辆车正停在路间接收盘问和查验，也有经查验后不符合进入条件而被要求掉头返回的。得以进入的自然长嘘一口气，而无奈返回的则一脸惆怅。卡点内靠近田野一侧有一片空地，空地四周是一圈长条石凳，估计原先是用来摆自产自销水果摊的，略略有些痕迹可以追寻。如今，因为疫情封控的原因，暂时也就荒在那里，四周几株稀疏的小树，随风摇曳凌乱，很是萧索。
　　 也好，在等老婆前来接应的间隙，我可以在石凳上略略歇歇脚。刚坐下不久，老婆就打来电话，颇有些气急败坏地向我表示她卡在了小区的第一道防线，需要先行到社区开出证明方能出小区来接我。说实在的，老婆只是一个教书匠，平时基本不会和社区之类的基层部门打交道，她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证明也很正常。于是，我先和江北片区所在乡镇街道分管社区的领导进行了联系，简要说了一下我准备回撤需要老婆接应的情况。好在该分管领导是我党校培训班的同学，以前也有些工作联系，她很干脆地表示会先和社区书记说一下，然后再请我具体联系，同时还建议我在证明上承诺撤回后就地当志愿者。如此几经周折，我让老婆到社区找到书记后再拨通我的电话，然后我和社区书记阐述我的意思。因为有前期的沟通铺垫，社区的证明如期开出。我继续坐在石凳上等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越刮越猛，兼有几粒小雨滴，吹打在脸上颇有几分生疼。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将近晚上7点，心想老婆的车总应该快到了吧。正这样想着，我又接到了老婆的电话，这次她更加地气急败坏，说出了小区出了社区都正常，但在富春江一桥江北段的卡点又被拦住了。老婆说给卡点的执勤人员看了社区的证明也毫无作用，他们说出了社区的范围这个证明就是废纸一张，除非有街道的证明。听了老婆的抱怨，我一股怒火腾地升起，随即居然有了种悲凉的感觉：怎么说我也曾经日夜值守在小区的大门啊！如今也只是刚刚脱下志愿者的服装而已，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啊！当然，憋屈归憋屈，办法还是要想的。由于有了社区开证明的经验，这次想路径更通达一点，我又厚着脸皮再次联系了该乡镇街道分管社区的那位领导，和她说了新的情况。她让我把她的号码发给我老婆，届时拨通后她直接和卡点的负责人说。我感谢之后，如是办理。这次效率很高，才一会儿老婆就打来电话，说事情很顺利，已经顺利出卡点了。又等了约莫二十分钟，我终于看到了老婆开的那辆熟悉的车型。那种场景，真是和战争时期终于碰到接应同志的感觉别无二致，正应了后来的一个梗“我们实在是太难了”。
　　 出了这边卡点，我们一路前行。上了渡济大桥后，再行几百米，往右拐出，便是回江北的路了。不料，在准备下桥的时候，又发现那里正在临时搭建帐篷，不由心里咯噔一下，莫非又有幺蛾子？好在这个卡点处于正在设置的准备阶段，尚无明确的拦截指令，只是有值守人员很粗鲁地用耳温枪给我们测了测温，见正常区间便予以了方行。随后，一路返回，又在富春江一桥卡点、进入社区范围卡点、进入小区范围卡点这三个卡点，被值守人员用耳温枪测了三次温。最后一个卡点测温完毕，我在老婆的接应下，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江北温暖的家。事后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亏得我身体素质还扛得住，要不然在本就疲惫的情况下，再经历这样若干小时的冷风冷雨，万一感冒发烧超过正常温度该怎么办？一路过来的频频测温，卡点上用的都是随手拿起的耳温枪，显然并未一用一消毒，万一交叉感染怎么办？所幸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设而已。
　　 怕以后会忘了这段难忘的回撤经历，遂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