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口中的抗日
　　 ——谨以此篇怀念奶奶、铭记沟西庄74人惨案历史
　　 记忆中的奶奶，盘着溜光的发髻，套着一个黑色的头络，拽着不是“三寸金莲”的小脚，标致的身材着浅蓝色卡其偏襟上衣，下穿黑色绑角的扭裆裤。衣服虽然千篇一律，但总是干干练练，嘴角含笑，走路带风。
　　 一看，奶奶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她经常羡慕又骄傲地夸赞我们：我俩孙女会念书多好，能识文断字，能走南闯北，自己挣钱自己花，新社会真真好，那像我们旧社会不兴女人读书，白纸黑字老是欺负我们文盲。上了几天“民校”（扫盲），师傅（老师旧时的称呼）教：排除万难，我们读：孩（鞋的方言）脱面南，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最后勉强认识自己的名字，每当讲起这段，她眼角笑出的纹路里，都藏着几分“红楼刘姥姥”般的憨直与鲜活。
　　 当阴雨天里我们缠着她讲“跑日本”的事，那笑意便会慢慢淡去，仿佛掀开了记忆里一块沉重的旧布，露出底下烽火灼人的伤痕。但那是奶奶年轻时的历史，她只能那样讲，没有值得炫耀的，就是要感慨今天的我们的幸福。
　　 她的娘家在我家的邻村——沟西庄，是一个人口最多就是三四百人的小自然村，每一处聚集地都因地制宜有个具体的名，最南边叫“南帮场”，紧挨着东边便是“东巷”，顺路往上走是“窑顶巷”，往下走是“点庙”（其实就是下面有个庙，沽名底下庙），蜿蜒往西走是“疙瘩”。奶奶家就在东巷第一家，青石台阶，老高门槛，推门就是两眼土窑洞。曾是她童年最安稳的港湾，却在某个晌午被骤然打破平静。
　　 那天，村里人都在地里除草，锄头起落间伴着家常话，忽然瞥见两个穿日本军服的人，鬼鬼祟祟地在山间小路上晃悠，身上似乎没带武器。庄稼人骨子里的血性涌了上来：“人多怕啥？干脆把他们打死，谁也不知道！”话音未落，几人抄起锄头就冲了上去，三下五除二便放倒了一个，可另一个却反应极快，连滚带爬地逃回了三路里。那时的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仓促的反抗，却没料到，黑夜过后，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天还未亮，鸡还没来得及打鸣，沟西庄就被枪声与喊杀声惊醒。奶奶那年才七八岁，肚子疼早早去了茅房，刚蹲下身，就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声响，紧接着是门板被踹碎的巨响。她吓得大气不敢出，偷偷从茅房土墙后探了一眼——明晃晃的刺刀在晨雾里闪着冷光，“日本人来了！”这五个字像重锤砸在心上，她提起裤子，紧紧贴在冰冷的土墙上，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只听见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鸡飞狗跳的慌乱、撕心裂肺的尖叫、绝望的哭喊，混在一起，成了那个黎明最刺耳的哀乐。
　　 姥姥抱着未满一岁的三老姨，躲在门后大气不敢出，可刺刀还是顺着门缝刺了进来，三老姨的胸口和胳膊上，从此留下了两道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疤，那是侵略者暴行最狰狞的印记。“点庙”大槐树下，二老姨夫的爷爷奶奶倒在血泊里，小小的二老姨夫急中生智，扑倒在亲人身边装死，耳边传来日本人用生硬的中文问：“小孩滴，死了没有？”靴子踢在身上的痛感还未散去，他却死死屏住呼吸，直到脚步声远去，才敢偷偷睁开眼，看着满地狼藉，泪水混着泥土往下淌。
　　 “窑顶巷”传来的马蹄声像暴风骤雨，机枪扫射的声音震得地都在颤。有个最先组织反抗的村民，躲在荆条堆里，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的马队踏过村庄，他攥紧拳头，把仇恨咽进肚子里，凭着机智再次躲过一劫。
　　 那个黑暗的黎明，像永远不会结束。沟西庄不过三四百口人，可那一次，就有74条生命永远停在了那天——有刚嫁过来、还没来得及熟悉婆家的新娘，有回舅舅家暂住、还想着第二天回家的外孙，还有被凌辱后含恨而死的十二三岁姑娘。白色的恐怖像乌云，沉甸甸地压在小村庄的上空，连风都带着哭腔。
　　 奶奶的讲述里，从不只有绝望。她会说起游击队里的弟弟，哪怕被人轻轻踢都能瞬间警觉，像受惊的鸟儿般消失在视线里；会说起警报响起时，村里人搭着梯子，躲进窑洞里的小“馅窑”，黑暗中彼此攥着手，听着外面的动静，盼着天亮；更会说起，沟西庄的村民们，凭着先觉、机智与勇敢，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步步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终于等到了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后来，奶奶看着我们背着书包去学堂，看着村里盖起新瓦房，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她总说：“新社会真好，我这双小脚，也能踩着安稳的路，看着你们长大。”她的抗战记忆，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满是普通人在烽火里的挣扎与坚守——有恐惧，有伤痛，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那些埋在岁月里的故事，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让我们知道，如今的安稳日子，是多少人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而奶奶嘴角那抹恒久的笑，是历经风雨后，对新生最温柔的礼赞。
　　 那一代人，幸福的记忆也是特别的，悲惨占据了他们的生活，奶奶常常感叹——后代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