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舅的抗战岁月
　　 张凤英
　　
　　 大舅的名字是谷鸿林，槐树庄村的同龄人都唤他"鸿林哥"。他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上衣，肩头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针脚密得像春雨。那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缝上去的。
　　 “秀娃来，大舅给你说段在东北打鬼子的故事。”大舅吐着烟圈，眼睛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太行山口音里，总是夹着几句典型的东北腔，像谷子地里突然长出几穗高粱，格外扎眼。这是他在东北战斗中从当地人那里学来的。
　　 大舅十九岁那年，故乡的老槐树刚冒新芽，县里来了几个穿灰色军装的人，那是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在打谷场上扯起红标语：“保家卫国，坚决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大舅当时正在碾米，撂下簸箕就挤进人堆里。母亲说，那天黄昏大舅回家时，眼睛里烧着两团火，连晚饭都忘了吃。“彦林，你好好在家跟着你二哥过日子，我报了名要去东北打鬼子了，可能一时半会回不来，你要好好听二哥的话。”大舅蹲在灶膛前，火光照亮他年轻的脸庞。母亲正在蒸窝头，热气蒙住了她的眼：“哥哥，你去打鬼子是大事，不用挂记我。倒是自己要多加保重……”大舅不说话，只是往灶里添柴，火苗噼啪作响，像除夕的鞭炮。那时候，大舅还是一个热血青年。
　　 出发那天下着毛毛雨，大舅和二十多个小伙子站在村口老槐树下，胸前戴着大红花。母亲塞给他一双千层底布鞋，鞋窠里缝着三块银元，那是二舅叫她捎给大舅的钱。大舅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妹妹，这是炒南瓜子，你爱吃的。”兄妹两个难舍难分的感情溢于言表。
　　 这一走就是三年。起初还有信捎回来，说他们在长白山里打游击，桦树皮能写字，松子能当粮。后来战事紧了，音信就断了。母亲天天去村口张望，槐花开了又落，落了她满肩。直到第四个年头开春，河里的冰刚化净，一个挑货郎捎来口信：鸿林在东北负伤了，正在东北老乡家里养伤。母亲连夜纳了双新鞋，鞋底比往常厚了半寸——她说东北雪大，得多絮层棉花。
　　 当大舅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来的时侯，已是麦收时节。他坐在驴车上，脸色白得像刚磨的新面，怀里紧紧抱着个蓝布包袱。车把式说，是在三百里外的驿道边碰上他的，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咳起来像要把心肝肺都呕出来。
　　 直到这时候，我妈才知道大舅是九死一生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他的右腿受了伤，胸部也伤得很重，子弹穿过肺叶，留下个铜钱大的疤。他带回来的包袱里，有件破得不成样子的棉军装，母亲拆洗时，从内兜摸出半块怀表，玻璃裂成了蛛网状，指针永远停在寅时三刻。
　　 “那是王队长的表。”大舅靠在炕头上，声音轻得像飘絮，“我们被围在山沟里两天两夜，最后他说，鸿林啊，你得活着回去，告诉老家人，东北的雪是红的，战士们的心也是血红的颜色。”
　　 他断断续续地说起那个雪夜：小分队十二个人，只剩下三个突围。他们踩着没膝的深雪往山下跑，子弹把白桦树皮掀得纷飞。最后躲进个炭窑时，才发现王队长的肠子流了出来，却还死死攥着怀表计时辰。
　　 “后来呢？”我攥着大舅的手问。他的手很凉，像刚在河水里浸过。
　　 “后来……”大舅望着窗外的太行山，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梯田，仿佛又看见那片林海雪原，“后来我在小河沟里醒过来，雪化了，水是粉红色的，是东北的老乡救了我的命。”
　　 救起大舅的是个东北老农，用爬犁把他拉回地窨子，拿草木灰止住血，煮小米粥一勺勺喂他。老农的儿子也参加了抗联，去年冬天死在老黑山里。大舅养伤的那些日子，常听见老农坐在门槛上哼东北小调，调子悲凉得像北风卷雪沫。
　　 大舅回家后，经常在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农闲时教民兵们瞄准，射击、拼刺刀。他总把木枪抵在右肋下：“这儿，要护住肺叶子，肺打穿了，说话漏风，唱不了梆子戏。”民兵们哄笑起来，大舅的表情却十分严肃。
　　 他的肺病每年冬天都要犯，咳得狠了，就攥着那半块怀表喘气。母亲用土方子给他治病：梨膏糖炖枇杷叶、火罐拔背、三伏天贴膏药……什么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用，到底落下了病根。解放以后，政府给了大舅600元钱，资助大舅治疗肺病。结果一不小心600元钱被小偷偷去了，大舅一气之下肺病不治而愈。说起来这真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大舅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公社的各项工作他都抢着做，他说：“去东北打鬼子的那些年，就盼着全中国解放了，为建设新中国出力，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哪能不使劲儿干社会主义？我不仅要干自己那一份，也要把牺牲了的战友们那一份肩负起来。”
　　 公社的社员们都被大舅的行为感动，各家各户都为公社的生产出力献策。那时候，人民公社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我第一次见到大舅的时候，才刚刚学会说话，那时候大舅一个人单过，三舅和四舅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舅还打着“光棍”。我就成了大舅的开心果，一见面，我就对大舅说：“大舅，妈妈在奶奶家的时候，天天告诉我舅舅不会笑，大舅很严肃，您怎么一见我就笑了，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啊？”一句话逗得舅舅开怀大笑。从此，我天天缠着大舅，求他讲故事，求他买好吃的烧饼。大舅对我有求必应，总是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
　　 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妹妹，就带着弟弟妹妹把户口迁移到爸爸工作的城市去了，只留下我在苍山村陪着爷爷奶奶过日子，后来三叔也辞职回家，我们家里就热闹起来了。每逢过年过节，大舅就牵着公社的小毛驴来接我，让我去大舅家住几天，有时候能住半个月呢！大舅每天去公社办事，去二舅家的铁匠铺打造农具，都要把我带在身边。二舅家的凤莲姐姐就是我最好的玩伴。
　　 时间过得飞快，1962年秋季，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大舅对奶奶说：“秀娃在农村读书总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叫她到城里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再说了，城市里的教育质量，是咱们贫困山区无法比的。”于是舅舅获得了爷爷奶奶的同意，带着我到县城里买了花裙子和新书包，一路将我送到了内蒙古乌兰察布。路上在北京逗留了一天，参观了天安门和颐和园。从此以后我才改变了生活方式，从村姑娘变成了城市里的学生娃。这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意义重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此以后，我才成为一个城市里的好学生，走上了一条与表姐表哥不同的成长道路。从学生娃到兵团战士，再到工农兵大学生，国家干部，人民教师。起始点都来自大舅送我到城里读书。因此，我心目中大舅是我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