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村庄，位于大山之脚，小溪之源，偏僻而遥远。立村两百余年，传承数十代，看着多少婴儿呱呱坠地，也送走无数老人白幡阵阵。如今，他抵不过历史的滚滚潮流，已“白发横生”，老矣，老矣。
　　 爷爷是土生土长的那村人。听父亲说，他曾经是个年轻的小后生，后来是个可爱的小老头。至于容貌，那时候穷，肚子都没办法填饱，拍照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技术，那村庄人听都没听过。我出生得晚，是家中的幺子，没有机会见到他，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他的容貌。通过父亲断断续续地描述，拼凑出大概：瓜子脸，小眼睛，长睫毛，日子虽然苦，但还是一脸招牌般的笑容。
　　 他一辈子种田。没有自留地，就租地主家的。田地再远，他也从不抱怨，早出晚归，吃苦耐劳。听母亲说，爷爷曾经挑着担子走山路，弯弯曲曲，七拐八绕，整整一天，就吃了三颗小小的黄豆，硬邦邦的那种。塞一粒入嘴，不敢咀嚼，只能慢慢地含，像糖一样含到软糯化为乌有为止。只有这样，肩上有重担，嘴里有食物，肚子才不觉得空，腿上才有力。
　　 爷爷小时候，住茅草屋，“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司空见惯的事；后来，住木板房，小风吹，大风号，冻得瑟瑟发抖。爷爷不服输，从山里挑来黄土，用自制木盒固定，用重杵将盒里的黄土夯得密实，中间加入木头、竹子为筋骨，力保坚固，扛得住风吹雨打。
　　 房子建好，爷爷也老了，挑不动重担，常常坐在屋前的石阶上晒太阳。小眼睛眯起来，看着青春时流汗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归属在自己名下，笑容是那样灿烂。再后来，爷爷闭上了小眼睛，离开了人世，也彻底离开了那个村庄。他耗费无数力气建的土坯房，也被父亲给推倒，改建了砖瓦房。
　　 父亲生于1949年，和新中国同岁。他姓单，名高林。人不高，一辈子善良。从小，他老实巴交，受人欺负。
　　 农村人，一根竹子，一点田埂，一点路基……都是“兵家必争”。父亲争不过别人，只能忍让。某次，邻居霸道，将架子不偏不倚，搭在我家路口的正中间，父亲挑水经过，皱了皱眉头，无可奈何地侧身走过，没有言语，没有动作，没有冲突，仿佛一切跟他无关。不过，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翻江倒海，能做的就是勤劳。
　　 家里最多的就是农具，镰刀伐木，锄头开地。菜地不够，开；田地不够，开；茶山不够，开……他的世界就是不停地流汗，不停地“脸朝黄土背朝天”。
　　 分家时，我家的田地在全村最少，经过父亲不断地开垦，亩数排在全村第一。最远的茶园在村庄七里之远的高山之巅，人迹罕至，别人嗤之以鼻，他乐在其中。一路羊肠小道，荆棘密布，父亲也毫不在意，年年施肥，年年锄草，年年采摘茶叶，赚钱养家。
　　 除了土地，父亲也圈养了许多家禽家畜。一天到晚，鸡“咕咕”叫唤，带着一群小鸡到处啄食；鸭子早早地下河，在水里寻找螺蛳吃；鹅呢，总是高昂着头，傲慢十足。过年时，家里的年猪是全村最肥的，杀猪的汉子总要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狗是最忠诚的伴侣，是守家的将军，有了它，安全似乎才有了保障。
　　 时间如水，父亲挡不住岁月的侵袭，跨过古稀的门槛，疾病找上他的身体，钻进他的器官。尽管再努力，田地还是荒凉了，稻谷再也没种；茶园不再锄草，湮没在高高的树林中，难辨痕迹；不知何时，已听不到家禽家畜叫唤的声音，老家变得无声无息。
　　 父亲老了，为了方便照顾，我把他接到城里。他无奈地回头看了一眼又一眼，坐上了我的小车，离开了那个村庄。那幢自己烧砖、砌墙、盖瓦的砖瓦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寂寞空虚。
　　 我长于八十年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班车。国家如巨龙腾飞，小家似初升之阳，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我可以背起书包，一读到底。
　　 用父亲的话讲，只要我考得上，读得进去，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说话时，他的眼圈红红的，毕竟他一辈子没有进过学堂的门。
　　 低小在本村，高小在村委，初中在乡镇，我总是背着书包，一次次盘旋在上学的路上。虽然学校越来越远，但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
　　 我刻苦好学，从来不敢松懈。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丝不苟地完成；老师批改的作业，细心研读，将不懂的地方弄懂；上课时，坐得端正，不时做着笔记，虽然遗传了父亲的“老实”成份，极少发言，但听得格外投入……
　　 初三即将画上句号，报考成了一大高山，艰难抉择下，我挑了一所地级中专。毕竟那是1997年，国家还包分配。一旦考上，意味着铁饭碗，可以转农为非，吃上公家饭，从此衣食无忧。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老泪纵横，用“树皮”一般的老手抹了一把又一把。他说，感谢祖宗护佑，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公家人。
　　 毕业后，我成了城里人，买了城里房，娶了城里媳妇。父亲说留给我的那幢砖瓦房，除了节假日，我再也难以踏足。
　　 我生长于那个村庄，却不要了那个村庄。或者说，那个村庄静静地矗立在那，再也难以等到我这游子的回归。
　　 儿子出生于2018年。出生前几天，妻子住进了县城的妇幼保健院。在医生的细心呵护下，儿子的啼哭响亮在病房里。那个村庄的接生婆，早已埋进了前山的坟，荒草萋萋，比人还高。
　　 儿子长到一岁时，父亲想把他接到那个村庄住上一阵。我也愿意，只是妻子到了那个村庄，却有诸多的不适应。
　　 那个村庄，没有厕所，只有一个圆木桶，方便时坐上去，妻子没有用过，愁眉苦脸根本拉不出来；那个村庄，没有洗漱房，洗澡就在河边，拿条毛巾不停地搓，妻子憋了两日，也不愿意光天化日到河里洗澡；那个村庄，没有网络，一台手机成了摆设，上不了网，接不了电话，与现代社会脱钩，妻子像丢了魂魄，眼神中充满了无助……
　　 住了两天，妻子执意要走，我尴尬看看苍老的父亲，点点头。父亲倒也理解，吧嗒了一口旱烟，吐出一个烟圈，说走吧。说话时，他大概也没想到，过上两年，连他自己也要坐上我的车。
　　 从此，妻子极少去，母子同心，儿子更极少去。在儿子的印象中，那个村庄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于他的世界，更别说砖瓦房，以及门前的田地。
　　 终究，那个村庄埋进了人们视野的“坟墓”，被时间的洪流掩盖，长出遗忘的荒草。这或许是历史的岔道上最正常不过的选择，但谁又能阻挡多少游子的午夜梦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