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在老家的工作单位下岗以后，我辗转来到了沿江市谋生。漫步喧嚣的城市街头，不经意间，我猛然发现了路边那个蹬着满载蜂窝煤三轮车的人——郑移民。他头发花白，背脊稍有弯曲，与二十年前那个在炒锅前活力四射的样子判若两人。“他乡遇故知啊！郑大哥，怎么会在这里碰上了你？”我箭一般冲到他的跟前，惊讶地呼叫着。他停下車，愣了好一会儿，才从沾满煤灰的脸上挤出笑容：“怎么是你？怎么是你啊？我不是做梦吧！”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直絮叨个不停。
　　 在郑移民的引领下，我来到了他狭小的出租屋内。坐定以后，看了看室内简易的陈设，和他那饱经沧桑的脸，我的记忆潮水般地涌来，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乡下，他就成了村里最早嗅到机遇、出去闯荡的人。当时他那种既种地又做生意的“两头忙”的生活，不知让多少人为之倾慕。
　　 虽说郑移民是乡下人，可他祖辈都生活在乡下一个偏僻的小集镇上。对于做生意，那可算是一个舍得吃苦，又精于算计的人。比方说，在集贸市场未完全放开之前，逢集日（每十天两个集日）的早晨，天还黑漆胧胧的时候，他就会来到集市，以低价从赶集的农户手中买进蔬菜、鸡蛋等物，随后以高价售卖出去赚取差价。尽管他因旷工被生产队扣过工分，也被工商所以“投机倒把”的罪名罚过款，可他家里四五个孩子都张着小嘴要吃饭，生活实在困难，多数情况下，也就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回首往昔，那段日子虽满是艰辛，却也洋溢着希望的微光。终于，市场开放搞活的春风拂面而来，好光景翩然而至。那年，承包地刚好种完，他就急不可耐地带着身边几个好友，乘汽车，又转乘火车来到了距家千里之遥的沿江市。沿江市是濒临长江南岸富庶的鱼米之乡，是外来人员务工和创业的好地方。到了目的地，经中介牵线搭桥，或自投门路，有的去建筑工地做小工，有的进厂当工人，有的收废品，而郑移民则去社区的农贸市场租用了一个小门面，做起了炒瓜子的生意。
　　 门面房的面积大约十一二个平方。除了放置一张床，一口炒锅，一节卖货用的柜台，室内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
　　 城里人有夜生活的习惯。几近午夜时分，这边刚关门，那边买瓜子的人又来敲门。好不容易打发完生意，懒得洗漱、懒得脱衣，仰躺在床上，便死一般地呼呼睡去。仿佛一瞬间的功夫，又被闹钟吵醒。此时，无论如何再也不敢合眼。凌晨三点，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生火、炒货，打扫卫生……
　　 炒货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选料、配料的比例、火候的掌控，及翻炒的频率，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的话，炒出来的瓜子，夹生，或糊吞吞的模样，很难卖得出去。底一把，上一把，炒货人忙碌的身影如同打拳。锅铲子与铁锅摩擦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使人头皮发麻。瓜子中添加的桂皮、香叶、八角、花椒、小茴香等调味料，翻炒过程发出难闻的味道，给人以头晕眼花、恶心想吐的感觉。在逼仄的空间里劳作久了，室内的衣物及用具会蒙上一层灰尘，人的脸也会因汗渍而变得如同“花老猫”。
　　 生活就像面前的炒锅，不停地翻炒着希望与艰辛。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上学，还要照顾耄耋之年的婆婆，地里的庄稼更离不开人去精心管理。这样，城里的生意只好由郑移民一个人打理。实在忙不过来，就临时找个帮工。
　　 说来挺奇怪的，有一年临近春节，生意异常火爆，郑移民不得不聘请了小区附近一个才退休的老头前来帮忙。刚干了四五天，老乡中就有人以开玩笑的口吻，给郑移民老婆打电话，说郑移民赚了钱，就找了一个女帮工，两人相处的还很黏糊。你不过来管一管的话，两人非出事不可。或许因为长期两地分居产生的思念之情不容玷污的缘故，老婆便信以为真。为了不打草惊蛇，第二天下午，她冒着漫天的雪花就乘车赶了过来。
　　 没成想，到现场一看，她的脸颊顿时变得羞红，便用力跺了跺脚，非常悔恨地说：“唉！我真是……我真是糊涂了！”郑移民连忙追问怎么回事。她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摆摆手说：“没……没什么，你别问了，我就是不放心来看看你。”郑移民看着妻子窘迫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一切，苦笑一下也不再深究。
　　 命运就是这样难以预料。怎么也没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到处都能寻找到发财的机会。随从郑移民一同进城的邻居老刘，已是知天命的年纪，因在城里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扫大街，空余时间捡废品，一年竟赚了上万元。那时候的万元户，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难怪老刘的家里，早早地就推倒草房建楼房。随后，还帮助自己的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论赚钱能力，郑移民可比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老刘强得多。
　　 除了平时不断往家里寄钱以外，春节期间，郑移民还要拎一包十元、五元的钞票回家，估摸着怎么也得有上万元。因郑移民是村上的长辈，知道他手里有钱，半截村子的大人小孩，大年初一都争相着前来给他拜年讨红包。一个头磕下去，三十、二十元的票子就流进了晚辈们的腰包。
　　 此外，节日里的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郑移民都表现得慷慨大方。细算下来，花销也不在少数。一个春节过完了，包里的钱往往用去大半。本想出去继续炒瓜子赚钱，可春耕生产在即，想走也难以脱身。
　　 郑移民家有六亩承包地。那时候，农村还没完全实现机械化。播种、施肥、除草、收割等农事，大都要靠手工操作。转眼间的事，春耕结束，夏收季节又如约而至。同时，因夏季来临，瓜子销售也进入淡季。反正进城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是等待入秋再说吧。
　　 就这样，郑移民总是每年过了麦收进城，春节回家。经历春耕春种，及麦收季节——钱花的差不多的情况下，再进城赚钱。
　　 有人劝说郑移民，在家种地赚钱少，不如把地流转出去，专心在城里做生意更划算。郑移民则说，地是咱庄户人的命根子，走得再远也不能离开土地。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郑移民一直遵循着农闲进城、农忙回乡的节奏。虽然也攒下了一些钱，甚至在邻居们都盖楼时，他也不甘落后地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但多年的积蓄也因此消耗大半。年复一年，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却始终在“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层面上徘徊，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和积累。
　　 时光荏苒，二十年转瞬即逝。当我从对往事的回忆中清醒过来时，只听见郑移民心情沉重地说：“一晃二十年，一直都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开始时，我炒瓜子，做了十几年的好生意。没想到的是，进城炒瓜子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再加上小区拆迁，找不到合适的摊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改送煤球，有时也给人家送纯净水。若是早些年听别人的劝告，把地租给别人耕种，一心一意在城里赚钱，也不至于到现在还租别人的房子居住。回想起来，感觉很后悔的。”
　　 当谈到郑移民的家庭状况时，他的眼神里闪耀出一缕不易察觉的光。他兴奋地说，孩子们比他有眼光，成家后，全都进城寻找出路。有的建成了小型、智能化、全自动的炒货加工厂，有的开超市，有的成了企业的管理者。尽管近年来房价、车价居高不下，他们却都买了房、买了车，并打算在城市里打拼一辈子。
　　 离开郑移民的出租屋，漫步在人流如织的街道上，我不禁感慨万千。时代的大潮冲刷着每个人的命运，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顺势而为。郑大哥这代人，用他们的青春与汗水，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虽然在这一进程中，郑移民本人的认知及行动上尚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他的孩子们，却以更清晰的思路，更明确的目标继续前行，并在城里这片热土上扎下了根。这或许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真实的缩影——一代人的牺牲与奋斗，换来了下一代人更加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