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很荣幸，我当上了“伪军”
　　 我们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办电的。那时候的批电政策是以排灌为主，综合利用为辅。你想安电，必须先到水利局申请打机井，指标到手后，再到农电局以给机井配动力的名义申请办电。全乡七十多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几百亩土地。每个小队打一眼井都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而能批下来的指标却屈指可数。井位分散，电力线路自然分散。每眼机井配给一台变压器，却根本没有把变压器台筑到机井旁边的。办电实际上解决的却是老百姓的米面加工和生活照明的问题，由此还生出了“以井赖电”的俗语。有了电，就得有人管理。小队电工、大队电工、公社电工应需而生。
　　 我们队通电最晚，那时候已经用不着以打机井的名义了，电力网络覆盖了全公社的各个小队。承蒙队长的高抬，在贫下中农的子弟实在干不来的情况下，把我拔出来委以重任，让我当了小队电工。这时候，其他小队的师兄都有了四五年的工龄了。半年以后，又蒙大队领导的慧眼垂青，我升任大队电工，成了各位师兄的头子。又过了一年，上级决定在各乡镇成立农电管理站，简称电管站，将大队电工择优选录上来，集中使用。若论资历，又是我最浅，但是，我不但被“择优录用”了，并且还当上了会计，负责相当重要的电费发行和财务工作。从电之路上，实现了三年三台阶。
　　 进了站里，我才搞清了电管站只是个群众的管电组织，并非农电局的下派机构。农电局的下派机构叫农电所，也是每乡镇一个，人数三至四人。这两路人马汇在一起，合署办公，对外统称“农电”。这就像学校里的老师，虽然站在讲台前同样给学生授课，却有公办和民办之分；我们也是一样，腰间都别着一把钳子，在老百姓面前挺牛的，在内部，却有“所人员”和“站人员”的区别。身份不同，待遇自然就不一样，甚至是相差悬殊，所以我们就有了“伪军”与“皇军”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并且也公开地有了这两种称谓。
　　 “所人员”和“站人员”的领导是同一个人，既是所长，也是站长，统称所长，是这个大门楼里的最高司令长官。所长的任期没有规定，有的所长在一个地方一干就二十多年，这类所长肯定是优秀的，放在那里领导放心，那个所也必是标杆单位，轻易不动人。而有些所的人员就不稳定了，像走马灯似的，你来他走，谁也扎不下根。我们所在开头几年间就是这样：五年里换了四任所长。
　　 农电的工作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线路设备的安装检修与维护，“所”里专有一人负责这块，官称“设备管理专责人”，简称“某管理”；另一块是每月抄表收费，保证如期上缴，也有一位“所人员”监管此项，官称“营业管理专责人”。加上所长，一个所仨人，都有角色，活的就是“站人员”了。
　　 “站电工”的工资、经费等都不用农电局负担，而是用随着电费贴收“电工经费”来解决。这个“群众管电组织”就必然有账目，于是应需而生，每个站都选拔出一个伪军担任会计。但是财务大权还得由所长和农电局的“总站办公室”掌控，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报账制度，因此在农电内部曾流行“所管站，站管饭”的俏皮话。后来各站会计的主要业务是负责“二次发行”（即用户的电费这一块），这个业务量很大，责任也不小。我从进站到退站，干了二十年的会计，前六年还得包片，会计业务仅给我多加了五元钱，后十四年兼“二次发行”专责人并负责后勤，成了单位的管家婆。
　　 二十年中，我与两位所长共事时间较长，一位十年，一位五年。多是愉快默契的合作，当然也有对人对事看法的分歧。在工作中，我既要维护所长的威信，把上级交办的任务完成好；又要维护我们伪军弟兄的合法权益，把我们应得的工资及待遇拿到手。其中的细事就不在此细说了。
　　
　　 二、“之下”以外的得益
　　 我在农村当了二十多年的电工。1984年各乡镇成立电管站时，我是首批入选的人员之一，此前是我们小队和大队的电工。入站后，我就一直当会计，前六年还兼职外勤包片，后十四年兼职“二次发行专责”。二十年来，我没在钱物和账目上出过差错，因而我得以“超期服役”一直干到我那个岗位被电脑自动化取代而终结撤销。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得到了农电局和电管站历届领导以及各乡镇同行们的认可，也得到了全乡各村广大用户的好评；并且，在我即将退出“仕途”的时候，还在管制了我家二十来年的新发堡村党支部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我政治身份的彻底改变，这一点使我感到很骄傲。
　　 人在总结成绩的时候，都是把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几个“在什么什么之下”，最后一小点属于自己的努力，我当然也能不例外。但我除了那些“之下”以外，还得益于一个人的榜样作用，我自己知道，我的看人对事的观点和方法在极大程度上都是受了他的影响。他就是我们村任期最长资格最老的党支部书记，名叫纪洪明。
　　 他掌权时，正是我父亲被管制被改造的期间，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阶级斗争”。正是由于他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执行，正是由于他对“群众专政”这个武器的有分寸的恰到限点的使用，使我对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敌视的心理，倒是相反，我常常对他感恩戴德，他给我树立起了一个很正面很高大的形象。
　　 在这里我不想提他与我父亲之间的历史隔阂和恩怨矛盾，但是我却想说两件与我家没有关系却对我触动极大印象极深的事情。我在农电所这个小社会里“混过来”的二十年间，在“处理人事”和对待工作上，当年那两个我也亲身在场亲眼所见的情景一直是我的镜鉴。
　　 文革期间，家住梨树县大孤山的四类分子翟某，竟然贼胆包天，偷了生产队的一头猪仔，连夜弄到我们大队其亲戚家，随后就被跟踪而来的人拿获。我们大队是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的地方，不要说四类分子，就是一般社员，也不敢惹这类的祸。那天晚上，恰巧我们大队正在开会，批斗四类分子。大孤山来的领头人是一位大队副主任，也不含糊，要求借这个热锅把他们的这个敌人也批斗一下。我们大队的领导同意了，喝令这个老翟头也弯腰站到挨斗的人排里。
　　 这个老翟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领着他的十四五岁的儿子。大孤山的人就把他的儿子也推到了他的身旁一起站着。就在这时，纪书记走了过来，一把拽出了那个小孩，问道：“他也是四类分子吗？”“他和他爹一起偷猪……”“和他爹在一起也不一定就肯定是参与了偷猪。即使是真的参与了偷猪，也不能放在一起批斗，我们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纪书记铿锵激昂的几句话使大孤山的副主任张大了嘴巴：想不到这位批斗大权的主宰者竟然这么讲政策！多年以后，已经是黑龙江省某农场场长的那个小孩子，给纪书记写来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向当年救了他一驾的恩人表示感谢。从这件事上就足可以看出纪书记的高人之处。
　　 1973年，那正是农业学大寨的盛期。在那提倡大干苦干的年代，我们公社竟搞了一次科技支农活动：培养白僵菌，防治玉米螟。我想那肯定也是上级的精神，试验地点设在靠近榆树台镇的常青大队，人员需要四至五名，在全公社范围内抽调。全公社足足有六千
　　 多名社员，可真是千里挑一。我们队的小夏，以“根正心红苗壮”又读过初中的优势，在纪书记的力荐之下，光荣入选，其荣耀真不亚于考进清华园。我也有幸奉命为试验基地送了一次物品，亲见了那个令人倾羡的场所。裱得雪白的屋子，窗明几净，培养基放在用塑料布罩起来的小棚内；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白口罩，就像医生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观察白僵菌的发育情况，每隔几小时做一次记录；若说干活，也就是往培养基上喷点水。这与在烈日下光着膀子撸大地的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神仙。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差事，可惜，我们的小夏没干下来。
　　 一天，社员们正在大地里铲地，生产队的大喇叭响了。大队的广播员喊道：一队的夏××注意了，叫你马上回到常青大队！广播员一遍一遍地喊着，很怕听不见误了事。正在铲地的老夏受不了了，向组长请了假，去找他儿子。原来那差事虽然清闲，但是很寂寞，小夏忍耐不住，跑回来上南岗子和小孩子们打鸟去了。
　　 又过了几天，小夏扛着锄头，也和社员们一块下地了。大家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诺诺地说：结束了。不一会，纪书记扛着个锄头来到了地里，当着几十个社员的面，劈头盖脸将小夏暴剋了一顿。大伙这才知道：不是试验白僵菌结束了，而是小夏的美差结束了。纪书记问他：改发货票是怎么回事？他说：去买东西，半路上丢钱了，想把丢的钱补回来。纪书记训斥道：你怎么就这么巧呢？你知道那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那是贪污！这回你把票子拿家去报销去吧，这样还能少损失点，少挨点处分。你忘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了吗？你是在犯罪！训到最后，纪书记叹了口气说：年轻人干点啥，怎么就让人撒不开手呢？
　　 一帮人鸦雀无声地边铲地边听着，最后的这句话在我心中激起了震动。我想：你为什么不用我呢？你用我试一试，看能不能撒开手。但是，他们不能用我，因为我是四类分子的儿子。如果真能执行“区别对待，重在表现”的政策，会计这个工作我起码能早干二十年。
　　 1964年，农村搞“四清”运动。我队会计被查出贪污了六百五十元钱，数额之大，排全公社第二。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能再用，令工作队犯愁的是没有接任的人选。我是我们队唯一的中学毕业生，但是不能用；有两个想干的，可惜干不来。打算从外队调人了，可是人家嫌我队工分价值低，人又爱鼓捣事，婉言谢绝。研究来研究去，想起下年还有一个中学生要毕业，未必能升上学，即使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这个缺就给他留着吧，今年再让这个“四不清会计”代理一年。第二年那个中学生真的就回来当了会计。
　　 最后我的被“任用”，也还是多亏了纪书记。1979年，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我父亲被解放了。第二年，纪书记就在众人还余悸未消的心态中，果敢地提拔我到大队当电工。那也是个令人眼热的岗位，我立即就想起了小夏。心里竟然升起了一股十足的自信感和自豪感。
　　 我非常敬重他感激他更想亲近他，我总想去看望看望他，可是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我不能因为他提拔我当了电工就提着烟酒去溜须他，那样做，不但违背我的做人品格，也会引起他对我的反感和藐视。当我接到我的党员身份转正的通知的时候，这一下机会来了，这才是我最好不过的见面礼。
　　 他在任期间，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培养我入党，但是，我始终对那个组织的痴诚向往，我努力修炼自身，在做事的时候自觉按照章程中的标准去对照，却是太多地受了他的影响并以他做为我身边的楷模。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早已卸任多年，早已没有了当年一言九鼎的威风和权力，并且银须白发老态龙钟，年逾七旬。他听说我入了党，成了“和他是同一个阵营”的战士，既高兴又惊讶。他握着我的双手，像是面对一个起义反正人员：“我得重新认识你。”我笑了笑，对他深鞠一躬：“我没给您老人家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