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
　　
　　 这本书是五篇报告文学作品的合集，其中以“歌”名篇者三：《大风歌》《风采歌》《九凤歌》；以“山”名篇者二：《龙虎风云会览山》《圣水心泉稷王山》，故它的两位作者和闻喜县的领导称之为“三歌二山”，他们想以此作为书名。在《圣水心泉稷王山》获奖之前，他们曾有把前四篇结集出版的打算，谓之《三歌四篇》并写信征询我的意见。无论是《三歌四篇》还是《三歌二山》，我都赞成，一则容易记住，便于流传；二则以“数”称书名篇者古今多有，《九歌》《九章》《四书》《五经》，至于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老三篇”等更是约定俗成的篇目称谓，但我又觉得以“数”名篇者，没有醒目地强调闻喜，所以建议改为《闻喜之歌》或《中国闻喜人》，他们商榷后同意定名《闻喜之歌》。
　　 在这五篇作品中，我最早读到的是《大风歌》，写的是“憨人”张希华在贫困的大尾沟修路引水的感人事迹，写出了一种精神、一种气魄，文字也活泛，在“共和国的脊梁”征文大赛中显得尤为突出并得“特等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高层论坛大会上我对参评作品作了讲评，其中特别提到《大风歌》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在那次评奖会上，我认识了田水旺、任育才和张希华。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朴实得有点土气、厚重、憨实，但眼神里却传递出生命力的坚毅和内秀的灵性，我至今仍记得和张希华握手时他那掌心硬茧留下的锉刀样的感觉。我想，“憨人”自有钢铁般的憨劲，这结茧的锉刀样的双手，既是在大尾沟那五华里料姜石山路和引水管线埋设时留在他手上的恒久的痕迹，又是他锉平山路，挖通管道的利器。当年奥地利著名作家茨魏格，因为写赌徒的手写得出神入化而给他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如今田水旺、任育才也不谋而合地在张希华的这双手上做足了文章。“锉刀”是我的感觉，两位作者用的却是“锯齿”的意象，而且是从心疼女婿的莲莲眼中流露出来的：“看着女婿那双手，粗糙得全像是‘锯齿’，水泡上面是血泡，新茧前头是老茧，手背上迸满了碎口子，流出的鲜血又结成了结，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样的知痛一样的亲”——这哪里是在写手，这是在写一种顽强的拼搏、一种无私的奉献、一种自强不息的韧性、一种奋发图强的进取、一种独立支撑的道德人格！
　　 《大风歌》获奖后，田水旺、任育才又给我留下《九凤歌》。不久，该文与《龙虎风云会览山》在“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征文评奖中再次获奖。颁奖后，两位作者和这两篇文章的主人公——览山书院开基者“列宁头”温锋、“诸侯王”吕万福一同光临寒舍，遂使蓬荜增辉，大家相谈甚洽，让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后来，闻喜县委书记董鹏翔、县长荆青莲以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宣传部长联名给我寄来两封专函，说准备出书，邀我作序。我知道，这是一种重托，更是一种礼遇，虽自感才疏学浅，却也无可推委，必须勉力而为之。于是应承下来。
　　 前两天，任育才来电话，说《闻喜之歌》的出版运作已经到位，单等我的序了。为了写序，我又把五篇作品以及有关的评论重读了一遍，感觉依旧新颖，而且引发了我广阔的联想和多方面的思考。运城市文联主席王西兰说，“像《大风歌》这样的作品，河东尚找不到第二篇”，应该说不算溢美。要我看，《大风歌》之后的四篇作品，大体上都保持了相近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放在一起，比较整齐，不显参差，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疲软，也无“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力弱。尤其是“二山”，则更见作者底气的雄强。直觉告诉我，这是两位潜力很好、发展空间不会很小的报告文学新秀，我应该为他们的出现呐喊。他们收在本集里的五篇作品，不仅在山西是第一流的佳作，就是放在全国报告文学林里也当属上乘，也都会以其在艺术上的独特而自成一家，不与他人雷同。
　　 梳理一下自己阅读《闻喜之歌》的体验，我以为这些作品的价值——或值得称许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端：
　　
　　 其一：选材好，好就好在有特点。
　　
　　 闻喜人写闻喜事，写出了平凡中的不平凡，更写出了不平凡中的平凡。本地人写本地事，离得近，看得真切，看得仔细，容易入乎其内，故开掘得深如深井。《大风歌》写的是改变一个落后山村的艰辛，张希华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要经历漫长的“八年抗战”才让获益者们信服，才摆脱了可怕的孤独，才把“得道无助”、“得道寡助”变成了“得道多助”；《九凤歌》展示的则是吕万福带领下丁四个自然村2078口人从“人民公社时代”走向“改革开放时代”，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史行程和心路历程，展现的是一个带头人的领导智慧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远见卓识；《风采歌》写当地书法爱好者朱元春楷书“毛选四卷”及行书《周恩来选集》以形成万米书法长卷的故事；《龙虎风云会览山》写温锋撑持摇摇欲坠的东镇中学危局，率领他的团队，筹款创办“览山书院”，扩大生源、延揽优秀教师，在教育产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再造辉煌的魄力、智慧和业绩的故事；《圣水心泉稷王山》则写了县水利局长冯志华率领他的团队苦战一千零一天，胜利完成闻喜南、北垣的“饮水解困”工程，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五篇作品，五幅画卷，展示的是世纪之交闻喜县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现代人文景观，字里行间，饱含着两位作家对家乡的情和爱，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那难以抑制的闻喜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连我这个没有到过闻喜的外乡人，感动之余，也会“不辞长做闻喜人”了，而这，决不是“错把他乡做故乡”！
　　
　　 其二：有一种难得的理想主义精神。
　　
　　 当下社会物欲横流，道德颓落，官员贪墨腐败，时尚普遍的平庸化和低俗化令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两位作家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实，他们对此也是痛心疾首、视之如寇仇，在《九凤歌》里给以无情的鞭挞致使行文失控、嫌露、嫌多，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甚至觉得，作为他们作品主体和亮点的理想主义正是被他们这种疾恶如仇的情愫激荡起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是需要有点理想、精神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理想和精神，需要战旗和炬火，在田水旺、任育才的笔下，张希华、朱元春、吕万福、温锋、冯志华们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燃烧成炬火，鼓舞自己并鼓舞别人，照亮前行通道的人。他们不是某种抽象理念的化身，更不是某些政治教条的图解，而是实实在在立足闻喜土地上的现实中的人。他们身上有着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和上百年革命文化传统的积淀，然而他们又生活在当代，生活在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他们都是被历史的浪涌推向弄潮儿的位置，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接受磨炼，开拓前进，这种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勇者。山西省“三八红旗手”张燕燕看见了《大风歌》中折射出的“大美气象”，运城市委宣传部长、原闻喜县委书记王水成很赞称这个“大美气象”的概括。这“大美”之美，首先就美在理想主义的精神上，美在主人公的道德人格上——“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两位作家在写法上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事从人出，以人带事。因为人之美，美在心灵，所以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一个个风貌堂堂！张燕燕感到心灵的震颤：“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直到东方发白，金鸡报晓，一个神圣的偶像渐渐在我眼前塑起”——应该说，这不是夸张，而是鉴赏主体对其在鉴赏过程中所产生的共鸣体验的具体描述，她的“大美气象”的感受正是在这样的审美心理过程之后产生的。
　　
　　 其三：细节精美、生动、传神。
　　
　　 报告文学是处于新闻和文学两大王国交界处的一种艺术样式。既具新闻性，更具文学性。从文学方面说，它与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纪事散文等同属叙事类型。这种类型的作品都以写人、人的心灵、行为、个性为第一要务。而要写好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有表现力、让人一看就留下深刻印象、就忘不了的细节。没有好的细节，就很难有成功的人物描写，人物站不住，作品就只能是灰色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忽略了细节的重要，遂使作品大而无当，空疏平庸，读之令人生厌、味同嚼蜡，教训是深刻的。田水旺、任育才初涉报告文学就能紧紧抓住细节不放，精心选择，认真呈现，精雕细刻，这是很需要有些悟性的。五篇作品，每篇之中，都有一些精美、生动、传神的细节使人物活起来。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张不代在热情肯定《大风歌》的同时，特别提到那段关于“把柄”的细节的描写：“作品在写主人公挥镐修路时，感觉镐柄‘软沓沓’的快断了，而需换一根‘硬梆梆’的镐柄时，那段关于‘把柄’的描写何其独特奇特！作者把‘授人以柄’的人格化概念形象地引入其中，那‘把柄’油然间就具有了生命的寓意和智性了，令人感动也令人寻味。”——张不代的艺术眼光是锐利的，类似“把柄”的细节在两位作者的笔下所在多有，如《风采歌》里小元春提问题问懵了先生，先生就抬出“孔子曰”来搪塞的细节；《九凤歌》里吕万福立规矩：“迟到的扣工分！”但头一个就扣到他妈头上的细节；驯服性烈的黑辕骡的细节；用鞭竿探探水深浅，将闸杆横“担”在塌豁上，然后驱动马车的细节以及疏通十八辆送粮塞车的细节；《龙虎风云会览山》里多次重复的“列宁头”的细节，“览山旅游团”和“美国教授团”在北京大学校园“盘道”的细节；《圣水心泉稷王山》里一再描写的冯志华“前坡没瓦”和奇丑长相的细节；作者吊在扁担一头帮其父挑水的细节和冯志华到蒿峪村半山看他干妈的细节等等都写得情趣盎然、文采飞扬！
　　
　　 其四：语言的魅力、张力、表现力。
　　
　　 你读《闻喜之歌》，首先抓住你的肯定是语言，你会因其用语的出人意料而感到惊奇。我就是这样。让我惊奇的是，两个新手竟能把语言运用到如此驾轻就熟、举重若鸿而且情趣盎然的地步。这些年来，我多次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大赛的评委，经眼的报告文学作品不算少了，但像这样的作品，还真不多见，他们最初就以其语言的独特和传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警叹：原来报告文学也可以这样使用语言呵！
　　 报告文学因为其具有新闻性的特点，它的作者又多为记者或兼做记者出身，在语言上最易陷入“新华体”的泥淖，这是文学语言的大忌。等而下之者，则满纸“党八股”腔调，读之令人反胃。田水旺、任育才作品里的语言尽去“新华体”和“党八股”的积弊，一开始就是个性化的，有自己的风格和行文方式，这是它能给人以新颖独特之感的根本原因。语言风格是艺术风格的构成要素，又常常是艺术风格的主要外在形态，古人把风格的形成归结为“才（性）、气（质）、学（养）、习（染）”四个方面，说“才有庸，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张不代很欣赏两位作者在语言使用上的“文化气韵”，这种文化气韵，实际上就是作者“学养”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者的“学养”即他的文化蕴积主要表现为作者的文化视野和作品的文化风貌。比如在《风采歌》里涉及到书法艺术和书道美学的知识的活用及那些议论很妙的行话；在《龙虎风云会览山》里涉及到科学史、数学史及宋词风格历史变迁的议论都不乏见地。它们也增强着作品的“文化气韵”，但这都不是从语言的角度——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则表现为某些成语、成句的暗用和翻新。最有代表性的是《风采歌》里对于“名落孙山”这个成语和典故的活用：“中条山70里深处有一峪，名曰‘孙峪’。孙峪的深处有一小山，名曰‘孙山’。孙山里的山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大山的褶皱里默默耘耕，自生自灭，无事可记。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四年的春天，一个小生命连着‘朱元春’三个字的标号落进了这深深的孙山里……”这里没有用“名落孙山”的原义，说的是主人公的落生，但你如果联想到那个典故呢？等写到他因“社会关系不行”想上大学而不可得时，作者只用了“朱元春扛起铺盖卷，回到了他的孙山里”——这回倒是贴近了成语的原意，却仍没有明说，反而显得含蓄、蕴藉。类似的语言例证很多。
　　 方言的有选择的提炼和运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而且使文学更富表现力，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也更见神采。这在《大风歌》《九凤歌》、特别是《圣水心泉稷王山》里显得尤为突出。除此之外，两位作家善于在语词的褒义和贬义所形成的内在反差中，利用其固有的张力，在特定的语境下，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造出某种意外的、陌生的情趣和某种诙谐、幽默的效果。如莲莲发现张希华修路、买管用的是自家的钱，为讨钱就要和他“算利息！”而且“我那利息是驴打滚！”温锋春节来看望览山书院的众老师，作者就用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谚语，顿见机趣！
　　 总之，我很欣赏《闻喜之歌》的独特语言，即使看得落泪也往往是含笑的眼泪。当然，整体来看，这本书也还有可以挑剔、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这些作品大体上都是用一种色调的语言，看得多了就嫌单调。作家，还是要像王蒙所讲的，“多几套笔墨”。另外，作品的结构和布局还可以再严整些、考究些，理性的概括力、穿透力、批判力还有待加强，艺术上还不无急就和粗糙的地方。
　　 这篇《序》不知能否给闻喜的领导交差，看走眼的地方，望于鉴谅。但我的呐喊是真诚的。我愿意向运城、山西和全国的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好书、长志气、长精神的书！
　　 2003．6．19写于北京六砚斋
　　
　　 《闻喜之歌》极具闻喜价值，闻喜县委可当“门面”赠人
　　 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