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这个词对城市人来说很陌生，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就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定期聚集交易的日子。在我插队的头陂公社，农历逢五，逢十……每隔五天才有集市。一般上午八点到十点是最热闹的，交易最火的时间段，因此要赶早。
　　 我们插队的边界大队曹家边生产队，是离开公社头陂集市最远的地方，单程25里，其中17里山路，8里机耕道，来回50里，步行最快也要五六个小时。
　　 记得我们第一次进曹家边，8里平路是拖拉机送的，17里山路则爬了五个多小时，累得够呛。
　　 一起下放头陂的其他上海知青，都分得比我们近，离公社集市最近的只有3里路，最远的才10几里平路。我们够背运的，竟然分到深山老林。
　　 人家赶集高高兴兴的，我们赶集却是高兴且艰辛。一出门，就是翻山越岭50里。自打娘胎出来，20年也没有走过这样长的路，这样艰难的路。
　　 如今事已至此，只好咬紧牙关熬吧。想想边界曹家边的老俵能生存，我们也能生存。再说，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炼人，说不定是好事，俗话说有利有弊嘛。以后的人生倒是佐证了这点。
　　 思想上想通了，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笨鸟先飞”，每次赶集我们都比老俵先出门。老俵一般7点出门，我们6点半就出门了。就这样，老俵凭好体力，最终也能比我们先到集市。通常我们到了集市，他们已经准备返回了。
　　 从曹家边出发赶集，第一段艰难的是登上有200多级陡直的台阶的鹰头嘴，这是出门的最高点。之所以叫“鹰头嘴”，是因为远看这山头像老鹰的头，这200多级台阶划出的一道弧线，就像它的头颈，顶端是一块尖尖的石头，这就是鹰的嘴。站在鹰嘴可以俯瞰整个曹家边村落，但我们更喜欢朝北方看，那是上海方向，是我们荡马路的南京路、淮海路方向，如今虽已相隔千里，但仿佛仍然能闻到香味，自我陶醉。
　　 登鹰头嘴会让你累得气喘吁吁，头晕目眩。如还扛着40多斤准备卖钱的毛竹，那就一步一颤，大汗淋漓了。
　　 上山难，下山更难。这话一点不错。回程下这200多级台阶，也不轻松，膝盖会撞得生疼。
　　 登上鹰头嘴，我们会休息一会儿，顺顺气，向前走二三里平路，便到了福善亭。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年代的石亭，它能为行人遮风挡雨。每到这里我们都会到亭子里坐坐，歇歇脚。亭子旁原来有一座土地庙，文革中被毁了。现在这里修好了路，建起了规模不小的龙华古寺和三圣庙，据说来朝拜的信众还不少呢。
　　 接下来的五六里路，有上有下，景色特别好，经常会看到云海，白色的云层，漂浮在半山腰，如梦如幻。每年的四五月，漫山的映山红开了，把山坡染成了红色，在白云的衬托下，好像进入仙境。
　　 这段路的中间有一个盘旋上升的好汉坡，有二百五十多级台阶，不但台阶多，而且林密。走到这里总担心林子里会窜出什么。走多了自然会碰到一些，最多的就是麂子，总是一打照面它就灵敏地跑了。
　　 有一次突然听到“嗷嗷”的猪叫声，我的心一紧，坏了，碰到野猪了，若被它尖尖的獠牙顶一下，岂不小命不保。不过，我听说，野猪是不会主动向人进攻的，正常的情况下野猪和人互不侵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状态。但我还是闪进了树林，捡起一块石头，严阵以待。不一会儿，山那头转出两个老俵，抬着一头一百五六十斤的猪，要把猪卖到头陂街上收购站。原来如此，一场虚惊。
　　 走过好汉坡就到了第二座亭子——云连亭，它和福善亭建于同一时期。这是从头陂到曹家边的第一座亭子，因为是从平路一路登上来，所以处在高处亭子好像连接着云了。好心人，会在亭子里摆上茶桶，让行人饮茶解渴。这茶是村民采自山上的土茶，然后用锡壶煮制而成，茶味清香，茶汤甘甜，当时的人摆茶桶是为了行善积德做好事，非常淳朴。若在夏天，这亭子穿风，比风扇，空调都凉爽。
　　 站在亭前往下看，都是下坡路，一马平川，往前看，可以看到头陂，往右看，可以看到双西大队的上西村，中间都是梯田，层层叠叠的辛苦田。
　　 走到这里已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扛着竹子的大队曹家边村民也已赶到，他们在亭子里歇脚，有的喝水，有的抽烟，不一会儿又鱼贯上路了。
　　 我们也紧随其后，继续前进。不到半小时，便来到山脚下的第一个村子——村前生产队。篾匠早已在此等候，若扛竹子卖，在这里可以交易了。
　　 村口草棚里有一口大井，井水清冽，村前村民对我们山里人还是很友好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涮手巾擦脸，那叫一个舒服。
　　 稍作休整，我们走上了机耕道，到头陂还有最后的8里地。在机耕道上我们可以大步流星向前，感觉好多了。有时会遇到羡地大队的拖拉机，那时拖拉机还很少，没几个大队有。我们和开拖拉机的小青年打招呼，想搭一程。没想到这个臭小子挺摆谱，一副傲慢的样子，像开豪车。我们不禁怒火中烧，用当地的土语相向：“刮查理（腹泻）”、“老虎恰（吃）了个”……这小子想不到上海佬会用土话骂他，像受惊的兔子，刚才还优哉游哉，一下子加大油门，夹着尾巴一溜烟逃跑了。以后，他看到我们再也不敢摆谱，再也不敢优哉游哉，赶紧离开，省得再讨没趣。用上海人的话就是“勿拨伊吃生姜，勿晓得辣”、“辣烛勿点勿亮”、“戳气”。
　　 走了将近3小时，总算到了集市，买卖高潮已过，我们赶紧买所需要的蔬菜和鱼肉，买的最多的是甲鱼和猪脚，便宜5毛钱一斤，吃它可以补脚劲。夏天就不好买鱼肉，怕路上时间长会坏掉，就会多买点黄瓜、菜瓜、葛薯之类的水分多的瓜果，回程路上既能解渴又能充饥，一举两得。
　　 到秋天，我们则会买上5斤南丰贡桔，2毛钱一斤，不贵，一路走一路吃，可以解乏。到家已经吃掉一大半。还会买2毛一斤的板栗，回家放点糖精水，炒糖炒栗子，自得其乐。
　　 在集市上还能见到上海知青，尽管面熟陌生，还是很热情地嘘寒问暖，互通情况，互相安慰。久而久之，大家成了朋友，如果赶集没见到，还会惦记。他乡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风风火火去好菜市场，赶紧去邮局收寄信，这可是精神食粮，是赶集的重要内容。邮电所的老陈是个明白人，早早就把我们边界知青的信整理出来了，一到就能取，用不着翻找花费时间。时间一长，就成了朋友，他还托我买过一只上海牌手表。如要理发那更要抓紧时间，理发至少要半小时。理发店的师傅也很好，看到我们来理发，知道是曹家边的，总是让我们先理，对此我们很感激。
　　 接下来，就得去粮管所买米。我们下放的第一年还是吃商品粮，一人每月38斤。这本来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讲，就增加了负担，因为要挑上山，好事变成了累活。开始几个月，我们就这样傻傻地挑米上山。后来，和粮管所商量，把我们的定量粮抵充公粮，队里给我们发定粮，这个双赢的办法，让我们得到了解脱，再也不要挑米上山了，减轻了好大的负担。
　　 赶集到此，任务基本完成了。人家赶好集已回家了，可我们却有25里的翻山越岭在等着我们，必须吃个中饭，垫好肚子。一般我们会到公路边的头陂饭店用餐，花三四毛钱吃半斤米饭，加一个蔬菜，来一碗猪肝汤之类的。虽说饭店，其实很简陋，二层的板屋，上面是客房，下面是饭堂。饭堂里摆了两张八仙桌，客人在桌面上吃，狗在脚边蹭，猪在桌下拱。他们这里的猪是放养的，在街上随便转。开始我们不习惯，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匆匆吃罢，就往回赶了。一般来讲，又得三个小时左右。若是空手还好点，譬如游山玩水，可是肩上还要挑几十斤重的担子，这就不是闹着玩得，得出几身大汗才能到家的。
　　 一次，我队的小林心血来潮，一块钱买了个十斤重的大西瓜，“哼哧哼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头陂背到了曹家边，连忙放到了村中间的井里，想请大家吃冰西瓜。
　　 吃好晚饭，小林便兴匆匆地去取西瓜，可半天不见他回来。等了好久，才见他气呼呼地回来了，说西瓜不见了，肯定被贪小的村民顺手牵羊了。虽然没吃到西瓜，但我们心领了。小林属于比较懒的，平时赶集回来，空手的多，能不挑东西，绝对不挑。这次千辛万苦背了一个大西瓜回来，竟被偷了，气伤了。我们劝了好一阵，他才平静下来。想想也不是滋味，平时见面笑嘻嘻的村民里也有败类，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在回程的路上，我还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早上出门时泡好的一大搪瓷缸茶叶茶，这缸茶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回到家，喝上它多惬意啊!如果是夏天，我则会泡酸梅晶。每年我都会到食品一店买不少酸梅晶之类的回来。给自己增加一点动力，这也是力所能及的。
　　 我们曹家边共来过15位上海知青，2位来了三个月吃不了曹家边的苦，便投亲靠友去了安徽，还有两兄弟第二年的11月调去了广昌青桐水库。剩下我们11位，4女7男，还比较团结，经常一起去赶集，一起回家。因此，回程的25里不寂寞，大家一路上吃吃，聊聊，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前，用井水洗把脸，上山。
　　 翻山越岭2小时，4时许才能到家——曹家边。
　　 从清晨6点半出发，到下午4时到家，赶个集竟然花了近10小时，赶集成了艰辛的“旅程”。
　　 1975年9月我被调到广昌县翠雷山垦殖场知青农机修造厂。在曹家边的六年半里，赶过无数次集。经历过风和日丽和春雨绵绵；经历过夏日炎炎和疾风骤雨；经历过天高云淡和萧瑟秋风；经历过寒风凛冽和白雪皑皑。春夏秋冬，甜酸苦辣都尝遍。
　　 每次赶集对我们曹家边人来说都是不小的体力考验，对我们上海知青来说那就是体能的强健，意志的磨炼。对于4位上海女知青，尤其是六九届3位十六七岁的来说，赶集，对她们来说无疑是艰巨是考验。若让她们来讲述赶集的经历，肯定有吐不完的苦水。
　　 可喜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善始善终，都回到了上海。有曹家边淬炼出的吃大苦耐大劳的坚韧毅力这块精神基石，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干得很顺心，很出色。有的还出国创业，到美国，到肯尼亚等。我曾问他们在国外创业苦不苦？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吃过曹家边的苦，就不感到什么苦了！
　　 倘若说曹家边艰苦的插队经历使我们脱胎换骨，那么，“赶集”这艰辛的“旅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