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葫芦枣，是在易县一位朋友的家中。我围着那棵枣树转了一圈又一圈，从各个角度拍了个遍。可惜当时离打枣的时节还远，我没能尝到它的滋味，但葫芦枣那别致的模样，却深深印在了我心里。
　　 后来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市林业保护站历经十三年，终于治愈了一棵古枣树的“枣风病”，让枣树的主人——一位九十四岁的老奶奶感动落泪——而文中那棵生病的枣树，结的正是葫芦枣。关于葫芦枣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唐代时，一位清瘦的道士向一位老婆婆讨枣吃，品尝之后，将随身携带的葫芦挂在了树梢，预言来年这棵树会结出形如葫芦的枣子。第二年，预言果然成真。读到这里，我更想亲口尝一尝这带着仙气的枣子了。
　　 前几日，一位朋友兴奋地举着手机问我：“猜猜这是什么？”屏幕上是两个红彤彤、状如小葫芦的果子。“文玩把件？”我对这类物件向来不感兴趣，只瞥了一眼，随口应道。“是葫芦枣！我院里那棵枣树第一次结果啦！”“葫芦枣？”我顿时来了精神，“在哪儿？快拿给我仔细看看！”“呃……已经被我吃掉了。”“两个都吃了？”“是啊，跟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尝了一个觉得好吃，没忍住就把第二个也吞了。”“自私！”我脱口而出，扭头就走，心里又恼又憾。“别生气嘛，我回去再找找，说不定还有漏网之枣呢？”他追上来，语气里带着歉意，“我也是头一回吃，没忍住……你还真为这个生气啊？”
　　 说真的，倒也不是真生气，只是有点失落——东西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你。不过看他一路赔着小心的样子，我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毕竟，我怎么会为两颗枣，就伤了多年的朋友情分呢？
　　 只是这没吃到的枣，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和奶奶的一段往事。
　　 鲁迅先生在《秋夜》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比起鲁迅先生，我的童年要热闹得多——我家院里院外有好几棵大枣树，虽不是葫芦枣，只是普通品种，但每年打枣的场面，却是记忆里最鲜活的。
　　 母亲总说，吃不吃都要图个热闹。于是每到中秋，父亲便举着长竿打枣，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树下疯抢。枣子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一场红色的冰雹。我们端着盆、提着筐、撑着口袋，在枣雨里穿梭争抢，偶尔还会为了一颗又大又红的枣子闹起来。母亲通常忙别的活儿，不太参与，奶奶却不同——她坐在门台上，像个监工，一会儿指挥这个，一会儿提醒那个，嘴里还念叨：“红透的给我留着，个儿大的我另有用处。”有时甚至让我爬上树，一颗一颗地挑着摘。
　　 奶奶“监工”得到的枣，是为了做她最拿手的“酒枣”也叫“醉枣”，在我们老家却被亲切地叫做“蹦枣”，可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啥叫蹦枣。奶奶是做蹦枣的一把好手，每年枣子还没全红，就催着父亲去买高度的纯粮食白酒——这酒正是制作蹦枣的关键。用酒泡制后的枣子，既有果香，又有酒香，吃起来甘甜酥脆，清凉爽口。
　　 打枣之后，奶奶会从枣堆里一颗一颗地挑选：要完好无损的、饱满的、个头大的、红透的。有时甚至在豆粒大的煤油灯下，她仍不厌其烦地挑着。选好的枣子洗净、晾干，再用白酒逐个涂抹，最后密封进陶罐，盖上牛皮纸，扎紧塑料布，确保不透一点气。大约发酵十五天，蹦枣就成了。据说这做法是由无棣人发明的，若真如此，那蹦枣的历史可真算悠久了。
　　 但到了吃的时候，奶奶却不像让我上树摘枣时那样大方了。她总是先端一碗给孙子，再分给本家的男孩子，却从不给我们女孩吃。知道她这习惯后，我也就不指望了。谁知有一天，姐姐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墙角，看看四下无人，才从兜里掏出两颗晶莹剔透的蹦枣。那香气一下子勾得我口水直流。“你……”我没来得及问，姐姐就捂住我的嘴，低声说：“奶奶嘱咐不让给女孩子吃，你悄悄吃了，别声张。”
　　 “我就只得这两颗？我上树为她摘了那么多好枣！”一股委屈涌上心头，“哼，明年休想我再帮她摘一个枣！”我气呼呼地跑进奶奶院里，趁她不注意，掀开坛子，倒出半盆蹦枣，端起来就跑。奶奶是小脚，追不上我，却在后面气得直跺脚。为这事，奶奶生了一场病，我也挨了父亲一顿打。
　　 没想到的是，奶奶病好之后，竟像变了个人。她把剩下的蹦枣都分了出来，连后院大娘家的五个闺女也都分到了。大娘吓了一跳，还以为奶奶精神出了什么问题。过年时，奶奶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二妮儿抢了那回枣之后，我才想明白，丫头们对我都这么好，我不该重男轻女……不管男孩女孩，都是咱自家的好孩子。”从那年起，我也改变了对奶奶的态度，总是把第一碗饺子端到她面前。
　　 后来，我每年都能吃到奶奶做的蹦枣。可惜没过几年，奶奶就去世了，我家也再没人做过蹦枣了。
　　 “还生气呢？我这就上网给你买葫芦枣去！”朋友的话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我这才想起他还在身边，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没生气，”我笑笑，“只是想起奶奶做的蹦枣了。你说，要是用葫芦枣做蹦枣，是不是得被抢疯啊？”
　　 “明年我家树上那些葫芦枣，都留给你！”朋友一拍胸脯，“你就亲手做一次葫芦枣蹦枣！把‘福禄’送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