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咱们东北地区，十年九旱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定局。抗旱，也成了农民种地过程中的一道必修的工序了。回顾我的务农史，抗旱这个活早在我上小学的时代就干过了。
　　 我十二岁那年，上小学四年级。那个时候，我还没听说过“抗旱”这个词汇。只记得一天学校召开大会，宣布高年级组从明天起放夏锄假，假期不定，放假以后，不能随便玩去，都要到生产队里浇地去。
　　 回到家里，放下书包，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每人端着一个葫芦瓢，上地里浇苗。因为有老师的组织和带领，我们往地里行走的时候，齐刷刷地站成一排。一律用右手端着瓢，还得迈着正步，就像在操场上体育课一样。那场景，引得社员们直发笑，有一个社员说我们是一队“小瓢客”。那时候我们的智商还都不知道嫖客是什么意思，但是从社员们的哈哈大笑中就明白一定不是好话。等我们长大了，可惜那个社员早都死了，不然我非得找他算账不可。
　　 浇地的除了学生，还有一些妇女和老弱社员。地里有五六口大缸顺着中间一条垄一溜排开。每人一垄，从缸里舀水，一棵苗一棵苗地浇。十多个青壮劳力从屯里的井里或大坑里挑水供应我们。
　　 我看着打卷的庄稼苗，心中不忍地也想多浇些水，可是真要浇透了，一瓢水也只能浇五六棵。每口大缸之间的距离有二三十米，一瓢水根本浇不到地方，我站的垄离放缸的地方又远，浇完一瓢水跑着去舀水，到了缸前还挤不上，好不容易挤上了，缸里的水又没了。一等水就得挨落，大家都浇到前边去了，水缸也随之向前挪，剩下你自己就更糟了。越挨落就越有人看着你，不住嘴地喊着：快浇！快浇！撵上去！
　　 地越浇越远，挑水的往返一次有好几里地，一挑水舀不了几瓢，根本就供不上。这帮人连热带累，都光着油渍渍的膀子，张着哈哈喘的嘴。领队的是刘会计，他没光膀子，他的洋汗衫背上也湿了一大片。突然他冲着大家喊起来了：“你们大家都注意了！现在，一挑水比一挑油都贵，你们不能把水糟蹋了。你们看！”他说着，向前大步流星地走出了老远，接着对大家说：“一瓢水必须浇这么远！谁若是浇不到，谁就自己挑去！”
　　 众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吱声。他指的那个距离，别说一瓢水，就是一挑水，怕是都浇不到吧？再说地都干透了，就是一舀子水浇到一棵苗上，刺溜一下就得沉下去，都不能向别处淌一点儿。那个时候，抗旱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各级干部都亲临前线。这位要求你浇好浇透，赶上你倒霉，让他看见你没浇好就让你重浇，却不管水不够用怎么办；那位负责日进度，每天要统计报账，完不成规定的地数也不行。你说这活怎么干？
　　 在当时，大家统统使用的浇法是：一手端着瓢，一手往苗上撩点水，这样一瓢水大致能从这口缸撩到那口缸。可是撩过以后回头看，枯萎的苗上只有几点泥斑。俗话说雨过地皮湿，这连湿都不湿。那时的口号是“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但当时的生产条件人还真胜不了天。为了抗旱，队里投入了几乎全部的劳力，每天也能浇出几吨水，但是对于每一棵苗来说，等于没浇一样。最后，还得多亏老天爷，不然庄稼都得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