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会为看一个电影奔波五十里吗？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这事曾发生在我身上。
　　 1972年9月，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编剧，其儿子金正日导演的《卖花姑娘》在我国上映。该片以朝鲜20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为背景,讲述了花妮一家受地主和日本侵略者压迫的悲剧故事。影片因其感人剧情和音乐引发国人广泛关注。
　　 那年代我们反复看的就是《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情节都能背的出。国外进口片就是“天涯若比邻”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因此，独树一帜的朝鲜彩色影片《卖花姑娘》让我们这些插队在外的望眼欲穿。
　　 苦苦等了将近三年，1975年7月，《卖花姑娘》在广昌电影院开始放映了，这可是好消息。那时我在头陂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想去看，可路途遥远，去不了。头陂到广昌的距离48里，到广昌的班车票6角1分，钱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每天经过头陂的班车很少，买不上票。《卖花姑娘》犹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及。
　　 一天，傍晚时分，突降喜讯，头陂供销社的一辆汽车要带人去广昌看《卖花姑娘》，看好还送大家回来。恰好这位司机我也有点认识，天赐良机，于是我向领导请了天假，兴冲冲去看电影。
　　 看电影的人不少，满满一卡车。去挺顺利的，车上的人七嘴八舌，兴奋极了。48里路50多分钟就到了，大家一下车先去买电影票，2角一张，这在当时算贵的，平常的电影只要1角，翻了个倍。好在买到了票，心定了。
　　 6点多了，电影要7点开映，抓紧去街上吃个饭。来到广昌老街上比较好的饭店，花五角钱吃肉丝炒面，满满的一大盘，堆得像小山似的，足足有半斤多，肉丝也不少，另外还送了一碗牛肉清汤。这5角钱是大半天的工钱，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奢侈的，今天看《卖花姑娘》像过节似的，高兴啊！
　　 不过也是物有所值，消灭了这一大盘肉丝炒面，人顿时精神了不少。随后就是逛街，街上有一家冰饮店，有冷饮卖，我便花2角钱买了一杯冰冻莲子，消磨时间。广昌的通芯白莲果然名不虚传，酥酥的，入口即化。
　　 7点电影准时开映，影院里座无虚席，情节果然跌宕起伏，催人泪下，花妮的悲惨遭遇引来不少抽泣声。触景生情，我怀着同情和悲伤的心情看到结束，流了不少泪。好在以卖花为生的乡村女孩花妮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获得新生，令人宽慰。
　　 电影结束，9点不到，10点可以回到头陂。终于看到了日盼夜想的电影，我乐滋滋地找到了卡车，上面已挤满了人，我用足力气也爬了上去。可是车子停在那里就是不开，尽管车上的人大声嚷嚷也没用，司机可能看到人太多，不肯开车。一会儿竟离开了车子，说今晚不回头陂了，他去朋友家休息了。我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仍在车上等他。这么晚要我们怎么办？去住旅馆又没有证明，住不了的。那个年代住旅馆，买车票都要证明，就算挨到天亮也买不了车票。大家就这么耗着，焦急中挨到了11点，车上不少人等得不耐烦，走了不少，到亲戚朋友家过夜去了。如今，我是乡下人进城，举目无亲，看来只有死等。我想，人少了，说不定司机会发善心，车子可能会开。
　　 可我想错了，司机一直没来，好像在人间消失了，车上已没几个人了。这位司机平时为人和善，想不到今天这样绝情。早知道这样，再好看的电影我也决计不会来。今夜落得进退维谷的地步，犹如虎落平阳，龙搁浅滩，太憋屈了。
　　 到了午夜12点，还不见司机来，我彻底失望了，义愤填膺。但想想，司机可能有难处，不能怪他，好坏他开车让我们到广昌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卖花姑娘》，还是有功的，得感谢他。
　　 怒气已消去，但如何回家？这是必须面对的难题，怎么办？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现在只有一条路，步行回头陂。人逼急了，勇气就上来了。对于我们曹家边人来说，48里平路不算什么，大不了走到天亮。
　　 记得70年12月末，我们曹家边的四位六九届十六七岁知青，小马和三位女生，年终回上海探亲。因没买到头陂到广昌的车票，归心似箭的他们，只好挑着、背着行李，从天亮到走到午后，花了六七个小时，才到广昌城。想想艰难的她们，比比现在的我，我要好多了，我没有负重，比较轻松。他们能行，我也一定能行！他们经历使我力量倍增。再说，今天晚上吃了半斤多肉丝炒面，肚子饱饱的，一点也不饿，我暗自庆幸。
　　 既然没有退路，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头陂的公路，这可是从没走过的路。
　　 那晚，皓月当空，公路像一条白带，伸向头陂。就这样，我孤身一人，伴着“沙沙”的脚步声，开始了夜行。
　　 夏夜，习习凉风。出了广昌城，就没有了灯火，公路两旁是黑压压的农田，幸好月光不错，如水银泻地，把公路照得煞白。
　　 孤独的我默默地行走在静静的公路上，我多么希望能有车辆经过，说不定碰上好心的能搭我一程。显然这是妄想，不要说没有车经过，就连狗叫声都没有。好在那年代，社会治安不错，没有坏人，一人夜行不用担心会遭遇不测。
　　 我一边疾行，一边在脑海里回放《卖花姑娘》中的情节，以此来打发寂寞。这招还真管用，哲勇越狱加入游击队，村民举火炬解救花妮，结尾兄妹三人春日重逢的场景，绝望中迸发的希望之光，妥妥的正能量，陡然增加了我的夜行的勇气和力量。片尾曲《春天年年到人间》很动听，虽然我还不会唱，但那旋律回响在脑海。不禁憧憬起我们的春天，何时能到来？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新安大队地界，这里是广昌到头陂的中间点。24里路，走了将近3小时，睡意袭来，眼前一片朦胧，脚步有点踉跄。猛然想起，新安有两位我要好上海知青朋友，任建德和任志德俩兄弟，平时我们称他们小龙，幼龙。
　　 天助我也！于是，我决定到他们那儿过夜。那时年纪轻，记性好，因以前去过，所以就熟门熟路找到了他们的住处。我敲了敲门，没反应，我接着敲，“何个（谁）？”里面传来询问声，“查户口阁”我见有反应就和他们开起了玩笑，“快开门”。“来了，来了”两兄弟忙不迭开了门，一见是我，惊讶得瞠目结舌，楞了半天才说：“老谷，你怎么来了？”“两位兄弟，一言难尽”我把缘由讲了，他们才释然。
　　 接下来就是赶紧睡觉，我头一靠到枕头就“呼呼”大睡了。
　　 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两兄弟已烧好了饭菜，腊肉炒葛薯，开洋炒蛋。他们知道我还要走不少路，特意炒了好菜来款待我。我们边吃边聊，他乡遇故知，聊得可起劲了。听我说电影《卖花姑娘》很好看，他们也决心要去看看，当然24里路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容易越过的坎。
　　 吃饱喝足，告辞上路。如走到头陂，再上曹家边，就要走将近50里路，到家估计天黑了。他们村里的热心的老俵给我指了一条近路，就是从他们临近的双西大队，斜插到边界大队的曹家边，只要走30几里路，可以少走20里。太好了，虽然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但路在嘴下，我坚信能走到。
　　 兄弟俩陪我找到去下西的路，我便精神抖擞地踏上返家的征程。这一路大都是上坡，我边走边问，这里的村民都很热情地为我指路，六七里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下西已11点左右，正巧遇见上海知青谭景堂，他对我看《卖花姑娘》经历很惊叹，留我吃午饭，我婉言拒绝了，说刚在新安任家两兄弟处吃了，现在不饿，要赶路。
　　 小谭把我送到去上西的路口，才返回。这一路相对平缓，期间路过一座小型发电站，在电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上西生产队上海知青的住处。这段路有5里，走了40多分钟。现在已经12点半，好朋友孙大健，陈庆裕等正在吃饭，见我这位不速之客，很开心。当时在头陂插队，我人缘还不错，朋友多，他们都很尊重我。我们边吃边畅聊，三句不离本，聊得最多的是《卖花姑娘》，他们也想去看，但考虑的路途不便，下不了决心。我不免有点沾沾自喜，我是看过了，当然花的代价也不小。
　　 吃好饭，他们要出工了，我则踏上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10来里山路，我一鼓足气，翻山越岭，一直走到陈军山生产队，这里已属我们边界大队了。陈军山也有几位上海知青，但他们出工去了，没碰到。
　　 翻过陈军山，下午3点多，我总算步履蹒跚地回到了曹家边。从昨夜12点到现在已过去了15个小时，平路、山路一共走了50里路。
　　 看一个电影要费这么大的周折，走这么多路，现在的年轻人想想，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确实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