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矿子弟
　　 周虎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进了西安一家军工企业。
　　 西安的军工企业多扎堆在东郊。那会儿大学招生比例低，1981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我们的去向首先要保障大型军工企业的需求。我有幸成了军工战线的一分子，在此工作、生活了许多年。
　　 东郊这些军工厂，大多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规模大的有上万名职工，小的也有几千人，每个厂都像个“独立王国”——自带幼儿园、中小学、医院、俱乐部，连灯光球场、澡堂、游泳池都不缺。夏天有专属汽水厂解渴，冬天有暖气驱寒，日子过得自成一派，安稳得让人忘了外界的变化。
　　 这些厂都是国家重点企业，直属兵器工业部，虽地处陕西，级别却不低。厂里的设备是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更因特殊身份，即便“文革”时生产停摆，职工工资也一分不少。家属区的规模和质量也远超一般企业，职工住房按级别、资历统一分配，由房管处专人管理，一套房子住一辈子的念头，在当时一点都不虚幻。
　　 那时候，军工厂职工的自豪感是藏不住的——这份底气来自实打实的优势和优厚福利。在这样的光环下，年轻男职工找对象有底气，女职工更是旁人眼里的“香饽饽”，用老话说就是“烟头高”。社会上把这类职工的孩子统称为“厂矿子弟”，而这些部级军工厂的子弟，沾着工厂和父母的光，总多了几分旁人没有的“牛气”资本。
　　 这份“牛气”也确实有来由：父母在厂里上班，他们就在子弟学校、技校读书，毕业后不少人能顶替父母的岗位；就连当年上山下乡的子弟，返城后也大多被父母所在的企业招回来。那会儿，父母子女同在一个厂上班的情况，简直随处可见。
　　 比起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国营厂矿子弟有股独有的秉性：本分老实、重视技能、守纪遵规是底色，更特别的是活在“熟人社会”里——抬头是父母的同事，低头是同学发小和街坊邻居，连找对象谈恋爱也多在厂里，联姻又织成一张裙带网，几十年下来，不少人都成了亲戚或拐弯亲戚，在厂里办事总多些便利。
　　 在这方小天地里，他们的日子过得踏实又安逸：进厂就有住房保障，双职工分房还能优先，计划经济年代里，工厂只愁生产不愁销路，国家计划全包了，工资福利更是旱涝保收。他们以厂为家，久了，与厂外的社会，反倒少了些联络。
　　 可改革开放的浪潮，终究会冲碎这份安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国企改革力度加大，计划经济彻底转向市场经济，不少效益差的厂矿开始“关停并转”，就算是曾经风光的企业，也彻底打碎了“铁饭碗”——竞聘上岗、下岗分流、买断工龄，一批又一批职工被迫走出厂门。这些下岗的人，为了生存，笨拙地迈出“四堵墙”，学着适应市场，人生从此跌宕起伏：有人靠一技之长站稳了脚跟，有人凭胆识创业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在无奈与抗争中败下阵来，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
　　 对厂矿子弟来说，失去的远不止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接班制度取消，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再包分配，再加上父母单位的改制，曾经的那些优势，一夜之间就随风而散。
　　 而浪潮并未停歇。1998年小国有企业开始民营化改革，各地开发区应运而生，企业整合出了新的经营模式，又一批在职的厂矿子弟，被无情地抛向社会。就算是留在大企业的，也慢慢尝到了落差——老厂负担重、转型慢，工资福利和开发区的新型企业、民营企业越差越远。厂矿子弟的身份没变，可早已今非昔比：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曾经的优越感被撕得粉碎，收入平平，连买套商品房都成了难事。
　　 但话说回来，改革开放的机遇里本就藏着挑战，“适者生存”从不是被动妥协。真正的拼搏，是在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里找方向，在行业洗牌的“打击”中重建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厂矿子弟，一旦甩掉“铁饭碗”的包袱走向市场，抗压能力和创新能力远比想象中强。也正因那份独有的秉性，不少民营、个体企业反倒更愿意用这些下岗的子弟。
　　 更有那些有技术、有学历的子弟，主动辞职下海经商——他们勤奋、有经验、格局大，又守诚信，很多人后来都事业有成。
　　 如今，改革开放已过去几十年，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曾经流行的“高干子弟”“干部子弟”“厂矿子弟”，也成了历史尘埃里的一部分。这些词汇现在只是个名词，与光环无关，与身价无关。人啊，一旦去掉了浮躁，就多了份理智，才能回归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