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屋外的两棵紫树正繁茂着。
　　 紫树在房子的东首，与祖父的厨房隔一间房的距离。清晨的阳光，最先穿过那一堆紫树枝缝隙，才能折射进厨房的窗棂。
　　 依稀听祖父说过，这两棵紫树，是他小时候栽的。算一算，快六十年了。
　　 大的那棵，周径脸盆样粗，小的也小不到哪里去。紫红色的树干皮上，满是麻麻点点的小疙瘩，像是秋天的风和冬天的霜留下来的印痕。想想六十年来，它们要吸收多少大自然的养分？
　　 那时的祖父很康健，一个人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祖父身材修长，背膀子不驼，老也是肯定的。老的标志之一，就是皱纹像麸皮一样在古铜色脸上起了漩，还有标准的“蒋光头”。祖父不下田干农活，也不像别的老汉，每天牵着一头牛出村进村。祖父没有一头牛，或者说生产队里没有一条多余的牛让祖父放养。但祖父也要挣工分吃饭，他每天早早地一把锄头拗着一只箢箕，到很远的地方去拾粪。粪不是牛屎（牛屎不肥），是人粪，或许有少量的猪粪。估摸差不多，祖父就拗着箢箕回来，让生产队保管老万过秤。老万对祖父蔑视得很，秤杆子常翘得老高。祖父也不跟他争辩。
　　 三斤人粪折合一工分。祖父把每天的“成果”记在他厨房门的反背上，一笔一画，有时用粉笔，有时用块状的熟石灰。祖父没有读过书，他记账不用阿拉伯数字，也不是中文“一、二、三、四、五”。他写出来的，我们不认识，但他知道哪天是十斤，哪天是十二斤半。后来我上学看《新华字典》，看到了祖父当年写的那些勾勾款款。如汉字“十”，字典拼音“shi”后面还有一个“ㄕ”，是汉字“十”的注音符号。祖父写的就是这些数字的注音符号。没读过书的祖父能写出它们，或许在祖父那个时代，注音符号也是流行的。
　　 祖父有别于其他老头的“谋生”方式，在村民看来，当然是带有“歧视”的意味在里面，谁叫祖父成分高！在唯阶级论年代，这顶帽子压得祖父俯仰不能。生产队那些管事的或许认为，如果让祖父像其他老头一样管一头牛，祖父会不会把对社会、对他人、对生产队的不满泄愤到牛身上呢？但祖父似乎也很满足这种方式挣工分，至少少看一些人脸色，自在。尽管人粪不好找寻，但祖父有他的办法，常偷偷从无人管的野畈厕所掏它几坨。再说祖父内心雪亮，每天捡粪有四五个工分就行了。捡得多，村人眼红。
　　 紫树的学名叫“楝”，主干树皮紫红，夏天开紫白色的花，香气袭人，但不是栀子和茉莉那般清朗，蜜蜂和蝴蝶萦绕其间。到了秋天，花落实出，一串串由青黄变为金黄的楝实如葡萄串珠挂在枝头，叫“苦楝子”。小时候玩伴之间，常以苦楝子为武器，相互攻击。苦楝子打在额骨上，痛也不痛。成熟的苦楝子，如烂泥桃，掉落在地上，一脚踩上去，像黄粑粑。村里很多人知道苦楝子杀虫，能治疗瘌痢头，小时候见老人在长瘌痢的小伢头上用过，有一种腥臭味。后来学《中药学》，才知道最好的苦楝子产自四川，俗名“川楝子”，《方剂学》上由川楝子组成的最著名的方剂叫“一贯煎”，既滋肝阴，又解肝郁，发明者魏之秀因此方留名医史。
　　 紫树叶子稠密，夏天的时候，两棵相挨的树聚一地浓荫，我们常在树下玩耍，听风在树叶间窸窣，听鸟在枝丫间叽喳。到了冬天，紫树叶和楝子掉得精光，父亲就选择一处粗壮的枝丫，安上秋千，让我们自己上下摆。祖父捡粪回来得早，太阳老高他就坐在树下吃晚饭，看上去很清闲。他不关心粮食生产，也不关心田畈中犁田耙地的吆喝声，甚至对围在他身边的幼小的我，也显得漠然。这个世界仿佛与他没有多少关联。他彻底地被这个时代抛弃，或者说，他抛弃了这个时代。
　　 他终日漠然地在村庄进进出出，很少与人打交道，也很少有人与他打交道。但他留在这个村里的传奇，有时依然被人窃语着。据说祖父当红时，村里的农事唯他马首是瞻。他有识得天气的本事，还能看准年岁。祖父说那天可以割谷，村人就割谷。祖父说那天要下雨，天可能要变。祖父说那年种棉花收成好，大家就跟着他一起多种棉花。他身材高大，力气足，年轻时驮着十多米长的水车健步如飞。当年，他像是村里的风向标。后来的世风是祖父不可抗御的。用村里的一句俗语：倒瓦了！
　　 我记忆中的祖父是一个沉默的老人。冬天太阳老高，常盛着一碗疙瘩汤（白菜米糊），坐在紫树下，自顾自吃饭。
　　 紫树一天天长粗，祖父一天天老去，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有一天听父亲和母亲窃窃私语，队里有人动议，要砍掉这两棵紫树，仿佛害怕那一堆绿荫沾惹到不该有的气息。动议砍掉紫树的不是别人，是屋旁出路正对紫树的一户人家。当年，这家人在生产小队红得发紫。男人在一个大型水库吃公家饭，回村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前常挂着一条大草鱼，威风八面。女人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队委会有发言权。父亲虽然少不得去找队长辩驳，强调一棵生长了六十年的紫树是如何难得，也强调紫树木实际也没有多少使用价值，既做不得房屋檩木，也不能做板车大架，砍了可惜。队长笑笑说，做桌子、箱子总行吧？父亲哑口无言。
　　 几天后放学回来，看到了散落的树叶和一地树屑，还有老树扑哧倒在地上的压痕。
　　 祖父的厨房亮堂多了，清晨的阳光不再需要透过树枝缝隙，直接照进窗棂。
　　 父亲并不绝望，说树蔸还在，来年会再发新芽。事情果然如父亲预料的那样，过了春节，滋润的风在一棵紫树蔸边滋生出一支嫩丫枝，春雨中丫枝一天比一天粗壮。一家人很高兴，盼望着新枝挨着树蔸快快长大。可惜好景不长，盛夏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嫩丫枝被折断，软塌塌瘫在阳光下。父亲叹了一口气。冬天的一个午后，找来挖锄，将两棵紫树蔸掘出来劈为烧火柴。
　　 又过了几年，祖父在一个春日的早餐后，辞别人间。那时，我已经上到小学四年级了。
　　 某一夜灯下读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不经意翻到“楝”。吴氏说：“楝，《本经》下品。处处有之，四月开花，红紫可爱，故花信有楝花风。《湘阴志》：苦楝掘沟埋之，可成楝城；植当风处，可辟白蚁。”吴氏说的苦楝埋沟可筑“楝城”，不知是不是有苦楝树经风历雨不腐烂的意思在内？说苦楝“可辟白蚁”突然想到一件事，那年家里闹白蚁时，父亲请来的人正是在其中一棵楝树树蔸坑旁挖到了一群蚁子，白茫茫一片，阳光下热火朝天，极像当年修河筑堤的民工。
　　 我抚摸着《植物名实图考》，想起曾坐在紫树浓荫下的祖父，内心惘然不已。
　　
　　 分塘鱼
　　
　　 我的祖父，那个白胡子老头，我至今还记得过年家里肉糕蒸熟时，他站在簸箕前，哈着腰，双手托着簸箕上滚烫烫肉糕笑嘻嘻的情景。他几乎每年都说的是同一句话：
　　 “哈哈，好泡速！”
　　 “泡速”是吾乡方言，这个时候用它，有“发”“大发”“发达”的意思。
　　 祖父喊了“发达”很多年，也盼了“发达”很多年，但到在他那个春天离开时，家里日子依然清苦得难以为继。
　　 肉糕是本地特产，至少本地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结婚、乔迁、生子举办的酒席，叫“肉糕席”。
　　 这传统，现在依然是。
　　 鱼是做肉糕的必需材料。大集体时，家家户户做肉糕只能指望生产队分过年鱼了。过了腊月十五，生产小队就有人在议论打鱼的事。小队有池塘三四口，但用作养鱼的只有塆子门前的那口水塘，其余池塘种着莲藕，莲藕塘鲢子鱼的产量十分有限。塆门前的塘说是叫养鱼塘，实际也没有谁来养，只不过每年初夏下两篓子鱼苗，大热天不让芦苇、破铜钱、水浮莲、浮漂等水生物疯长。因为是塆门前塘，家家户户洗菜、洗衣服、洗滤饭的筲箕都在塘坎边，总能够给鱼提供一些营养。到了年底，上年下的鲢子鱼苗，也能够长到三几斤，加上旧年留下的未成年鱼，几网下来，还是有丰硕成果的。
　　 我永忘不了拖塘鱼时，一塆子人的期待和欣喜！
　　 捕捞队是专门从外面请来的。三五个人，穿的是齐胸的黄绿色皮裤子，沿着塘岸边，将偌大的一张渔网左右围拢。渔网将汇合时，可看到鱼在网眼中乱跳。遇到年成好，第一网可捞个两三百斤。如此反复捞它两三个回合，一般来说，稍微像样的鱼，鲜有漏网的时候。网上来的多半是鲢子鱼，也有少量的草鱼、鲤鱼，摊在队部稻场上，不甘心地蹦上蹦下，直到气息奄奄蹦不动才消停。这个时候的稻场，非常热闹，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围着那些蹦动和蹦不动的鱼品头论足。哪条鱼可以剁一格肉糕，哪条鱼是屎肚子中看不中用。
　　 管事的当然是生产队的干部。队长岚哥大体默了一下，一个人可以分到几斤鱼。好一点的年岁人均可分三五斤，遇到那年不效，可能两斤还不到。队长金口玉言，跟保管老万、会计刚子一说，今年按人均三斤称鱼，于是，一行人在保管老万的指挥下，先是按照户数大体扒堆，大鱼带小鱼。两口人的，三口人的，四口人的，五口、六口、七口或八口以上的，分门别类编号，做到大平小不平。只有一口人的孤寡者，全部按两口人计算。我的祖父单独生活，每年都可以按照两口人分鱼，这一点生产队没有因为他的成分高而歧视。待一切准备就绪，保管一声令下，人们蜂拥而至抽签，抽到哪个号哪堆鱼就是自己的。手气好，笑嘻嘻，手气不好，少不了有人骂骂担担。
　　 每户人家对分鱼的事都很重视，总希望能抽到足够份量、个头足够大的鱼堆。世间事，最怕比较，一比较，心里难免失衡。父亲同样对分鱼很重视，鱼签总是自己亲自抽，抽得不好，少不得郁闷。
　　 分完鱼，家家户户赶紧在池塘边打鱼鳞，抠鱼鳃，开膛破肚清洗，然后挂在一处猫儿、狗儿够不到的地方晾着。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就开始起鱼肉剁肉糕了。那是村庄最热闹的日子，也是一年中大人、小孩最期待的日子。
　　 父亲不会剁肉糕。早年间是祖父剁，家兄成年后，祖父就手把手，将剁肉糕的手艺教会家兄。肉糕剁得好不好，关键是鱼肉、猪肉、苕粉、盐的比例，几乎家家都有一本剁肉糕的“葵花宝典”。
　　 腊月三十日天没亮吃团年饭，鱼头、肉糕、鱼丸子是必有的团年菜。
　　
　　 七爹
　　
　　 那一天晚上，一个人走在公园幽暗的枕木栈道。栈道两边齐腰深的灌木，仿佛一团团黑乎乎皮球，往栈道中间挤。
　　 栈道高高低低，周围灯光摇曳。昏暗中，七爹的影子突然浮现在眼前，愈来愈高大。仿佛两个世间的不期而遇。
　　 内心没有惊诧，也没有慌乱。只是那些沉埋的记忆一下子被激活。
　　 回家翻吾族宗谱。宗谱记载：公，名刚，字继柔，号业勤，生于民国乙卯年（1915）五月二十五卯时，殁于七四年冬月初七巳时。那个时候的我只有几岁，难怪对他的面目，模糊不清。
　　 鄂东大别山习惯，对于祖父这一辈，不是叫爷爷，而是叫爹。七爹，也就是我祖父那一代人。他身架子修长，清瘦，不怎么跟人说话，每天闷出闷进。
　　 他与祖父都阶级成分高。他是地主，祖父是富农，这大概是他们在村子里闷进闷出的主要原因。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我清楚记得祖父有一次当着他的面骂他，他一声不吭，从祖父身边默默走过。那时他一个人借住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暂时无人住的破房子里。出进都要经过祖父厨房边那条巷道。
　　 后来了解到的信息是，七爹其实是个不简单的人！他受过旧式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算是那个年代村子里的秀才。七爹还与祖父的不同在于，动乱年代，担任过相当时间伪政府的保长。时局风起云涌，作为保长，自然会干一些得罪人的事。我想，这也是他土改划为地主、晚年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原因。
　　 那时大队、小队时兴开批斗会。运动一来，那些年轻后生，拉着七爹和祖父到生产队队部或队部前的稻场上开批斗会，两个高高大大的人，戴着那个年代特制的高帽子，在一众愤怒的村民面前低下头，一边控诉他们的剥削罪行，一边举着拳头，发出排山倒海的声音，高喊“打倒汪××”“打倒汪××”的口号。每每这时，小小的我，既羞愧又惶恐。
　　 祖父与七爹不和，依稀听到的原因是：七爹和祖父那时生产队安排的营生都是拾粪，七爹出去得早，常把祖父喜欢到的地方先去光顾了。以祖父的心性，骂他是完全做得出的。另外，同样争强好胜，以前，他们相处或许本来就有某种疙瘩。我似乎更相信后者。
　　 七爹不是没有房子，只是他的房子被分到了别人家。在寄居祖父隔壁巷子老屋之前，是住在一个叫祠堂的屋里。祠堂当然不止住他们一家，前后、侧面都住得有人。一个夏天的午饭后，“轰隆”一声，祠堂倒塌，是被白蚁噬坏掉的。万幸的是，没有伤到人。祠堂距离我家并不远，“轰隆”声后，我们跑过去看到一堆浮烟升上天空。
　　 过了没一年，七爹在另外一处借住的房子，选择一根麻绳上吊了。村里习俗，上吊的那根房梁一定要锯下来烧掉。他的后人，我叫细爷的，赔偿了原屋主一根四寸丁头的杉料。据说，他上吊的那年，细爷家过年蒸肉糕，无论蒸多长时间，肉糕就是熟不透。
　　 1979年春，上面给地主、富农摘掉了压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1980年新年到来时，细爷自拟一副春联，上联是：一生辛苦还遗债；下联：半世摧残枉受惊。有通文脉的人说细爷想翻案。细爷不予理睬。
　　 时间是一台无形的灭火器，一代一代窜动的人头，最后只剩下在家谱的一个个名字。父亲是“辉”字辈，“辉”字辈那一代，村里仅存一二了，况祖父那代乎！
　　 （2025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