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城的年代，利川政治文化中心还在老城。从老城一路走过来，岁月一晃就是几十年。我在老城的一些记忆，好像就在昨天。这里讲述的，是我在老城结下的那些“文缘”。
　　
　　 一
　　 当初我的新闻业务知识，是在老城图书馆阅览室里获得的。所以我把阅览室当成了我的“营养餐厅”。
　　 平时东奔西走采写新闻报道，遇上星期天阅览室开放日，我就要在阅览室里泡一天。那年代，到阅览室看书看报的人多，去晚了就难抢到座位。
　　 阅览室管理员是位稍胖的中年女人，脸上随时带着矜持而温婉的微笑，年纪大的熟人叫她亚萍，年纪小的喊她亚萍姐。
　　 偶有闲暇，亚萍也坐在阅览室门口看书看报。我很羡慕她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利用职务之便，饱览各种书报。
　　 听到有人高声说话或嬉笑，亚萍就提醒一句：“请保持安静！”顿时，阅览室里只有翻书翻报纸，喝水的声音了。
　　 图书馆在老城东头，我们单位在老城西头。为了节省时间，中午我跑到街道路边摊吃一碗面条，又赶回阅览室，直到下午阅览室关门才离开。
　　 阅览室几排报架上，挂满了各种报纸。有国家级、省级、地区级的，有机关党报也有行业报。真可谓“坐在阅览室，眼观天下事！”
　　 被业界称为“报中报”、“媒中媒”的《新闻出版报》，我每期必看。特别是那些业务经验交流文章，为我及时提供了经验，引导我在新闻工作实践中，逐步从外行变为内行。
　　 开始做新闻记者，凭着一腔热情，既想做好党的喉舌，又想做好群众代言人。事实上，这两种人都不好做，“无冕之王”更不好当！
　　 1986年初春，我到鄂渝边陲一个乡采访，因气温骤降，当地出现大面积秧苗发病甚至烂秧。农民不知所措，有的还在追加尿素，有的把病害秧苗毁了，重新撒播。
　　 我以前当过农业技术员，知道这种情况不是缺肥的问题，我劝那位农民不要再撒尿素了。他却信不过我：“你是耍笔杆子的，又不是农技站的，哪敢相信你的话？”
　　 我打听到，当地干部和农技员，集中参加全乡水稻半旱式栽培现场会去了，没有人过问秧苗发病，水稻烂秧问题。
　　 一河之隔的重庆那边秧田里，也出现了大面积水稻烂秧。当地乡村干部带领农技员到田间拿脉问诊开处方，及时采取药物防治。
　　 俗话说“秧好一半谷”。大面积烂秧，绝不只是“一半谷”的问题。我针对水稻烂秧现象，写了一篇“读者来信”，题目是《秧苗发病农民急，盼望干部拿主意》，分别发到本市广播电台和《恩施日报》。
　　 《恩施日报》发现这是当前春耕生产的一篇热点报道。把大标题做得火辣辣的：《这里的干部到哪去了，在干什么？》，发表在头版头条，还配发了评论。
　　 上午报纸一到我们市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乡正是市委书记的联系点，我竟然误打误撞捅了“马蜂窝！”
　　 这篇稿子以现场随访，记录所见所闻的表达方式，力求客观反映问题。唯一的疏忽是将其中一位姓米的受访者，误听成姓李了。
　　 那个乡的领导向市委书记告状，说我不该把两省情况对比起来写，有意给市领导发难！
　　 被批评单位对报道内容无可挑剔，便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揪住姓氏这点瑕疵不放。他们知道我还在试用期，扬言要砸掉我的饭碗！
　　 幸好时任市委书记开明，实事求是对待这场舆论风波，不仅保住了我的饭碗，还派他的联络员鼓励我不要泄气，继续好好工作！
　　 后来我在阅览室《新闻出版报》看到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内容是怎样确保新闻舆论监督的效果。
　　 这篇文章提出，舆论曝光不能只是为了曝光而曝光，最终目的是促进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所以记者写批评报道一是要有打官司的准备；二是要注意舆论监督的方式方法，让问题性报道转化为积极效应，写内参就是一种好的传统。我真后悔早没看到这篇文章。
　　 1987年初春，我到两个边远高寒山村采访发现，这里缺粮断炊户和肺结核病人比较多，有一些人家还居住在“狗爪棚”茅屋里。
　　 几天调查走访，完成了一篇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我吸取上次教训，不再先发新闻媒体，而是作为内参稿，直接报送市委市政府。
　　 高山贫困村的现状，在全市带有普遍性，市委市政府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市政府派一名副市长带队进村，调查核实记者反映的情况后，市政府责成相关部门一是派出医疗队，带着药品进村开展医疗救助；二是及时发放救济粮和备耕物资，帮助群众度春荒闹春耕；三是组织人力物力进村消除茅屋。以点带面，在全市高山贫困村启动“消茅”工程。
　　 事后，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对我说：“还是你们舆论监督力度大些，以前我们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过这些问题，结果都是打了“话平伙”（说了空话）！
　　
　　 二
　　 自从老城群艺茶楼开张，城里的戏曲爱好者常到茶楼喝茶听戏，打发时光。
　　 这个群艺茶楼是李源道和几名老演员合伙开办的，主要演唱地方曲艺和戏剧。
　　 曾经担任过利川剧团（后改名利川民族艺术团）团长的李源道告诉我，他们开办这个茶楼，既免除了“卖艺”之嫌，又能收取一点茶钱“以茶养楼”，而且那些老演员的艺术生命也在茶楼得到延续。
　　 李源道在职期间，我曾经到剧院筒子楼里采访过他。我踏上陈旧的楼梯和地板，一路“嘎吱嘎吱”响，室内却被他老伴收拾得整洁亮堂。
　　 李源道穿着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规规矩矩接待记者，言谈举止显出资深艺人的风度。自从那次采访后，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
　　 回望李源道的艺术人生，一路走来也是风生水起。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团长被贬到书店当营业员。“唱戏的卖书，牛头不对马嘴！”面对冷嘲热讽，李源道心里不服气：“我就要让你们看看，唱戏的是怎么变着戏法卖书的！”
　　 李源道在街头支起摊子，现编词现演唱，现炒热卖，居然把书卖火起来了！他这套“唱着曲儿卖书”的做法，被全省新华书店推广。
　　 1972年12月，李源道又回到了唱戏的舞台。他提出，民族艺术团要打民族牌，唱特色戏。
　　 他首先对土家苗寨源远流长的“三才板”曲艺，加入新的唱腔和器乐伴奏，还配上小号吹奏。演出成功后，被推荐到全国巡回演出。用“三才板”演唱的《巴蔓子将军》，还受到当时国家文化部奖励。
　　 1975年5月，李源道与省曲艺团女演员邹立同台，在北京演唱由他参与编创的利川小曲《老杨三住青松塝》。《解放军文艺》发表评论高度赞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向全国播放。
　　 1981年，《利川小曲》被收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李源道也成为曲艺创作家，国家二级演员。
　　 自从山城文化市场一放开，囊中羞涩的艺术团演职人员、文化馆人员在工作之余，有的走进歌舞厅担任伴奏、主唱，有的招兵买马组建演出队。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参加城乡红白喜事演出。
　　 正当利川城里几支演出队在市场上风头正劲的时候，从长江码头万州来了2支演出队，他们在利川城里一亮相，就博得观众喝彩不断。利川城乡民间演艺市场，有6支演出队在竞争中求生存。
　　 茶楼之外，民间演艺市场异常火爆；群艺茶楼里，除了一些铁杆戏迷还在听戏品茶，宽敞的茶楼越来越冷清了。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老艺人演唱的《空城计》，表达了他们茫然的心境。
　　 李源道不得不放下老艺人的清高，走出茶楼探访民间演艺市场。他看到城区禁鞭后，居民婚丧嫁娶和商家开业，都需要娱乐活动助兴。
　　 市场的需求，就是演出商机。李源道牵头组建了一支“穿山甲演出队”，意在像穿山甲一样开拓演艺市场。穿山甲演出队音响设备齐全，演员角色齐整，吹拉弹唱表演，人人都有一套绝活。
　　 李源道凭借几十年创作经验，挖掘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编导上演一批内容健康，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老人去世坐夜唱孝歌，是土家苗寨传统的丧葬习俗。李源道根据死者不同的生平事迹，编写出接地气的唱词，改变了自古以来千篇一律的陈词老调，很受群众喜欢，这个节目成了城乡丧事悼念活动的压轴戏。
　　 与本地几个演出队相比，万州演出队的生存意识更强：“不唱戏没有饭吃；唱不好戏也没有饭吃！”这种危机意识鞭策他们走出长江码头，开拓新的演艺市场。
　　 我走进万州演出队驻地探访，才知道台上光鲜亮丽的演员们，台下的生活是这样的窘迫：屋子里两排地铺旁边，锅碗瓢盆、煤油炉灶，还有粮食蔬菜，堆得难以下脚。
　　 刚从乡下演出归来的几名青年演员，向我袒露了他们从国营剧团，走向民间演出队的心路历程。
　　 过去在国营剧团，男娃爱摆架子，女娃爱撒娇。现在进入市场找饭吃，这种优越感再也优越不起来了。
　　 最苦的还是下乡演出，哪怕雨天深夜，女娃跟男娃一样，抬着道具在崎岖山路上一步一滑赶路。哪怕滚得一身泥，跌得一身伤，只要有戏唱，再苦再累也值了！
　　 结识了李源道，我才有机会进入民间演艺市场；接触民间演艺市场，让我感悟到，每个人的人生都好比一台戏。无论逆境顺境，无论主角配角，都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把人生这场戏唱好，也才能体现人生价值！
　　
　　 三
　　 《龙船调》杂志是我初涉文学写作的平台，我的文学写作引路人，便是这本杂志当初的编辑黄振东。
　　 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第一次走进老城《龙船调》编辑部。没有想到，利川唯一的文学季刊，就诞生在图书馆楼梯口，这个冷秋秋的杂物间。
　　 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戴着眼镜坐在电脑桌前敲击键盘，他就是黄振东老师。
　　 黄振东1959年当了教师，后来辞职当了县机械厂技术人员。随后又到利川“坝漆之乡”造漆厂当了技术员。在造漆厂工作期间，发表了《生漆重力析测法》等6篇专业论文。
　　 黄振东老师是国家级戏剧文学家协会会员。剧本《市长他老爸》获得过2014年全国剧本征文二等奖，还出版了《风水龙桥》、《不妨一猜》等文学著作。
　　 企业改制下岗后，黄振东老师应聘了《龙船调》杂志编辑。《龙船调》是省内刊，没有稿费却从来不缺稿源。编辑黄振东凭着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将一大批作者凝聚在《龙船调》杂志这个平台。
　　 因为是熟人，黄振东老师开门见山动员我抽空给《龙船调》杂志写稿。我是长期写新闻报道的，对写小说、散文，几乎是一窍不通。
　　 黄振东老师说：“你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长篇新闻通讯，就有散文的风格，而且有的新闻通讯，稍微改一下，就是小说。”
　　 他还说：“你也快到退休年龄了，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有一种难解的情结。一旦清闲下来，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心里空虚得很。”
　　 我初入文学之门，感悟黄老师的话的确很有道理：“文学作品来自生活，你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挖掘出来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学素材。”
　　 黄老师建议：“你退休以后，不便东奔西走采写新闻，就坐在电脑前，挖掘你的生活富矿，使之变成文学作品。写文学作品可以充实你的退休生活，锻炼思维能力，预防老年痴呆……”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汉平原一位名叫杨柳的青年作家，看了我发表在《湖北日报》的几篇新闻通讯，认为我有文学写作潜力，来信建议我向文学方面发展。那时我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没有精力，也没有写文学作品的愿望，几十年一直与文学无缘。
　　 临近退休之年，听黄老师这么一说，我有些动心了。黄老师很高兴，给我选了几期《龙船调》杂志：“你先拿去看看，有兴趣了你就会按捺不住要写起来的！我看好你，恭候你的佳作！”
　　 说实话，我原先对《龙船调》内刊杂志很少关注过。看了黄老师送给我的几期杂志，还真有一些写得耐看的散文小说。
　　 我也有了学写文学作品的冲动，写了一篇《母亲的冻粑》，这个题材是我最熟悉也是最动心的。稿子发到黄老师的QQ邮箱，在《龙船调》杂志散文栏目发表了。
　　 每期杂志印出来后，腿脚不便的黄振东老师，就用塑编背篓背着《龙船调》杂志，步履蹒跚行走在大街小巷，把杂志送到作者手中。黄老师利用送杂志上门的机会，与作者讨论作品和约稿。
　　 黄老师评价我写的《母亲的冻粑》，写得情真意切，朴实感人。他还说：“散文作为文学作品，不是靠堆砌漂亮的辞藻，引起读者共鸣的，而是要以情感人，以内容取胜，亲情就是散文写作永恒的题材之一。初学写作，就要多从自己熟悉的亲情乡情入笔。”
　　 每次送别黄老师走出我的办公室，看到他一步一趔趄地走下楼梯，我对这位年近80高龄的文学引路人，油然而生敬意！
　　 在文化人纷纷走向市场的时候，老城里还有像黄振东这样的文化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默默地耕耘。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新闻向文学转型的路上艰难跋涉。
　　 这些年，我着眼乡情、亲情，在老家山湾里挖掘素材，写出了24篇散文、3篇小说发表在江山文学网，其中有25篇获得精品。
　　 我把这些乡情散文发到我们家族群里。让家人们从朴实的文字里，回望乡情、感受亲情，触摸乡愁。
　　 在武汉当律师的儿子，读了我在家族群里转发的乡情散文留言：“一个家族一代代传下去，会有共同的血脉和基因，但能够有共同记忆的，只会在有限的两三代人......老家从物质形态上已经没有了，父亲留下来的这些文字很有意义。”
　　 如今，利川老城变成了满街烟火味的商业步行街。我在老城结下的那些“文缘”，一直启迪我的人生，并且让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