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对做事的影响很大，不仅能左右人生，还有改变社会走向的可能，甚至还能创建一个国家或者引发巨大社会动乱，毁灭整个人类。因此，要时刻保持冷静，避免各种认知错误的发生。可是，事物处在各自的环境中，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还有时间、空间因素的差异存在。认知并不是一件简单之事，若偏离了事物所处的真实环境，就会被环境差错或错误的认知惯性所干扰，进而迷惑了认知、误导了做事，酿出不良后果来。在我所经历的事中，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并因认知上的错误，搞乱了情绪，做下了错事。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就在认知上亲身经历了这种错误。那时候，村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必须尽全力搞好农业生产，才能勉强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村民们必须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才能提高经济收入，改善民生。这是当时最迫切、最真实的生活需求。可那时搞政治强制，这个真实环境的生活需求被政治环境紧紧包裹了起来，被政治强制无情地取代了。
　　 我们村位于太岳山脚下，地处丘陵地带。那时，村里的农业生产条件相当落后，生产劳动收入很低，村民们基本上处于半饥饿状态。按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来说，亟待积极改进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经济收入。可是，那时的真实环境被政治强制彻底取代，一到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就呜里哇啦地吼叫起来，整个村庄的上空都回荡着村干部们激情的喊叫声，极“左”的政治腔调弥漫在村庄的上空，让村民们都特别恐惧。在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激越的政治口号，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潮流等过激的政治宣传。红红绿绿的标语，构成了当时最时髦、最激情、最霸道的政治强制环境。
　　 村民们的思想被这些激情的政治宣传所笼罩，都亢奋地投入到这一政治行动中。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村庄的大街小巷中，集会游行不时进行着，游行的主旨都是政治压倒一切等武断的说教。游行的队伍威风凛凛、浩浩荡荡，霸道地展示着极“左”的激情。但都是过激的政治表演，并起不到真正的教化作用。这种脱离了真实的环境，演绎着虚假的激情政治繁荣，各种政治要求像放电影一样在村民们头脑中鱼贯闪现：什么文攻武卫、对戏剧《三上桃峰》的评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霸道地呈现于村民的头脑中，让村民们总有一种目眩神迷的紧张感。受这种激情政治环境的逼迫，村民们像被牵住了鼻子的牛，脑子里迷迷糊糊，面无表情地跟着指挥东冲西突，但脑子里却都是迷迷糊糊的。
　　 在这种思想强制下，村民们都激动地搞起了“六对六”农业生产劳动。他们早上六点钟就带上农具出工，到晚上六点钟才收工回家，中间要送两次饭。他们在身体上虽极不情愿，却又装腔作势地积极投入，心里都特别紧张，担心自己跟不上形势，被定为落后分子遭受批判。其实，他们在思想上，并未真正接受这种过激的政治要求，而是以从众或随大流的心态，无奈地参与政治表演，戏剧性地比画着那些虚假的政治镜头。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经济收入”的真实生产生活需求，却在他们头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他们在参加这些政治运动中，就难免要暴露出一些特点来，他们都是出工不出力，劳动的效率极其低下。在当初的劳动现实中，他们都呈现着这样的特点：领导在时，装腔作势地积极劳动；领导不在时，比画个劳动的姿势，但在事实上却都纯粹是歇着。他们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地表演着。只有那些嘴快爱说的人，才用逗笑的口吻说出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俏皮话：“你杵着个铁锹不动，快把铁锹把给杵折了！”“你怎么干说不劳动，这耍嘴皮子能过日子吗？”在他们的街谈巷议中，也涌现出一批“精明”人来，都在背地里嗤之以鼻地笑话那些憨厚老实者：用偌大的水桶挑水，又重又难受的，能体现出你勤快吗？何苦呢！那么快翻地，领导又不在跟前，图个啥呢……
　　 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满脑子充斥着过激的政治思维，把那些真实的生活环境，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早已淡化得茶渣子一样，没有任何滋味了。那时的我，也是盲目而激越地认为：只有这样咋咋呼呼地进行政治表演，才能改善民生，否则就是跟不上形势，就是落后分子。但我虽然这样想，却对这种现状充满疑虑——尽管知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才能真正改变穷困潦倒的现状。但强加于头脑中的政治强制冲淡了真实的环境需求，总是错误地认为，政治是高于一切的，是改善民生的必要前提和促进剂。以为靠政治加压，就能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却把那些呈现于眼前的、真实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现实，都视而不见了。这都是在复杂环境下的不冷静，是被附加的政治环境所干扰，迷惑了认知。
　　 那时，学校里也乱成了一锅粥。教材都被政治化了，以教育改革为挡箭牌，将“教育要革命”的口号当成了教育改革的主流，完全取消了基础性教育内容，教材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常识都被弃于一侧，教材通通换成了优选法、识图、反孔批儒斗争史话等不系统且有问题的激情政治教育内容，教学成了清一色的所谓实践课。那时的教育革命搞得很过火，学生把学习竟当成了可耻之事。在教室里，常有学生追着老师打的事情发生。那时，师生关系已被政治需求所强制，老师已不是老师、学生也不是学生，师生关系被完全倒置了。那时，在假期里，也出现了以参加农业集体劳动的天数评判学生品质的标准，学生以学为主的基本要求竟被批判，似乎学生学习是错误的，只有反潮流才是时代的宠儿。有一年的暑假，我参加了三天的农业生产集体劳动，在统计假期劳动天数时，竟遭到了师生们的笑话。我也被这种附加的政治环境所迷惑，生发出错误认知：认为教育就应这样去革命，这样改革是切合实际的。因此，当时，我也是积极支持这种错误的教育改革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个山区乡镇参加工作。那时，国家已否定了之前发生的政治错误，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在地方上总有歪嘴和尚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宣扬着一种对改革开放政策曲解的工作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只要能增加经济收入就是对的。这种错误观念来得很强劲，我居然听到了一种工作理念的宣传：有个地方，改革工作搞得很先进，妇联做起了葡萄生意，被认为是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是最先进的改革工作榜样；团县委也像妇联一样，如何如何地搞起了改革，当然也是指搞起了商业生意。要求各地都要学习这样的改革经验，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好。尽管这些“经验”都否定了妇联、团县委等单位的工作职责和服务功能，但这却被树成了改革工作的先进榜样。那时，我对这个经验也是打心里支持的、羡慕的，并认为单位的改革工作很落后，亟待学习、模仿这个地方进行改革，并没有觉察到这种认知的错误和荒唐可笑。这也都是在那种复杂环境下，被附加的错误环境干扰和迷惑的错误认知结果。
　　 20世纪90年代，机关都搞公费旅游，被说成是为了开阔眼界；公费吃喝，被说成是一种公关需要；公费用车，被说成是领导者应享受的待遇。当时的请客送礼之风更是严重，有人还编出了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抽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但在当初的环境下，我也被这些“歪嘴和尚”的政治说教所干扰，迷惑了自己的认知。错误地认可了这种腐败做法，认为旅游确有这种作用，公费吃喝确实能改善上下级关系，公费用车就应该是领导享受的待遇特权，请客送礼很实际，自己决不能跟不上时代，成为时代落伍者。现在，我已在时间的长河中冷静下来，认识到了自己的认知错误，深深体会到了那种认知的荒唐可笑。
　　 以上所述的各个错误认知，都是在不冷静的情况下，受附加环境干扰而迷惑了认知。然而，认知时时处处都有被迷惑的可能，在现行环境下，也仍有这种认知被迷惑之事发生。比如，在一次和同事的谈论中，我就这样说过：我在过去很傻，居然认为妇联去卖葡萄是对的，做生意明明就不是妇联的工作职能，却被说成了工作经验，这在逻辑思维上根本就推不通，真是荒唐可笑啊！冒然一看，这似乎是自己清醒后的一种理智表达，但冷静地想想，却是事物在经历时间沉淀表露出真相后的“抖机灵”式激动，显然是不够冷静的。过去的认知虽然荒唐，但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从一分为二的角度考虑，对当时的这个经验推广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因为这个认知结论是在当今环境下作出的，是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偏离了当初所处环境的一种过激认知，仍然是在头脑不冷静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准确结论。那时的人思想僵化，改革开放政策极难推行，在当初的环境下，人们根本就不知如何去改革，当初的改革经验推广虽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却刺激了改革思维，对启动改革开放工作理念有积极推动作用。尽管背离了妇联等单位的工作职能，却是一种“无用之用”，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有不可取代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最清醒的，也是最准确的认知结论。因此，对事物的认知，要时刻保持头脑冷静，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
　　 对事物的认知还要考虑到空间因素，决不能离开空间上的环境差异去谈论事物的认知。我二十一世纪初到香港旅游，在游乐场买方便面时，就因四五十元一碗的方便面生发出了气愤。其实，这都是在认知上出现的错误所致。那时，在我的家乡，方便面是很廉价的食品。但在香港却贵得惊人。单从价格上看，价格之差确实有天壤之别。可是，香港与家乡相距几千里远，收入水平大得惊人，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家乡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别，游乐场所又处在具有特殊价格优势之地。这与家乡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怎能用家乡的环境去分析香港环境之下的方便面价格呢？这显然就偏离了真实的环境，得出的认知结论肯定就是错误的。
　　 总之，认知受环境干扰而被迷惑是世间的普遍之事，在实际生活中，要时时处处保持冷静，决不能让自己的认知被复杂的环境因素所迷惑。不仅要厘清事物所处的真正环境，还要做到仔细和周全，将事物所处环境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把政治环境因素、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决不能因各种环境因素的干扰，而迷惑了自己的认知，并因此扰乱了情绪，铸成行为上的大错。
　　 2025年11月4日完成初稿，11月8日完成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