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田坝死在深秋的一个凌晨。
　　 临江省省立医院高干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楼层温馨的过道和转角大厅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衰败气息。黄总五十七岁，对于现代人来说，本该是人生经验鼎沸与精力尚可称不上老迈的年纪，但他却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火苗上下颠覆了几下就彻底熄灭了。医院病历记录三年零七天，这是其与病魔抗争的时间。病情三起三落，同样对守在病床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说，是希望与绝望反复绞杀的一千多个日夜。每一次医生宣布病情稳定甚至好转，都像是暗夜里透进的一丝微光，但很快，更猛烈的风暴便会袭来，将残余的一丝自信和尊严扫光，一步步逼向苟延残喘的猥琐。
　　 长期的吸烟、饮酒、熬夜，早已将这副曾经魁梧的身躯彻底掏空。入院时九十公斤的猛汉，桥梁建筑圈里有名的“黄胖子”，狮鼻豹眼，豪气冲天。最后离开时，体重秤上的指针轻摆，显示四十九斤。再看缩在宽大的病号服脖颈里的头颅，像裹一层黑布的骷髅，骨架轻得让人心碜。
　　 黄田坝是改革开放浪潮里搏杀出来的，三十年前一个敢想敢干的万元户，一路成长为身家上亿的民营桥梁建筑明星。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圈子里都知道，黄总为人诚恳，一诺千金。答应别人的事，拼了命也会做到。借钱给别人，有时连张欠条都不打，全凭“信义”二字。正是靠着这种近乎古典的豪气和信誉，他接单接到手软，大包小包的工程，不论好歹，是活就接，是钱就挣，硬生生积累起了亿万家财。妻子主内搞伙食，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大儿子实干当项目监工，小儿子心思缜密管账目。那些年，黄家可谓是烈火烹油，鲜花什锦，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绿林之中好不快活。
　　 转折点发生在三年前。那一次，他和临江省路桥集团的总经理乔伟喝茅台。两人年纪相仿，是所谓的“同庚”，又意外发现有个共同的特殊爱好——足疗。还不是寻常的放松，是偏爱那种力道十足、疼得人嗷嗷叫，美其名曰“解毒”的疗法。黄田坝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十毒不侵”的妖怪，足疗最贵的套餐专为我量身定制的，有点痛才够味。可那一次，竟然成为妖怪的最后一次。重庆妹子第一轮捏脚，弯曲拇指刚刚顶上足底的涌泉穴，黄田坝便脸色煞白，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晕厥过去。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才勉强捡回一条命。诊断结果如同晴天霹雳：肺癌，二期。
　　 接下来的两年，是金钱与死神的拉锯战。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跑了中美两国的顶尖医院，使用了世界上最新疗法、靶向药物……前前后后花了两千万人民币，终于宣布肺癌临床治愈。黄田坝出院那天，全家人都以为噩梦结束了。黄总换了全身行头，红裤头带金边，苹果手机最新款，手提包由黑色更换成白色。好景不长，出院不到百天，他再次被抬进了医院。这一次，诊断结果：胰腺癌二期。
　　 医方专家的解释带着几分无奈，带着几分科研探寻的意味。对此前全面检查未发现任何指向胰腺癌的指标，基因测定也无异常，为何突发新病症的因果关系展开大篇幅的论述。但有一次胆管造影变形，当时被认为无关紧要，现在回溯，可以看作是这次病变的潜伏征兆。医生强调，这在医学上本缺乏足够的预判性，但考虑到癌细胞转移的可能性，本应作为重点排查内容云云。医学的解释冰冷的，但对于黄家来说，最关心的性命能否保住，这无疑又一次接住堵在眼前的如山沉重的命运大门的挤压。
　　
　　 二
　　 就是在这次入院，生命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当口，黄田坝认识了姜如意医生。
　　 姜如意，虽然已经四十九岁，但保养得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临江省总医院宣传栏标注的肝胆胰脾科青年专家，她身上有种不同于一般西医的气质，言谈间带点中医的韵味，还很懂得揣摩病人心理，说话总能说到人心坎里。用护士们私下的话说，姜医生有种“天生的本事”，能迅速和病人及家属建立起一种超越普通医患关系的“特殊信任”。
　　 黄田坝和陪护的家人很快对这位姜医生产生了好感。她查房时不仅将病者的病情能娓娓道来，处处显示出医术的高明，且待人接物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白色口罩上面的那一双灵动双眼，忽闪忽闪的让人心醉。然而，这种“特殊关系”很快变了味。在一次看似随意的聊天中，姜如意开玩笑口吻向黄田坝提出，想向黄总借100万，儿子在北京结婚购买一套房的首付款周转一个月，因为借给她弟弟100万用于其代理的一款“高档酒”的急需，短时间难于抽回。看黄总面有难色，还没等说话，马上就接上去说，要么购买一些我弟弟的酒，也行呀！最后一个字语气有点重，然后，眼睛开始忽闪起来，视乎在急促催着答话。
　　 这个要求来得突兀但还有选择余地，黄田坝先是愣了一下，作为生意场上的谈判老手，各种“套路”见得多了，绵连的笑容像一团盛开的花朵。他不动声色，直接反问一个关键问题：“价格？”
　　 姜医生似乎早有准备，笑着接话：“我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是，我想你，订购酒的价格？这个，那问问我小弟。”她当场打了个电话，然后回复：“您是知道的，给别人一箱2000正，一瓶333元。给您吗，就按666元一箱，六瓶装，合一斤111元，咋样？”还没等黄总反应，接着说“图个吉利嘛，幺-陆吗就是要顺，一帆风顺，病自然好了嘛！”
　　 “谢谢黄主任吉言，给我优惠到三折，虽然333元的酒不算顶级，但在高端酒局里也不失面子。好了，我决定了先安排20万元，剩余80万元等过了八月节我在续订如何？但是，我把酒先放在你那，我随要随提，咋样？”
　　 这回轮到姜如意有些意外：“为什么？”
　　 黄田坝摆摆手，语气带着病人特有的虚弱和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这些酒够我公司八月十五送节礼的。您看我现在主要是看病，业务已经停止了…”
　　 “好的，谢谢黄总的慷慨！”姜如意立刻笑逐颜开，语气更加热情，“那么你需要把病房换一换吗？我已经找过院长，安排了一间省长病房，在前楼404病室，过一个走廊，不需要出该座大楼的，很方便，我安排护士马上把您送过去，咋样？”
　　 “哈哈，谢谢！”黄田坝也笑了笑，只是那笑容里，掺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和洞悉。
　　 二十万，就这样转到了姜如意指定的一个账户。备注栏里，老谋深算的黄田坝亲手输入了两个字：借款。
　　
　　 三
　　 换了病房并未能换来命运的转机。不到三个月，黄田坝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这个体重只剩下四十九公斤，真正成了硬汉子，“骨头渣硬的汉子”。他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留恋，最终都化为了眼角一滴浑浊的泪水，和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作为父亲面对两个孩子，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断断续续交代着重要的身后事。明确提到了姜医生开始以“调动医疗资源、更换高级病房”为条件，向他“借款”100万，后又并建议“购酒”，我不得已才转账20万元，你们找姜医生要回这个钱，姜医生她心里清楚……”
　　 姜医生在黄田坝临终前来过一趟，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露出一双不再闪动灵光的眼睛。她看了看病床上形销骨立的躯体，几乎没做停留，扭头就出去了。在病房外，她对追出来的黄田坝妻子轻声说：“进口特效针剂，一直使用，很放心。看有没有好转，只要挺过去这几天，一定会好的。”语气专业而冷静，没有丁点让人感触悲悯的声调。
　　 然而，据黄大强后来回忆，他父亲去世后，他试图联系姜医生询问那二十万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对方很戒备也很小心，反问道你不知道呀！当初试图很容易得到的回答变得如此艰难。得知姜医生以病人去世很悲伤，故迅速删除了与其父亲所有的好友名单、通话记录等，至于购买酒品的微信中所有的聊天记录，关于酒的具体情况、要多少件、何时要的、取货多少等细节将无从得知。委托律师准备起诉，按照律师的建议再一次向姜医生的弟弟求证事实过程。姜虎的回复开始含糊其辞，把通话人当成了买酒的，一直说“你要什么品牌的酒，数量多少，要20万的吗？你在哪里，我直接送货过去。后来急于撇清，反问，你认识我吗，你见过我吗？最后干脆说我不欠黄总一分钱，有本事你起诉去吧。
　　 人死债未消。尤其是，当这债务沾染了医患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临终前可能存在的乘人之危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笔钱的问题。兄弟俩商量后，决定将姜如意、姜虎姐弟俩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二十万借款本金。
　　
　　 四
　　 庭审那天，气氛凝重。
　　 原告席上坐着黄大强和他的代理律师，一个年轻的秃头律师，戴着瓶底厚的眼镜，文质彬彬，但问话条理清晰，句句直奔要害。
　　 被告席上，姜虎特意穿了一身深色套装，试图显得庄重，但稀疏的头发，以及眉头上方各自一块不自然浓黑、与其他地方“似有似无”的头发形成对比的区域。姜医生看起来有些憔悴和怪异。他身边坐着两位律师，分工明确，左边负责陈述事实，右边负责程序和法律适用，架势十足。
　　 法官照例先核实基本情况。
　　 “原告，你见过被告吗？”法官问黄大强。
　　 “没有见过。”黄如实回答。
　　 “你父亲死亡前说过和被告很熟悉吗？”
　　 “说过是朋友关系，还有一点远房亲属关系，所以才可能借钱给他们。”
　　 “借钱为什么没有字据和利息呢？”
　　 “因为熟悉所以才没有打字据，因为是亲戚才没有要利息。”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亲戚关系？”
　　 “我开了一份证明，是村委会的，证明姜医生的母亲和我们黄家是一个村的，三代之前是姑表亲关系。”
　　 法官将目光转向姜如意：“被告，对于亲属关系，你认可吗？”
　　 姜如意面无表情：“法官大人，这种一百年前的远亲，没有任何实际往来，我认为与本案无关。”
　　 接着，黄大强的律师开始发问，焦点集中在“酒”上。
　　 “被告，你答辩称这二十万是酒款，请问2000元一箱，300多一瓶的酒，进价多少？
　　 姜虎回答：“80元一瓶。但是，我需要给法庭说明，酒价格不能按市场进行加价，新品牌推广期就是买的概念，允许高利销售…”
　　 “反对！”原告律师立刻打断，“法官大人，被告在回避问题，并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陈述。”
　　 法官敲了下法槌：“反对有效。被告，直接回答问题，不要解释这些……市场行为。”法官差点把“废话”二字说出口，及时收了回去。
　　 “大概几天提的货？谁给库管打的电话？”原告律师继续发问。
　　 “没有几天，我就给库管说发100箱那个‘神仙老酒’。”
　　 “当时谁请谁吃的饭？”
　　 “我请黄总安排来的两个人吃的饭。”
　　 法官插话：“你和黄总有电话和微信吗？”
　　 “有。”
　　 “上面有无关于酒销售的信息显示？”
　　 “当天沟通很急迫，主要是打电话。我姐姐和黄总有微信记录，但是……都因为手机内存问题删除了一些内容。我们问过手机销售商，技术人员表示无法恢复。”姜虎回答得有些生硬和犹豫。
　　 “传证人被告仓库保管员谢某出庭。”书记员对着话筒喊道。
　　 证人谢某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有些紧张。他陈述道：“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次要一百箱酒不算特别少。两个人开了一辆大型白色面包车来的。因为我不识字，只会认数。姜总打电话同意让他们拉。我在楼上超市借了一辆板车，从仓库里共拉了五趟，才把100箱酒搬完。坐电梯下地下室装上那辆白色拉货的大面包车。我们仓库面积很大，酒类很多，那个仓库大概能盛1500箱。装一次车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他的证言是事先由别人代笔写好的，他只是在上面按了手印。
　　 原告律师抓住证言中的细节：“法官大人，证人证言提到‘拉了五趟’‘装车二十分钟’，一百箱酒，按照常规纸箱包装，体积大约五个立方米。一辆大型面包车能否一次性装下？是否需要分五趟搬运？这与被告声称的‘即时交易’‘正常提货’是否存在矛盾？此证言真实性存疑，很可能是在配合被告编造故事。”
　　 辩论阶段，原告律师第一轮发言：“原告认为这不是酒品买卖，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亡父生前转款时，亲笔书写转款用途是‘借款’，而非‘货款’或‘酒款’，这是最直接的意思表示。第二，价值二十万的酒品交易，不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不开发票，这符合商业惯例吗？显然可信度不高吗？”
　　 姜如意抢答：“是你父亲自己不要发票！所以不开发票，不很正常嘛！”
　　 法官让黄大强回答：“原告，死者的手机还保存有其他相关信息吗？给家属交代后事多久后死亡的？他的微信号你们可以登录吗？”
　　 黄大强：“我父亲的常用微信由他本人掌握，因病情的原因几乎不用微信，偶尔使用一下手机接听电话。我们当时沉浸在悲痛中，没有立刻查看。他在交代外欠款事宜后半个月去世的。我们后来尝试登录，发现一些关键聊天记录被人删除，我们正在考虑报警。但父亲生前交代过后事，共有两笔欠款，都是20万元，那一笔已经通过谈判收回来了，我父亲说的是借款，我们只能按借款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