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最憋屈的莫过于钱，明明最需要，却始终被当作最俗气，天天被用，又天天被讥讽；天下最无辜的也莫过于钱，明明最干净，却常常被视为最肮脏，人人收藏，又人人去讨伐。
　　 世人口中的钱，是商品交换的产物。通常是指货币。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是俗得再也不能俗气的东西。甚至一直被当作万恶之源，这实在是天下第一冤案。
　　 钱不仅不俗，还很有历史底蕴。
　　 溯源上下五千年，钱的演变史活脱脱就是一部金灿灿的中华史。它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一开始是实物货币。游牧民族一般以牲畜、兽皮类来实现货币职能，而农业民族以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海贝，珠玉等充当最早的实物货币。
　　 夏商周时期开始出现天然贝和仿制贝，如石贝、骨贝、金属货币等。其中，海币由于其稀缺的自然属性，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最主要的货币。商朝中晚期出现铜贝，战国时期形成布币、刀币、环钱等多种钱的形式。
　　 秦朝第一次统一钱的形式，发行了统一的货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五花八门的钱统一为圆形方孔半两钱，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钱径约2.5-3.72厘米，重2.5-14克。
　　 遵循着始皇帝的创意，接下来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会有自己统一的货币形式，可以说什么样的货币就代表了什么样的王朝。汉朝汉武帝于公元前113年将五铢钱定为唯一法定货币，并确立中央集权铸币制度。到了唐朝，开元通宝创立通宝钱制，钱文不再标注重量。北宋时期因铁钱携带流通不便，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过，金属货币依然在接下来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一统天下，直到清朝的白银享誉世界。
　　 纸币的出现虽然方便，却也为钱的贬值风暴埋下了伏笔，并因此产生了一个现代经济学概念：通货膨胀。这个词在军阀混战与民国时期一度搅得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到今天，它越来越成为衡量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指示器。
　　 可见，钱的演变，不仅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化，也代表了历史王朝的更替。它的每一种主流方式，都深深烙上了某一个主流王朝的风云与盛衰。
　　 钱不仅不俗，还很有文化底气。
　　 钱的流通，形式上是一种经济的扩张，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它流通的每一次地域突破，都是一次文化突破；它流通的每一次种族融合，都是一次文化融合；它流通的每一次国界跨越，都是一次文化跨越。
　　 正如那句俗话：“有钱无文化，迟早要吃亏；有文化无钱，说话也没人搭理。”钱与文化就像鸟之双翼，必须相互配合才能飞向远方。缺失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发展失衡、行为失度、人生失态。很多时侯，钱的进化，就是文化与文化撞击所擦出的火花。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发起改革，促使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其间铸造了年号钱太和五铢，这是历史上首次使用翻砂法铸钱，对于不善手工业的游牧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与中原文明碰撞出的闪亮火花。
　　 清代尤其特别。大概顺治帝后期开始，汉文和满文开始一同在钱币上出现。其中汉文标年号，满文标产地。后来，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为了推进国家统一并治理好新疆，兼顾了当地风俗，在发行统一货币的基础上，又单独在南疆开局用红铜铸钱，先后有阿克苏局、叶尔羌局等地方铸坊，史称“新疆红钱”。此外，还在西藏地区发行“宝藏钱”，钱文采用汉文藏文对照阅读。这些为少数民族特设的钱，代表着文化的共融、文明的共存。
　　 世界范围内，钱依然是推动文化进步的最佳媒介。公元前的波斯帝国，大帝居鲁士曾经别出心裁地推出一种“货币签证”制度。外国商人只需持有波斯银币，即可轻松兑换到通关文牒，在波斯帝国境内畅行无阻。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与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波斯帝国因此盛极一时。
　　 无论哪一种钱，其形状、款式、材质以及钱文标识，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的流通不仅推动着文明的传递、传播与传承，也折射出文化的创造、创新与创伤。每一种钱的兴起，都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异军突起；每一种钱的没落，都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枝枯叶落。
　　 钱不仅不俗，还很有道德底线。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时期，会稽太守刘宠，废除苛政，整治官吏扰民，使当地“狗不夜吠，民不见吏”。离任时，五六位百姓赠其百钱以表谢意，推辞不过后各取一钱，出城后投于江中。后世将投钱处改称“钱清江”，并建一钱亭、一钱太守庙纪念。据说乾隆下江南时都大赞“大钱留一话千秋”。
　　 刘宠拒百钱，守的是个人的小义；收一钱，敬的是百姓的情义；投钱于江，护的是天下的公义。
　　 这一文钱，代表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气节与气度。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封建官吏知法、遵法、守法与护法的底线；是一位怀抱天下的读书仕子敬民、爱民、惜民与容民的初心。
　　 每一种钱的产生都代表着一种智慧，每一份钱的获得都代表着一份劳动，每一笔钱的传承都代表着一份情感。智慧、劳动、情感，这些难道不是最干净最刻苦最值得尊敬的吗？
　　 灿烂如此，钱之所以还被认为俗，无外乎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拥有钱的主人俗。钱的诡秘在于它本该等于货物，实际上却等于财物。形式与内容的背道而驰，导致几乎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地去获取，即便再良善的人因为生存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种豆南山下，究其实质还是为钱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虽然人前没低，但内心里却低了。不然，他就不会晨兴就去理荒秽，带月才荷锄归。更无奈的是，对钱的争夺，往往都是罪恶颠覆良知，黑暗遮蔽光明。结果就是，最好人人都平均拥有的钱，最终却总是被极少数人拥有。
　　 二是获取钱的方式俗。钱的诡异在于它本该等于劳动，实际上却等于妄动。稻盛和夫说过：“如果吃苦能挣到钱，那农民都成千万富翁了。如果执着能发财，那乞丐都可以发家致富。如果勤快能翻身，那快递员都是身家千万。”言下之意，就是老老实实的劳动是发不了财的。钱的初衷与归宿二者天然的二律背反，让马克思都不得不奋笔疾书：“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三是运用钱的结果俗。钱的诡谲在于它本该等于公平，实际上却等于不平。穷人最苦恼的一句话是，口袋里没有钱办不了任何事；富人最信奉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有了钱摆得平任何事。这两句话辐射开去，本来只是为公平交易而诞生的钱，却成了所有不法交易必不可少的钱。更让人无话可说的是，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很多群体，很多事件，还真的就是这样摆平了或办不了。
　　 《增广贤文》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不道，不度，不节，这样的钱不俗才怪。
　　 王朔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不碰车贷、房贷、网贷、传宗接代，一个月三四千，可以活得很自在。”这句话将“钱”说得很通透，很通达，很通行。它的哲学逻辑和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做乞丐最幸福”源出一辙。你赚多少钱，就吃多少饭；得多少利，享多少福。量力而行地柴米油盐，就会心安理得，就能心旷神怡。
　　 钱从来就不俗，俗的是什么样的钱。
　　 来历不明的钱自然俗，偷奸取巧的钱肯定俗，巧取豪夺的钱从来俗；为富不仁的钱当然俗，欺行霸市的钱一定俗，助纣为虐的钱绝对俗；法不责己的钱必然俗，逍遥法外的钱注定俗；贪赃枉法的钱更加俗。人们痛恨的其实不是钱，而是用钱去践踏公平正义的阴暗、嚣张与跋扈。
　　 用来保家卫国的钱，每一笔每一项，都是如此神圣如此庄严；用来扶贫济困的钱，每一叠每一张，都是如此普惠如此感动；用来教书育人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是如此高尚如此阳光。永远记得，当张桂梅老师成功为学生为学校争取到助学基金后眼神里所释放的异样光彩。人们感动的其实也不是钱，而是用钱去构建国泰民安的决心、热心与爱心。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活在哪别人的定义里，只会把自己越裹越紧；学会独立选择，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钱不是万恶之源，思想才是。将钱视为俗物，本身就为它埋下了陷阱。只有高贵的对待它，才会促使人们用积极、健康、圣洁的方式获取它。若真的视钱如衣食父母，又有谁会容许自己的父母被亵渎？
　　 钱俗或不俗，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我们怎么去定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