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上有个叫刘贵轩的人，因辈分长，排行老三，加之名字拗口，人们便称他为“三老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土地实行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暗地里都铆足了劲，生产效率比大集体时有了显著的提高。化肥、农药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让种地变得省时省力。许多人农闲时开始走出家门，或打工，或东乡买、西乡卖地做生意，从而赚到了数量不菲的养家糊口的钱。
　　 三老头对村民们这种既种地又外出赚钱的生活方式，表现得“义愤填膺”。他哀叹道，打工，打什么工啊？吃饱了撑的，是“没牢坐，找锅框子蹲”（自找麻烦）。
　　 随着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背着粪箕子走街串巷捡粪的人渐渐绝迹，而三老头却依然背着粪箕子早出晚归地捡粪。捡回来的粪，加上自家厕所里的粪，及猪圈里的猪骚（猪粪）和草木灰等掺和在一起，经过发酵，就是上好的土杂肥。
　　 汪塘子一般都在村子里边。少雨的季节，汪塘子会干的底朝天。这时，三老头就会乘机跳到下面，不顾脸上、身上溅满的泥点子，也不顾淤泥腥腥的、臭烘烘的气味，只顾一锨一锨、历经若干次地倒腾，把淤泥弄到岸上，随后再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推到他的承包地。地里既用汪塘子泥，又用土杂肥，一时间庄稼叶片就会返青、发亮，产量也会相应提高。只是，用这种办法种地，要比直接使用化肥掺杂少量有机肥的办法，费工、费力得多。最终的产量，还不一定比使用后一种办法的高。
　　 地里长了杂草，争夺地力，妨碍庄稼生长，大家都使用除草剂清除；地里有了害虫，利用杀虫剂消灭。而三老头的地里长草，他却用锄头除。生了虫子，用草木灰，或以徒手捕捉的办法治。他说：“锄头除草，顺便可以疏松土壤。手工捉虫子，既能喂鸡，也保护了庄稼，这都是一举两得的事。”其实，耪地的活儿，汗流浃背是常事。用手捉虫子，容易使人头晕目眩。最关键的是，除草、灭虫，用锄头耪、用手捉，比用喷雾器喷洒，工作效率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然而，三老头对此或许没清醒地意识到，亦或因他认知能力的局限，使得他只能这么做。
　　 不愧是吃苦耐劳的人，三老头说自己用铁锨一天能翻半亩地，比租用拖拉机耕地，能省三十元。的确如此，他经营的承包地，大多都是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出来的。自然，比使用机械耕作省了不少钱。可是，省了这点机耕费，要比起用机械耕作，腾出时间到外面赚的钱，只能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实在不划算
　　 为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规划在个别田块种植银杏树。三老头气愤地说：“民以食为天，银杏树好吃好喝？卖钱？没影的事。”可迫于压力，他又不得不象征性种植了一些树。一是为了掩人耳目，一是为了在树趟子里继续种庄稼。歪打正着，由于树种的稀，树木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他的树枝梢长得对称，树干长得笔直，生长的速度也让地邻望尘莫及。若向外出售，邻居两棵树的价钱也赶不上他一棵树值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上银杏树价格疯长的时候，邻居们纷纷卖树，可三老头咬着牙就是不卖。他笑称卖树的人沉不住气，不够“大料”（没出息）。树的价格一天一个样地往上长，奇货可居，哪能说卖就卖了呢？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二十一世纪，银杏树价格又过山车似地一个劲儿往下滑。眼见势头不妙，精明的人家，便拼命地向外出售，有的人家几乎都卖光了，可三老头依然咬着牙坚持不卖。他心里想，这价格说不定还会涨回去。之前那么多人沉不住气卖了，我却不卖，而现在掉钱了，我才想起来卖，岂不被人家笑掉了大牙？
　　 眼看银杏树价格掉成了木材价，很多人家开始去除银杏树，改种庄稼。三老头两边的邻居去除了银杏树后，劝他也把树去掉种庄稼，他觉得心疼，死活不同意。于是两边的邻居，一气之下，便都种植了白杨树。不几年的功夫，他的银杏树因被白杨树遮盖，而变得树皮灰暗，生长几近停滞。至于在树趟子里种庄稼，树都长得遮天蔽日，庄稼岂能长得起来？
　　 除了银杏树地，三老头还有一块在“尹家后”的地，面积约八分。曾经有承包商前来流转土地，全生产队的人都租出去了，唯独他不同意。他摸着地里的土块，心里嘀咕：地是庄户人的根，租出去了，我还算个庄户人？再说，自己能登能蹦的，何必靠种田大户赏赐的那点租金过日子？这样一来，他的地就被铁栅栏圈在了地中心。
　　 随着年龄增长，三老头渐渐感到耕种那块被圈在中间的地力不从心。看到邻居们靠着土地流转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开始动摇。想到自己也需要一份稳定的保障，他便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想要把地转给承包商。可人家就是不答应。这怪得了谁？怪他自己。
　　 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人，脊梁弯成了弓，手背爬满了青筋，握着农具的手，紧得指节凸起，看着让人心酸。此外，他在自己的银杏树地里，所表现出的一脸无奈，也让人看了心酸。
　　 “蚕老一时，麦老一晌”。人也是这样，说老就老了。三老头变成了真正的“老头”，是由于前年他老伴的溘然长辞所引起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常在嘴里念叨着，有时在梦里也会被惊醒。
　　 今年麦收时节，三老头儿子突然从城里打来电话，说他生了二宝，因保姆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求父亲把地全部流转出去，并把宅基地及房产卖给邻居，或送给侄男侄女，随后前去帮忙，这总比一个人在家孤独终老的好。
　　 三老头的儿子重点大学毕业后，在某城的一个纺织企业谋了一个营销总监的工作，且还是该企业的股东。听说要三老头去享清福，村里很多人都劝说三老头：去城里抱胖大孙子住别墅，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去吧，省得在家受罪。他侄儿还对他说：“大伯，您放心进城，尹家后的地我种，租金按时给您转过去。家前院后的一草一木，俺给您看管好。什么时间来，俺什么时间如数交还给您。要是丢了一根针，俺赔您个大梁头。”
　　 侄儿是他三弟的小孩，从小到大一直忠厚诚实。他的话，情之真，意之切，不会有假。
　　 他真的决意要走了。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在院子里划拉了一圈。他想，宅基地和财产，是侄儿代为看管，而不是送给他，或卖给了他。我的，终归还是我的。不过，院落里的那棵杏树，黄橙橙的杏子，结的果实一嘟噜一嘟噜的，眼看就要成熟。待成熟了，弄到街上卖，能卖上百元。大门外的那棵石榴树，花开的正浓，中秋节的石榴该由谁来收？若看管不严，被小孩子偷走了怎么办？还有，银杏树的行情一旦好起来，那可是几万几十万的收益啊！不在家，谁做主帮我卖？我怎么可以说走就走，一走了之了呢？城里的楼房比树高，路比田埂硬，我这双踩惯了泥土的脚，哪能站稳？再说，侄儿尚且年轻，若在老家混不下去，忽然心血来潮，进城打工去了怎么办？财产该由谁来看管？他想着，想着，就坐在院子里靠近石磨的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梦中的三老头。电话是儿子打来的，他说他出差，绕个弯，明天可以回到老家，顺便把父亲捎回城里。
　　 接到儿子的电话，三老头连忙回复：“不急，不急，待我想好了再说。”
　　 挂了电话，他随手摸了摸身旁的石磨，眼神落在墙角挂着的锄头上，半天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