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咱们家的承包田分到手了，一共21亩。”刚刚吃过晚饭，大儿子所焕富对坐在自家炕头上正在喝水的父亲所葆元说。
　　 “嗯。”所葆元喝完一口水，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村东16亩，村北13亩。”
　　 “嗯。”
　　 “咱们家还分到一匹马一头牛。”
　　 “嗯。”
　　 “咱们家和阚学发家、荆大角瓜家、钱二孩子家，共四家分得一挂胶轮大车。”
　　 “嗯。”
　　 “这些都是采用抓阄的办法分的。”
　　 “嗯。”
　　 所葆元听着儿子所焕富叨咕着自家分得的田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的情况，只是“嗯”着，一句话也不说。
　　 自从公社和大队召开布置包产到户的会议以后，各个生产队就很快热火朝天地分了起来，不到一星期，就全部分完了。要是以往，各个生产队的领导都会穿梭似的到大队来汇报会议的落实情况。可这次却不同了，各个生产队都分完了，也没有人来给他所葆元这个党支部书记汇报情况。所葆元自己明显觉到，包产到户这一实行，大队的作用就不大了，他这个书记就可有可无了。要不是大儿子所焕富跟他叨咕这些情况，他简直就一无所知了，他几乎就成了这农村改革的局外人了。
　　 兰花甸大队七个生产小队的一万一千亩耕地，三百多匹马500多头牛羊以及近千只羊等大牲畜，还有车、犁、锹、镐、筐等农具及种子、饲料等，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全部随着土地的承包，分到331户农民手中，其速度之快，其形势之稳，其群情之欢悦，证明着凡是顺应历史之潮流，顺应民众之心愿的事情，就会一呼百应，一蹴而就。而那些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集体大帮哄等违背民意脱离实际的东西，那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让人反感令人作呕的历史闹剧，施行起来总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到头来也还是是一触即溃一败涂地，以极其惨痛的悲剧而收场了。
　　 所葆元对兰花甸大队，对原安县乃至中国大地上的这一巨大的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有预感的，但他没想到会来的如此之快。早在1979年初，他在原安县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听取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对全面认真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一系列左的错误，果断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接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等重大历史性决策，就已经深深感到这次改革非同凡响了，尤其是他听说安徽、四川等地已经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等各种方式的生产责任制时，精明敏感的他已经感到了一股强劲的改革风暴即将在农村刮起来，而且如暴风骤雨的来临一般，是不可阻挡的。他也依稀感觉到，一旦实行包产到户，他这个大队书记的作用虽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起码要大打折扣了，他的那些管理生产的制度和措施将被束之高阁了，他那“冬天粪堆要大，春天小苗要齐，夏天杂草要少，秋天收割要净”的“四要”的要求还提给谁呢。那时，他还用得着三天两头找生产队队长开会了吗？他还用得着骑着自行车到各小队检查生产情况了吗？……他同时也忧心忡忡，没有大队这一级的组织管理，农民们会把地种好吗？那些不太务正业的游手好闲的人，输耍不成仁的人，五马六混的人，岂不是更放羊了吗？每当想到这里，他又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农村改革，对包产到户的政策又是疑惑重重。他也听到了正在人们中流行的那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说法，他判断不出这句话究竟是对还是错。正是由于所葆元的这种犹豫矛盾的心态，使得他既不敢去阻挡农村改革的步伐（客观上也阻挡不了，他明白，连他们省的那个省委书记试图阻挡都被换掉了），但也无力更无心去推动这个改革的发展，他只能是被动的跟随，默默地观察。在这种心理之下，他连自己家所在的小队召开的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会议都没有心思去参加，像小偷一样在家中猫了好几天。
　　 包产到户后，农村的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就削弱了就消失了吗？其实并不是，而应该是更重要了，更需要加强。所葆元没有去思考自己是否勇敢地立于改革开发的潮头，是否应该快些转变观念，是否去尽快适应新形势，应该怎样转变领导方方式，带领农民们去尽快发展生产，尽快致富。而是感觉原来的老方式不适应了，自己似乎就随之失业了。这时，他把精力转到如何管理处置大队原来的企业和资产上来。自然，这些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也是要一一处理好的。
　　 兰花甸大队在所葆元的领导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农牧场，同时，还办了几个小企业，有一个可年产150万块红砖的砖厂，有一个可年产两万斤粉条粉皮的粉坊，这几个企业每年平均最低创造纯利润总计30万元，以前大队集体资金累计最高时达到700多万元，除去这些年大队平时的开支，包括慰问军烈属、扶持五保户、贫困户、小学教师工资和教育投资、大队公办费用、招待费用等100多万元外，除去前年修村路又花去了120万元，还积累了资金600多万元。
　　 那年夏天，所葆元骑自行车到各小队检查生产，突然天降大雨，平时平平乎乎的泥土道，突然变成了大酱缸，不仅自行车不能骑了，连走路都十分费劲，所葆元只好脱下那双旧胶鞋，别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上，光着脚扛着自行车踹着泥泞回到了家里。这件事，让他下决心把大队的前后七个生产队的两条主要街道修成油漆路。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大队长时青山就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提出过要实施这项工程，因为所葆元不同意，一直拖了好几年才开始修建。仅这一项全长8公里的油漆路就花去了将近120万元，这个花项值得，他再下队检查生产就不用踹大酱缸了，也给全大队的社员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人伸出大拇指，称赞所书记心中想着群众。此事还被县、市、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好一顿报道，说这是原安全县农村中唯一修了油漆路的生产大队。人们清楚地记得《新春日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大标题刊出“心中装着老百姓，油路铺到农民家”，所葆元因此被称为“爱民书记”。
　　 联产承包后，一些村民生产资料不足，有的家分到半辆车，没有马；有的家分到一匹马，没有车。有的是有牛无犁，有的是有肥却种子不足……虽然包产到户了，一家只有二三十亩地，不算多，但麻雀虽小也要五脏俱全，现在是各家各户“五脏不全”，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目前正值春耕时节，如果不帮助他们解决，恐怕就会误了农时，而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在村班子会议上，各社社长提出：“村里修路后还剩下的600多万元，村上应为村民提供资金帮助和支持。”
　　 村长余本好见状，首先表态说：“我看可以，今年是包产到户头一年，正值春耕时节，万事开头难啊，把今年的春耕搞好，到秋就会有个好收成。第一年各家各户的底子铺厚实了，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民兵营长新甫田接着表态说：“我赞成村长的意见，村上的钱也是当年各位社员的钱，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应该拿出一些给大家用，来个雪中送炭，帮助大家度过这一难关。中央文件中也有这个精神。”
　　 在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之前，余本好和新甫田在大队班子会上，是很少这样说话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听所葆元说，然后表个态，赞成一下就完了。自从十一届三中会议精神传达以后，自从公社改乡大队改村以后，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他俩的腰杆似乎也硬了些，他俩的自主意识似乎也增强了许多，开会时也敢于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思想深处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了。原因是，他们也都分到了自己的农田，大不了回家种好自己的几十亩耕地，一年干上那么几个月的活计，也会不愁吃不愁穿的。村里的这个活儿，似乎是干也行，不干也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多少年来在哲学家看来非常深刻非常深奥非常复杂非常难解，甚至需要反复论证的的哲学命题，此时此刻被这些农民们不仅理解的很准确而且还这么浅显易懂地表达了出来。
　　 妇女主任林青柳也毫无顾忌地说：“我也赞成村长和营长的意见。”她自从当了好几年时间的妇女主任后，尤其是所葆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后，当初的小心胆怯畏惧已渐渐消退，虽然还没有到放肆不羁的程度，但也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见此情景，本来没有这个打算的所葆元也感到自己难违众意，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他当即高调表态说：“大家说的很有道理，眼下虽然已经包产到户，但作为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管理组织，我们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做包产到户的护航者，做农民的贴心人。在村民最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急，帮助村民所需。况且正如大家所说，这钱都是村民们辛苦劳动挣下来的，花之有据，花之有理。本好，你把村里现有的资金捋一捋，按照全大队男女社员入社时间长短分几个档次，拿出个方案，然后班子研究一下，决定后，给大家以存折的方式发放下去，越快越好，争取三天之内办妥，别误了农时。”
　　 三天后，全村的男女社员每人领到一个村里分发的中国农业银行的活期存折。发放的原则是以对集体的贡献大小而定，具体量化到以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年限早晚来划分档次。即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至今，满25年的男社员，发给1500元，女社员发给1300元。满20年的男社员发给1300元，女社员发1100元。满15年的男社员发900元，女社员700元。十年以下的男社员发放700元，女社员发放500元，全村共有男女社员821个人，按上述标准共发放96.8万多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分得1180元。劳动力多的家庭，最多得到的3000多元。
　　 这些钱的发放，对兰花甸村村民在包产到户的第一个春耕时节来说，像旱地下了一场及时雨，使缺少种子的村民及时购买了优良品种，缺少肥料的村民及时买足了优质化肥，缺少耕畜的村民买到了马牛，缺少犁锄的农民添置了农具，还有一些村民几户合伙购买了小型拖拉机。有的家庭利用宽余的资金，修缮了房屋或者翻盖了新房。条件更好一些的人家添置了缝纫机或自行车，还有三四户人家搬回了黑白电视机，有四五户人家骑回了崭新的摩托车。
　　 新闻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新闻，《长春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家家户户分到存款，联产联包信心倍添》醒目的标题做了报道，并配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联产承包保驾护航》。由于兰花甸村此举确实在全原安县乃至新春市是独一无二首开先河的，被称为以切实有力的措施贯彻落实党的十一中三届全会，推动农村联产承包改革的先进典型。所葆元被邀请到乡里、县里、市里去参加各种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同时，他还被选为乡、县、市人大代表。被评为市里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
　　 春华秋实，有了浩荡的春风温润的春雨，就会有五谷丰登的秋色和囤满仓流的收成。兰花甸村在春耕前给村民们发放了那样一笔资金，村民们备耕春耕准备非常充分，勤劳的村民们，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都没有偷过懒耍过滑，现在给自己种地了，自然就更加上心用力。加之这一年天公作美，农历五月雨不大，六月雨连绵，又正应了谚语所说的“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到了七八九月，雨水均匀又无大风无冰雹，到了中秋时节，遍地金黄满野飘香。十月底秋收完毕，各家各户把收成的数字报到社里，社里把数字报给村里余本好，结果差点把余本好给吓蒙了。
　　 “所书记呀，数字出来了！”余本好在屋里就对着刚刚走进村部的所葆元喊了起来。
　　 “什么数字呀！瞅把你高兴的，像捡到了金元宝一样。”所葆元也高兴地问到。
　　 “比捡到金元宝还叫人高兴啊！全村今年的粮食生产数字出来了。”余本好的两只眼瞪得像鸡蛋一般，嘴张的像个小饭碗：“你猜是多少？”怎么也能翻一番吧？所葆元大胆的估计着。
　　 “翻一番？”所葆元猜测说。
　　 “太保守了。”余本好伸出右手的三个指头，兴高采烈地说：“再叫你猜两次你也猜不对，总产量是1700万斤。翻两番！”
　　 “1700万斤？是真的吗？”所葆元的记忆力非常好，也可以说超强。多年来，他对全大队农业生产的各种主要情况和数据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例如全大队多少人口，多少男多少女；男劳力有多少，女劳力有多少；平均亩产多少，苞米亩产多少，谷子亩产多少，高粱亩产多少，大豆亩产多少；全大队有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多少只羊，社员家平均养多少头猪，多少只鸡，等等，张口就来。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是427万斤，怎么这一下子翻了两番还挂零。他觉得余本好是不是算错了：“一定要整准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同时在嘴里叨咕着：这么说，平均亩产一下子达到了1400多斤了。”
　　 “放心吧，这是各个社报上来的，各个社是在各个家庭上报的基础上汇总的。”余本好信誓旦旦地说：“开始我也不信，我专门到五队和二队去找十几户村民核实了一番，绝对没错。我这两天在村里就听大伙说，今年算是干着了，一年等于好几年。家家都说这粮食太多了，打完了得马上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的提溜交上去，要不家里没地方搁了。”
　　 “神了！神了！”所葆元在心中暗暗称赞着：“三中全会呀！政策呀！科学呀！技术呀！这威力真是太大了！这地怎么虎儿巴地就冒出这么多粮食呢？真是神仙一般！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吹牛皮说大话时我们也没敢把亩产报这么高哇！”
　　 “上边不是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吗，看来这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余本好边说边频频点头。
　　 一个月后，《新春日报》的头版头条又报道了兰花甸的消息，题目是《联产承包成果丰硕，亩产过千囤满仓流》，接着省里的报纸也予以了报道。198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省里的表彰大会上，所葆元被评为省劳动模范，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
　　 所葆元的这几个没有思想准备的事情，尤其是他不怎么乐意办的分钱给村民的事情，让他获得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巨大收获，一是报纸有名电台有声；二是当上了省、市劳模；三是赢得了全村的人心。每当他想起这桩让他感到美滋滋的事情，他都会想起那句不知道谁的诗句，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更让他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为了兰花甸这块土地能多打粮食，算是绞尽了脑汁，为了拢住社员的心，制定一大堆的规章制度；为了把生产搞好，他搞了好些土办法；为了整治那些吊儿郎当的社员，他又是处分，又是打骂，伤害了不少的人；为了监督，他经常明里暗里地到各个生产队去检查……可谓费尽了心思，到头来，亩产总是在四五百斤上下打转转，就是上不去。这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各干各的，啥啥都他人管了，放了羊了，这产量反倒一下子就翻了好几番，真实太奇怪了？！这前后的对比，让所葆元的心中困惑异常，他在心中暗自呼唤着：“谁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