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口的那棵老梨树早已经落光了最后一片黄叶，枝干在寒风中可怜巴巴地摇摆着。它为了迎接来年春天的生机，正默默抵御着严冬的寒意。村子里的家畜家禽都缩着脑袋，在寒风里瑟缩着。
　　 从夏季开始，就听母亲说要带着我去江苏宜兴丁山水泥厂小舅舅那边打工，我心里满是期待，盼着早点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母亲还没退休，父亲过世后，她就成了医务室里唯一的医生。
　　 眼见一年都快过去了，那天母亲回来突然和我说：“准备出去一趟，早去早回。”我撅着嘴，心想都快过年了，天又这么冷。
　　 母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柔声说：“能陪你去已经不容易了，我实在不放心那些病人。妈给你扯了几尺花布，给你做件新棉袄，还给你买了条长围巾。”说话间，她拿出了那块花布和围巾。我见了，立刻咧开嘴笑了。
　　 母亲为去江南做好了一切准备，顺便去上海看望外公外婆。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我总是会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穿上母亲为我做的新棉衣，和母亲一同踏上去江苏宜兴的旅程。而那一夜，成了我人生中最冷的一夜。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十八岁。
　　 我们从山东泰安车站上车，那是一趟从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上车时已经没有了座位，只能耐心等待他人下车才有机会落座。也许是临近年底的缘故，车厢里格外拥挤，空气也污浊不堪。直到快到南京时，娘俩才算有了座位。到南京下车后，我们再转长途汽车前往宜兴。
　　 抵达时早已过了中午饭点儿，母亲拿出预先准备好的面饼，那面饼已经冻得硬邦邦的。她不知从哪里要来一大杯子开水，把面饼泡着吃，就当午餐。那时的交通甚是不便，从南京到宜兴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有一到两趟。
　　 我们坐的是下午三点半的车，到宜兴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所有公交车都已经停运了。舅舅家住在宜兴丁山水泥厂的职工宿舍，到舅舅家还需要从宜兴再坐一趟公交车才能到达。在汽车里因人多拥挤，倒没感觉到冷，可一下车，寒气便扑面而来。我心想今晚怕是没车去丁山镇了，盼着母亲能舍得花钱去旅馆住一晚。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舍得花钱住旅馆，还是这个时候旅馆都已经关门了。见母亲没有住旅馆的意思，我也不敢多言，心里不高兴，又撅起了嘴沉默不语。
　　 看这情况，我们必须在这寒冷的夜晚熬到天亮了。也许是江南水乡的湿冷格外刺骨，真是冷到了骨子里。我和母亲下车后，冻得瑟瑟发抖，无助地望着漆黑的夜空。娘俩只好再次走回公交车站，想找个避风的地方。车站的候车室里，窗户玻璃残缺不全，冷风呼呼地往里面灌。我们进去后，没感觉到半分暖和，依旧寒气逼人。其实，我们当时只需要一个能坐下来、不那么冷的地方，便足够了。
　　 我们在车站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母亲发现我冻得瑟瑟发抖，她解开棉衣纽扣，让我把鞋脱掉，将双脚塞进她的胸口。我顿时感觉双脚暖暖的，但也能察觉到，我冰凉的双脚，正在一点点吸走母亲的体温。我不忍心这样冰着母亲，连忙缩回了双脚。母亲的说话声都冻得发颤：“这样不行，得想办法。”
　　 母亲带着我朝公交车站的传达室走去。我们来到传达室门口，隔着玻璃窗看到里面生着火炉，火炉上放着的水壶还冒着热气，炉子里的炭火通红，这一幕，深深吸引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娘俩。
　　 母亲满怀希望地上前敲了敲窗户。里面有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微胖，脸色却像霜打过一般阴沉，他朝门口走了过来。母亲以为他会让我们进去，满怀期待地说：“能否让我们进屋暖和一下？”他却理都没理我们，反而将门使劲“哐当”一声关上。因为用力过猛，那关门声格外响亮，把我们娘俩吓了一跳。惊吓和寒冷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在寒风中颤抖得更加厉害。
　　
　　 二
　　 母亲身上其实是带着住旅店的钱的，只是她舍不得花。她平时过日子向来精打细算，家里鸡下的蛋，从来舍不得吃，都是攒起来卖钱。她总说：“说话、做事、过日子，都必须留一定的余地。”倘若我们今晚住了宾馆，母亲回家的路费也许就不够了。
　　 夜越来越深，天气也越来越冷。虽然地处苏南，但年底时节，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再加上身上的冬衣单薄，寒意更是无孔不入。
　　 娘俩提着不多的行李，继续四处寻找传达室或者工厂门卫室——那些地方，肯定生着火炉。
　　 我头上裹着长围巾，母亲戴着帽子，却似乎依然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娘俩一路找着、走着，来到一间不知是什么厂子的传达室门口。在那个年代，冬天取暖全靠生炉子，我们见里面也生着炉子，便站在窗外，羡慕地看着室内的人。
　　 那人看上去五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长着一双三角眼，面相瞧着有些凶。即便隔着窗户，也察觉到这人不怀好意。可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还是忍不住上前敲了敲窗户。
　　 那人朝门口走来，母亲又说了同样的话：“能否让我们进去暖和一下？”那人却眼神猥琐，色眯眯地盯着我，不怀好意地说：“只可以进来一个人，小姑娘你可以进来。”母亲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图谋不轨，默默带着我转身离开了。身体的寒意尚未散去，接连遭遇的两次冷漠，更让我们心里凉透了，娘俩感觉越发寒冷。实在冻得扛不住，我们只能在汽车站候车室里来回走动，以此抵御严寒。
　　 当时我对母亲满腹意见，觉得她难得出门一趟，却对自己如此苛刻。到了后半夜，天气更冷了，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母亲带着我，再次来到汽车站的传达室。
　　 十二点过后，值夜班的人换了。这次是一位老师傅，看上去比之前那位年纪大几岁，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七，身着一件不太厚的棉袄，外面罩着一件半新旧的中山装，背微微有点驼，脸上满是慈祥。
　　 那火炉散发的暖意，让我和母亲再也迈不动步子。母亲再次厚着脸皮敲门，用同样的话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进去暖和一下？”那人微笑着打开门，热情地让我们进了屋。
　　 传达室的地方不大，他找来两个小凳子，让我娘俩坐在火炉边上。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们一进屋，一股暖流便直透骨髓。母亲感激得连声道谢。那位师傅又找出两个掉了几块瓷的搪瓷茶杯，给我们各倒了一杯热水，温和地说：“喝点热水暖和暖和。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准备天亮去哪里？”母亲便把我们的来路和去向，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从心里感激这位师傅，总算遇见了好人。在这间小小的传达室里，我们感受到了善良与爱心的温暖，不再瑟瑟发抖，不知不觉间，天就亮了。
　　
　　 三
　　 宜兴汽车站周围开始慢慢热闹起来，卖包子、卖烧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应和着晨曦的暖意。母亲走出传达室，去包子铺买了四袋包子，一袋五个。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包子都是用纸袋子装的。母亲拿了两袋送给传达室值班的老师傅，那人说什么都不肯要。后来母亲恳切地说：“您要是不收，我们立马就走，这点心意，就当是谢谢您让我们取暖了。”那人这才收下。
　　 在那传达室值班室里，真是暖和极了。值班的老师傅又给我娘俩各倒了一杯热水，我们就着热水吃着母亲买回的包子，只觉得无比舒适温暖。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回升。娘俩告别了那位值夜班的好心人，回到了候车室。候车室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跪在冰凉的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身子弓着，正在乞讨。母亲走到老人身边，毫不犹豫地在她的破碗里放了十块钱，还给了她几个包子，让她趁热吃。那白发老人一边道谢，一边不停地磕头。母亲连忙扶起她，轻声说：“大冷天的，快回家吧！”
　　 在七十年代末，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不到五十块钱。母亲见我默不作声，便自言自语道：“这么冷的天，但凡日子能过得去，谁愿意这样啊！”我对母亲的满腹意见和不解，都被她这句话轻轻化解了。
　　 母亲已经离开我多年，她的善举，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