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三从镇上开完会回来，自行车还没在院里停稳，就先瞥了眼灶房的烟囱。见那熟悉的炊烟袅袅升着，才松了口气——妻子还没把晚饭做完，今天兴许能赶在饭点前把多放的米减下来。
　　 “秀兰，今天少放一把米！”他一边支车架一边朝屋里喊。
　　 灶房里传来铁勺刮锅的刺啦声，接着是妻子王秀兰沉闷的回应：“现在说这话？米都下锅半小时了！”
　　 郑卫三心里一沉，解白大褂的手停在半空。今天卫生局开会说村医规范化管理，散会早，他特意骑快车赶回来，没想到还是晚了。推开灶房门，蒸汽扑面而来，秀兰正弯腰往大锅里看，侧脸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分不清是汗还是汽。
　　 “今天没病人来？”秀兰直起身，擦了擦手，“那这多出来的一把米又得剩下了。”
　　 郑卫三没接话，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大半锅米饭正在沸腾的水中上下翻滚，米粒饱满晶莹。他默默数了数——足够四五个人吃的量。锅边沿已经积了层薄薄的锅巴，浅褐色，是秀兰特意用文火煨出来的，她说这样吃起来香。
　　 “昨天剩下的饭不是喂鸡了么？”郑卫三盖上锅盖，声音有些发虚。
　　 “鸡能吃多少？前天剩的还在冰箱里冻着呢。”秀兰用铁勺搅了搅锅，“你自己算算，这个月咱们吃了多少顿剩饭了？”
　　 郑卫三转身往堂屋走。堂屋兼作他的诊室，靠墙立着个老药柜，上百个小抽屉上都贴着泛黄的手写标签。中间一张八仙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脉枕和血压计。他拿起抹布开始擦拭桌面，动作缓慢得近乎仪式感——这是他从师傅那儿学来的习惯，坐诊前要“净心、净手、净台”。
　　 擦拭到第三遍时，秀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茶进来了：“先喝口茶吧，饭还得焖会儿。”
　　 郑卫三接过茶碗，是茉莉花茶，他最爱的。揭盖子的手顿了顿，抬眼望向妻子。秀兰却已经转身回了灶房，系在腰间的蓝布围裙带子松了一边，随着脚步一荡一荡的。
　　 他们结婚三十二年，郑卫三行医三十五年。多放一把米的习惯，是从他独立坐诊那年开始的。师傅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卫三啊，咱们这行不光是治病，还得治心。病人大老远来了，要是赶上饭点，留人吃口热乎的，比什么药都管用。”
　　 起初秀兰很支持，觉得丈夫仁心仁术。可日子久了，一月月、一年年，顿顿饭都多煮，而病人并非天天饭点上门。夏天的剩饭馊得快，冬天热了一遍又一遍，米粒都涨成了糊。为这事，夫妻俩没少闹别扭。
　　 最厉害的一次是三年前的腊月二十三。那天是小年，秀兰特意做了四个菜，还炖了只鸡。郑卫三照例让多放米，结果真来了个邻村的老太太带着发烧的孙子。看完病已近晚上八点，外头飘起了雪花。老太太抱着孙子要走，郑卫三硬是留人吃了饭。等送走祖孙俩，饭菜都凉透了。秀兰热菜时一言不发，热好了也不上桌，自己在灶房的小凳上吃了。
　　 郑卫三那晚在堂屋坐到半夜。第二天，秀兰的眼睛是肿的。
　　 “吃饭了。”秀兰的声音打断了回忆。
　　 晚饭是两菜一汤：清炒小白菜、腊肉炒蒜苗、西红柿鸡蛋汤。菜量不多，但那锅米饭显得格外扎眼。郑卫三盛饭时故意压实了些，想多装点。
　　 “甭费那劲了，”秀兰瞥他一眼，“剩就剩吧，明天炒饭。”
　　 两人默默吃着。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快秋收了，空气里有股稻谷将熟的青涩香味。
　　 “今天会上说什么了？”秀兰打破沉默。
　　 “说要在村东头建标准化卫生室，所有村医都得搬过去坐班。”郑卫三扒了口饭，“我就说，我这里挺好的，病人也都认路。”
　　 秀兰夹菜的手停了停：“那还让多放米吗？”
　　 郑卫三被问住了。他仔细想了想新卫生室的样子——应该有个小厨房吧？可那是公家的地方，还能让病人在那儿吃饭吗？
　　 “到时候再说。”他含糊道。
　　 “到时候？”秀兰放下筷子，“到时候你也改不了这习惯。三十五年了，郑卫三，你算过没有，多放的这些米加起来得有多少？”
　　 郑卫三还真没算过。他低头看着碗里的米饭，一粒粒晶莹饱满。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独立接诊的那个病人，是个割麦子伤了手的中年汉子。血止住包扎好，已经晌午了。他让秀兰多煮的那把米，就是给那个汉子吃的。那人捧着饭碗的手一直在抖，不是疼，是饿的——为赶早凉快割麦，天没亮就下地，没吃早饭。
　　 “卫三大夫，你这饭真香。”那人说这话时，眼圈是红的。
　　 从那天起，这把米就成了灶房里的规矩。
　　 “我知道你不容易。”郑卫三声音软下来，“要不……以后我估摸着，没病人就不多放了？”
　　 秀兰却摇头：“算了吧，你说不准。上周三，你说下雨天肯定没人来，结果李大爷冒雨来量血压，不又赶上了？”
　　 这倒是实情。李大爷七十六了，独居，每周三固定来量血压。量完总要坐会儿，说说村里的事。赶上饭点，郑卫三就留他吃饭。老人话不多，但每次吃完饭，眼里的光都会亮一些。
　　 “李大爷的儿子又没寄钱回来？”秀兰问。
　　 “说是在城里工地干活，老板拖着工钱。”郑卫三叹气，“李大爷的高血压药快吃完了，又舍不得买。”
　　 秀兰不说话了，低头慢慢挑着碗里的饭粒。灯光下，她鬓角的白发格外显眼。郑卫三忽然想起，刚结婚时秀兰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编成粗辫子垂到腰际。这些年，那辫子越来越短，越来越细，终于剪成了齐耳短发。
　　 “明天我去镇上买药，给李大爷捎两盒。”他说。
　　 “钱呢？”
　　 “先垫着吧。”
　　 秀兰没反对，起身收拾碗筷。锅里果然剩了差不多两碗饭，她仔细盛出来，装进保鲜盒放进冰箱。
　　 夜里下起了雨。郑卫三躺在床上听着雨打瓦片的声音，忽然想起药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还有半包陈皮。李大爷上次说夜里咳得睡不好，明天记得给他带上。
　　 “还没睡？”秀兰在黑暗里问。
　　 “想点事。”他翻了个身，“你说，要是真搬到新卫生室，我这习惯怎么办？”
　　 秀兰沉默了很久，久到郑卫三以为她睡着了，才听见她轻声说：“你想带就带上吧。”
　　 “什么？”
　　 “我说，那把米。”秀兰的声音很轻，却清晰，“你想带就带上。不过得买个小的电饭煲，大锅人家不让用。”
　　 郑卫三鼻子突然一酸。他伸手在黑暗里摸索，碰到了秀兰粗糙的手。那只手微微颤了颤，然后轻轻回握了他。
　　 雨渐渐大了。
　　 转眼到了重阳节。新卫生室已经建成，但郑卫三还没搬过去。他说要等选个吉日，其实就是舍不得老屋。
　　 这天秀兰娘家侄子结婚，两人起了个大早去镇上喝喜酒。临走前郑卫三犹豫再三，还是让秀兰把米下锅里：“万一有人来呢？”
　　 “今天重阳节，又是喜日子，谁来看病？”秀兰话这么说，还是多抓了一把米。
　　 酒席吃到一半，郑卫三的手机响了。是邻居打来的，说有个外乡人在他家门口晕倒了。郑卫三扔下筷子就走，秀兰跟主家交代一声，也追了出去。
　　 骑车赶回村里时，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郑家院门口。郑卫三拨开人群，见地上躺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脸色蜡黄，呼吸急促。他蹲下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都散开，让空气流通！”他一边喊一边和秀兰把人抬进堂屋。量体温、测血压、听心肺，初步判断是重感冒引发的高热。打上点滴后，郑卫三才有空问情况。
　　 送人来的是个过路司机，说这人在村口拦车，话没说完就倒下了，身上有身份证，叫陈福生，邻县的。
　　 点滴打了半个多小时，陈福生才悠悠转醒。睁眼看见白大褂，愣了愣，挣扎着要起来。
　　 “别动，你在输液。”郑卫三按住他，“感觉怎么样？”
　　 陈福生张了张嘴，声音嘶哑：“水……”
　　 秀兰端来温水，一点点喂他喝下。喝了水，陈福生的精神好了些，断断续续说了情况：他是来找离家出走女儿的，听说有人在镇上见过，就一路找过来。身上钱花光了，两天没怎么吃饭，加上淋了雨，就病倒了。
　　 “你女儿多大了？叫什么？”秀兰问。
　　 “二十二，叫陈晓梅。”陈福生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张照片，已经揉得发皱。照片上的女孩笑得很甜，两个酒窝。
　　 秀兰接过照片看了看，忽然“咦”了一声：“这姑娘……我好像有点印象。上个月在镇上买菜，有个姑娘问我去县城的车几点发，长得有点像。”
　　 陈福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什么时候？在哪儿？”
　　 “就镇东头菜市场，大概……九月二十几号吧。”秀兰努力回忆着，“她说要去县城打工。”
　　 正说着，点滴打完了。郑卫三拔了针，秀兰已经端来了饭菜——正是出门前煮的那锅米饭，配上早晨炒的两个菜热了热。
　　 陈福生看着饭菜，手抖得拿不住筷子。秀兰索性坐在旁边，一口饭一口菜地喂他吃。吃着吃着，陈福生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大颗大颗落在碗里。
　　 “我女儿……要是遇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就好了。”他哽咽着说。
　　 那天下午，郑卫三和秀兰分头行动。郑卫三去卫生室拿了些药，秀兰骑车到镇上打听消息。傍晚秀兰回来时，还真带回了线索——有摊贩记得那姑娘，说她在镇上的小旅馆住过两天，后来跟着个招工的人走了。
　　 “说是去南方电子厂，正规的。”秀兰把打听来的地址写在纸上，递给陈福生，“你先养好病，再去找。这是那招工办的电话，我打听了，厂子确实存在。”
　　 陈福生攥着那张纸，扑通一声跪下了。郑卫三和秀兰慌忙去扶，却扶不动这个倔强的父亲。
　　 “恩人，你们是我陈家的恩人……”他哭得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陈福生睡在诊室里临时搭的床上。秀兰把家里最好的被子抱出来给他盖。夜深了，郑卫三起来查看，见陈福生睡得很沉，手里还紧紧攥着女儿的照片。
　　 回到卧室，秀兰也没睡，靠在床头发呆。
　　 “想什么呢？”郑卫三轻声问。
　　 “想那把米。”秀兰转过头，窗外的月光照在她脸上，柔和了许多，“今天这把米，救了一条命。”
　　 郑卫三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这些年，委屈你了。”
　　 秀兰摇摇头，忽然笑了：“其实我早就不生气了。就是有时候看着剩饭，心疼粮食。咱们这代人，是饿过肚子的。”
　　 郑卫三想起三年困难时期，他那时候还小，饿得夜里睡不着。母亲总把仅有的米粥留给他和弟弟，自己喝刷锅水。后来他学医，师傅说“医者仁心”，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省下的那口粥。
　　 “粮食养身，仁心养人。”师傅说这话时，正给一个交不起诊费的老人抓药，“咱们当大夫的，眼里不能只有病，得有人。”
　　 这句话，郑卫三记了一辈子。
　　 三天后，陈福生病好了。郑卫三给他买了去县城的车票，秀兰煮了十个鸡蛋让他路上吃。临上车前，陈福生又哭了，说找到女儿一定带她来谢恩。
　　 送走陈福生，郑卫三终于决定搬家了。
　　 搬去新卫生室那天，来了好多村民帮忙。李大爷也来了，他高血压好多了，气色不错。
　　 “郑大夫，你这是高升了啊！”有人打趣道。
　　 “什么高升，就是换个地方。”郑卫三笑着，眼睛却不时瞟向灶房。
　　 秀兰最后一个出来，手里拎着个小电饭煲。那是她特意去镇上买的，最多能煮三个人的饭。
　　 “这是干啥？”有人问。
　　 “煮饭呗。”秀兰答得自然，“万一有人来瞧病赶上饭点，总不能让人饿着。”
　　 大家都笑了，说郑大夫这习惯传染给家属了。郑卫三也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新卫生室宽敞明亮，有独立的诊室、治疗室、药房。郑卫三把自己的老药柜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脉枕和血压计放在新办公桌上。秀兰把小电饭煲放在角落的小桌上，旁边放着两个碗两双筷子。
　　 一切安顿好，已近中午。村民们渐渐散去，只剩下老两口。
　　 “试一下？”秀兰指着电饭煲。
　　 “试什么？”
　　 “煮饭啊。”秀兰从包里掏出个小袋子，里面是米，“今天搬家，怎么也得开火。”
　　 米下锅，水加好，插上电源。小小的电饭煲开始工作，发出轻微的嗡鸣声。郑卫三和秀兰并排站着，看着那个乳白色的小电器。
　　 “这要是煮多了，可没鸡喂了。”秀兰说。
　　 “那就咱们自己吃。”郑卫三说，“你一顿，我一顿，总能吃完。”
　　 秀兰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两朵小小的菊花。
　　 饭煮好了，盖子一开，蒸汽腾起。小小的内胆里，米饭刚好铺满底层，够两个人吃，再加一小碗。
　　 “刚刚好。”秀兰盛饭时说。
　　 郑卫三接过碗，忽然想起什么：“你说，陈福生找到女儿了吗？”
　　 “应该找到了吧。”秀兰也盛了饭，“好人总会有好报。”
　　 两人在崭新的卫生室里吃了第一顿饭。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白色的墙壁上，照在发亮的药柜上，照在小小的电饭煲上，照在两张不再年轻的脸上。
　　 饭后，秀兰洗好碗，郑卫三整理病历。下午可能会有人来，也可能没有。但灶台上，那个小电饭煲一直插着电，保温灯亮着温暖的橙黄色。
　　 万一有人来呢？
　　 万一有人需要呢？
　　 郑卫三翻开新领的门诊日志，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下日期。然后他抬起头，看向窗外。村道上，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孩子们追逐嬉戏，更远处的田野里，稻子已经金黄。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住着普普通通的人。而在这个崭新的卫生室角落里，一个小小的电饭煲正安静地亮着灯，等待着可能到来的人，可能需要的温暖。
　　 就像三十五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郑卫三忽然明白，那把米从来不只是米。它是母亲省下的粥，是师傅的教诲，是病人眼里的光，是陈福生的眼泪，是秀兰鬓角的白发，是他这一生走过的最长最稳的路。
　　 而这条路，他还会继续走下去。带着那把米，带着那盏灯，带着这颗从未改变的心。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郑卫三和秀兰同时抬起头，相视一笑。
　　 “来了。”他说。
　　 “嗯。”她答。
　　 两人一起向门口走去。阳光很好，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路，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