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秋的一个晚上，秀春江畔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时间已过了九点，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明亮的路灯光下，那宛如一条长龙的车队也渐渐解体，变得时断时续，稀稀落落的了。
　　 忽然一辆轿车如狂地飞驰而来，驶上江上的大桥，紧接着方向一转，撞向桥旁的护栏，“砰“的一声，车毁人亡……
　　
　　 二
　　
　　 次日上午，刚上班不久，江州市刑侦科的科长何钊就接到交警王昆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喂！何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秀江桥上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轿车撞上了护栏，造成车毁人亡。死者名叫邵军……”
　　 “是轿车自已撞上护栏的吗？有没有外界干扰，比如紧急让车？”何钊问。
　　 “是的，桥上有摄像头，录像很清楚。事发当时，它的前后左右都没有其它车辆。”
　　 “那就是意外事故了。”
　　 “是的。但有一点不合情理……”王昆说。
　　 “意外嘛，当然是不合情理，要不怎么叫意外？”何钊不觉笑了。
　　 “不，不，你听我说，这事确实有疑点。我们仔细检查过了，车子没有任何故障，方向盘、刹车都没有毛病；死者全身没有一点洒味，不属于洒醉驾驶；时间也才九点多钟，死者又是大华公司的经理，根本不可能是疲劳驾驶，他怎么就会把车子往桥栏上撞呢？”王昆说。
　　 “什么，你说死者是一家公司的经理？那家公司经营得怎样？”
　　 “你怀疑他是自杀？不，不，他的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却经营得很好，再说他才四十多岁，前途无量，怎么就会自杀呢？”
　　 “那么……会不会是服用了迷幻剂，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药品？”何钊沉吟地说。
　　 “迷幻剂？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王昆说。
　　 “要医生抽取一些他的胃液，送到我们的化验室去，要法医汤平化验一下。汤平是这方面的专家。”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去办。”王昆说。
　　 一个多小时以后，王昆亲自来到刑侦科，将一张检验单放在何钊的面前，说：“结果出来了，在邵军的胃液里检出安眠药巴比妥的成分，应该是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使他进入迷迷糊糊欲睡的状态中，这才导致车祸的发生。”
　　 “服用了安眠药，还开着车满世界乱跑，这不是找死吗？”何钊的助手赵忆兰说。
　　 “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不知道自已服用了安眠药，二是他服用了安眠药后，忽然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故，急需他去处理，情急之下忘记了自已刚服用了安眠药。”何钊说。
　　 “第一种情况不大可能吧？至于第二种情况，倒有可能，只是有什么事情竟会让他情急得忘记了自已服用了安眠药呢？”赵忆兰又说。
　　 “对了，那个邵军的家庭情况你了解了吗？”何钊忽然转身问王昆。
　　 “了解了。邵军父母双亡，也无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妻子。”王昆回答说。
　　 “这么说，王昆一死，他的公司以及他所有的家产都落入他妻子的手中了？”
　　 “应该是这样。”
　　 “唔，看来我们得一起去拜访一下邵军的这位妻子了。”何钊说。
　　
　　 三
　　
　　 邵军的妻子叫胡丽萍，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靓丽女子。她衣着简朴，满脸愁云，带着明显的丧失亲人的伤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了就没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请节哀！”何钊说，待她稍稍平静了一点之后又说，“我们今天来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昨天你丈夫出门前服用了安眠药吗？”
　　 “是的。这几天他闹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昨天我就去医院开了一瓶安眠药，给他服了两片。”她说。
　　 “服用了安眠药，你怎么还放他出去？”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卫生间刷牙，隐约听到他接了个什么电话，等我刷完牙出来，才发现他已经走了。我忽然想起他服了安眠药，便连忙打电话提醒他，要他回来，但一连打了几个电话他都没有接。”她说。
　　 “那么，你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吗？”何钊问。
　　 “不知道。”她说。
　　 “你总应该知道你丈夫会去哪里吧？”
　　 “应该是去公司了吧？只有公司的事才会让他如此着急，竟把刚吃了安眠药的事也忘了。”她回答说。
　　 “不错。我们这就去公司问一问。“何钊点头说。
　　 在邵军的大华公司，守门的大爷告诉他们说：“昨晚九点多钟老板是来过一次，但没有进门又开车走了。”
　　 “但那是为什么呢？“何钊问。
　　 “老板问我：‘公司着火了吗？烧了哪些地方？’我说：‘着火？好端端的，哪着了什么火呀？’老板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真没着火？’我说：‘当然没有。’老板听后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转身就开着车子走了。”大爷说。
　　 原来邵军接到的是一个谎报公司失火的电话。难怪他接完电话就立即出门，赶往公司，急得连刚服了安眠药也忘了。
　　 告别大爷以后，何钊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他点点头对王昆说：“看来你的怀疑是对的。这完全有可能不是一次意外，面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媒杀。”
　　 “太隐秘了！王兄，要不是你心细，真会毫无察觉地放过此案。”赵忆兰说。
　　 “我也不过是偶而产生了一点疑心。”王昆腼腆地一笑，连忙岔开话题，问何钊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既然发现了疑问，当然就要一直查下去。这样吧，你先去把邵军的手机拿来，查一查昨晚邵军出门前接到的那一个电话，是谁打来的。”何钊对他说。
　　 “好的，我这就去。”王昆回答说。
　　 没有多久，王昆就回来了，他向何钊汇报说：“电话是从湖滨路的一个电话亭里打来的，时间是9点16分。电话亭四周没有摄像头，无法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怎么办？”赵忆兰说。
　　 “去把公司的通讯录拿来，你们两人分别去移动、联想与电信，一个一个地查公司的高职人员，有谁在昨晚9点16分之前接过一个电话。”何钊说。
　　 “你怀疑是有人向打电话的人通风报信？”赵忆兰说。
　　 “当然。要不然他怎么能在时间上掐得那么准，邵军刚服用了安眠药，他就打电话来报警，说是公司失火？”何钊说。
　　
　　 四
　　
　　 由于需要查看的人数太多，又要分别去移动、联想与电信三个地方，这一工作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总共查到有五个人在昨晚9点16分稍前一点接到过电话，其中二人接到的是外地的电话，一人接到的是他的在医院加班的妻子打来的电话，还有一人接到的是送外卖的外卖小哥打来的电话，都可以加以排除。最后只剩公司的秘书石小山一人，他接到的是一个名叫罗春兰的用新开户的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十分可疑。
　　 然而他们按照档案上登记的地址，却没有找到那个罗春兰。
　　 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在第二天上午找到了那个罗春兰。那是一个四十多岁来自农村的做清洁工的大嫂。
　　 罗春兰看看手机号码，摇头说：“那不是我的手机。”
　　 “可是手机档案上登记的却是你的名字呀。”何钊说。
　　 “是吗？”她仰头想了一下，忽然又点头说，“对了，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在一家移动的门前打电话，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问我说：‘大嫂，你带了身份证吗？’
　　 “‘干吗？’我问。
　　 “‘事情是这样的，我把手机掉了，又没带身份证，能不能借你的身份证去登记一个新手机？’他说。
　　 “‘你回去拿一下不就行了，干吗要借人家的身份证？’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些急事，回家去拿来不及了。’他又说。
　　 “‘那就把我的手机借给你打一个电话吧。’我说。
　　 “‘不不不，我的事可不是打一个两个电话能解决的。这样吧，我给你2000元钱报酬，借你的身份证用一下吧？’他又说。
　　 “2000元，这可是我替人家打扫几天卫生的工资呀。我一时心动，就答应了他。这应该就是我替他代办的那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吧。”
　　 “你还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何钊问。
　　 “当然记得。”她说。
　　 “这样吧，请你协助我们去一趟公安局，把那人的面貌向我们的专家详细描述一下，画一张他的模拟像。可以吗？”何钊说。
　　 “当然可以。”她欣然同意地说。
　　 模拟像很快就画出来了。但他们看着那一张模拟像都感到一阵失望，原来那人竟然就是石小山。
　　 然而，石小山总不能自已给自已打电话吧？他一定是把那个手机转交给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但那个人究竟又是谁呢？是胡丽萍吗？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都应该是她。是她给丈夫服了安眠药后，就打电话或是发短信给石小山，要石小山打那个谎报失火的电话。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推测，要怎样才能进一步查到证据，将它坐实呢？
　　 何钊蹙眉想了一会，终于下定决心说：“立即派人对石小山与胡丽萍进行监视，注意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往来的电话。”
　　 然而一连几天，监视都毫无收获。石小山每天按时上班下班，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家，毫无异常的举动。胡丽萍悲痛地在家里呆了两天之后，就振作起来，毅然去到公司接任了丈夫的职位，开始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虽然有时会与石小山见面，但都是工作上的接触，绝无丝毫特殊之处。另外，那个罗春兰的手机也再未在他们的电话中出现。
　　 怎么办？赵忆兰与王昆不由得都有点担心起来。
　　 是他们怀疑错了对象；还是对方棋高一筹，偃旗息鼓地隐藏了起来，使他们无计可施？何钊心里虽然也有点着急，但仍然保持住平静，安慰他们二人说：
　　 “别急，别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五
　　
　　 那一天，石小山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你是石小山吗？”对方说。
　　 “我是。你是谁？”他问。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掌握了你与胡丽萍通奸的证据。”对方说。
　　 “胡说！别想讹我。”他说。
　　 “不信？我这里有你与她的艳照，发两张给你看看。”
　　 紧接着，对方果然发来了两张照相。照相中他与胡丽萍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一看就知道关系非同一般。
　　 石小山一怔。他与胡丽萍每次幽会都很秘密，绝无别人知道，对方怎么会有两张这样的照相呢？但他转而一想也就坦然起来，有恃无恐地说：“那又怎样？人家现在是寡妇，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你管得着吗？”
　　 “但涉及媒杀就不一样了。”
　　 “媒杀？可别吓唬人。你有证据吗？”他有些紧张起来。
　　 “当然有。我这里还有那天晚上9点16分，你在湖滨路那个电话亭里给邵军打电话的录像。”
　　 “你胡说！那个电话亭的四周都没有摄像头，哪儿来的录像？”他说。
　　 “那个电话亭的四周是没有摄像头，但那晚恰好有人在附近拍摄夜景，把你给拍进去了。你在其中的图像虽然很小，但录像的像素很高，可以放大许多倍……”
　　 对方接着又发过来一张图片，图片虽然很暗，但仍能看得清楚。图片里，他正在低头进入那间电话亭。
　　 他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他们的行动，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策划，天衣无缝，怎么竟会在这一环节上出现了疵漏？他在心里掂量了许久，终于决定向对方让步，说：“你要多少？”
　　 “二百万。钱一到手就将这些照片都交给你，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再提此事。”对方说。
　　 “怎么交钱？”
　　 “今晚8点，到湖滨路的那个电话亭前等我。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前来。”
　　 晚上8点，石小山依约来到湖滨路的那个电话亭前。等了一会儿，一个蒙面人走了过来，说：“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石小山把一个装钱的提包交给对方。
　　 蒙面人接过提包打开看了一下，说：“不错。现在可以把那些照片给你了。”他的话音刚落，立即从电话亭的后面窜出两个人来，迅速制服住石小山，给他戴上手铐。
　　 蒙面人摘下面罩，说：“没有想到吧？现在证据确凿，你们就等着法院的审判吧。”
　　 原来他就是何钊，制服石小山的那两个人则是赵忆兰与王昆。
　　 “然而，你的那些照相又是从哪里弄来的？”事后赵忆兰问。
　　 “当然是剪辑拼接出来的。”何钊说。
　　 “你就不怕被他识破，看出是些假照相？”赵忆兰又说。
　　 “不怕。那些照相制作得很好，天衣无缝。再说，他做贼心虚，首先想到的是避祸，如何花钱消灾，买通对方，又怎么会怀疑到照相的真伪？”何钊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