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一起参军入伍的同乡战友，他名叫陈廷俊。多少年来，我常想起他以及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岁月。
　　 我和他是真正的同乡，住在一个生产大队，他家住在3队，我家住在5队，他家在前屯，我家在后屯，相隔只有3里路。我们虽然是同乡，但并不沾亲带故。我和他一起当兵，但不在一个连队，也算不得亲密战友。我和他感情很深，但没有任何物质交往。参军之前，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念小学，一起采过黄花菜，一起追过野兔，一起上树掏过鸟窝，还一起摔过跤。后来我上了初中，他只念了小学三年级就回家种地了。
　　 5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怀着冰雪般纯洁的愿望和炉火般的满腔热情一起参军，来到祖国黄海深处的一个马蹄形的小岛上。我们都是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远离亲人，第一次来到海岛爬上山坡住进狭窄阴凉的坑道，第一次过约束多于自由命令多于商量严肃多于散漫的集体生活，第一次接触江苏河南四川等语言不同习惯各异的他乡人。个别的城市兵一见如此艰苦的环境，便闹着哭着要回家，可我们这些苦惯了的农村孩子，早已把这天涯海角的荒凉寂寞紧张艰苦融化了，大家彼此的心情只是总想凑到一起说说心里话，打听一下各自的情形，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
　　 我和他新兵训练也不在一起，一个月训练结束不久，我被分到政治部宣传科做战士报道员，陈廷俊分配到一个守备连队，连队都驻扎在海岛的山沟里，具体在哪条山沟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初来乍到的新兵不方便打电话询问，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系。知道我在政治部宣传科的同乡战友有时来机关找我，一是聊聊相互的情形，二是来看看机关是个什么样。我很欢迎他们来，每每见到同乡战友都感到很亲切，我尤其希望陈廷俊能来。我清楚地记得在大队临走时，他哥哥跟我说的话：“成国兄弟，廷俊虽然比你大1岁，可他只念三年书，认得那么几个字都就饭吃了，也没见过世面。你有文化，又明事理，你就当哥哥吧，多照顾他点。”我对廷俊是了解的，他小时候是我们那儿南北二村有名的淘气包子，他敢跳进没人深的大水坑洗澡，敢上乱坟岗子去套野兔……他也愿意帮助别人，谁家的烟筒堵了他去给捅，谁家有人病了他贪黑去请医生……可坑害人的事他从来不干。他母亲死得早，哥哥娶妻分家另过，他就和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起生活。接兵的来了，村里人都推荐他去当兵，他父亲也积极支持……
　　 在我们当兵有四五个月的时候，不知道陈廷俊怎么打听到我在机关的消息，那天他找我来了，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成国你好！”他是跟连队干部来拉训练器材的，我们只简短地谈了十几分钟话，临走我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办，他说没有别的事，叫我给他哥写封信，告诉家里不要惦记。我高兴地答应了，照办了。从十多分钟的谈话中，我看得出，他感到部队一切都很好，一个没了娘的乡下孩子，一切都十分容易满足。
　　 有一段时间，有半年的时间没见到陈廷俊，挺想他的，后来知道他随连队转到另一个海岛上施工去了。不久，他们连长到机关来开会，我向他询问了陈廷俊的情况。连长说：“大陈呀，离开命令玩不转。”我一听惊住了，莫非说他不听话。连长接着说：“大陈施工中有十分劲不使九分九，不知什么叫偷懒耍滑，叫他休息得下命令，商量不好使，所以我经常命令他休息。”连长接着又带有几分惋惜地说：“真是块班长的料，就是文化太低。”
　　 海岛的槐花落了又开，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机关院里的篮球场上边上看大家打蓝球，一只大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接着听到一声“成国你好！”我一听声音便知是廷俊，可当我回头一看，竟不敢认了。他穿了一套已经洗得发白的军装，瘦得颧骨老高，背也有些驼了，更使我奇怪的是双耳插着当时很少见的耳塞子，两根白色电源线连在手中拿着的一台羚羊牌收音机上。我仔细端量一下他的面容，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只是精神还那么旺盛，说话声音还是那么高。我问他话，他只是嘿嘿笑着，一句也不回答。我拉着他的手进到机关办公室，经过一段十分艰难的对话后知道，他的双耳听力严重下降。
　　 原来是在一次施工中，他本来已经下班了，可为了下一班安全作业，他主动留下排险，被一块塌方的石头打在了头部，损伤了听神经，现在已到了高声讲话才能稍微听见的程度。那个带耳机的收音机，是当时担任海洋守备区司令员的刘兆到连队检查工作时，了解了他的情况后给他买的，从那天起他才被迫离开工地回到守备区医院治病。这次见面我见他听力不济，心情很是沉重，就没有多讲话。可他的话却多起来了，他说收音机如何好，能听到国内外大事，还能收到东北“二人转”节目。还说连队和营里的首长对他如何好，刘司令员对他如何好，话语中充满着对组织对首长给予他的关心和照顾的无限感激之情，没有一句哀怨和忧伤的话。
　　 此后，他在营房留守了，病情加重了就住几天医院，稍一见强就回连队参加生产班的劳动，干起活来还是那个劲儿。那期间他没有到机关来找过我，我去看望过他几次。这年年底，他双耳聋得更厉害了，又赶上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了，连队领导决定他不复员继续治病，一些战友也说，就是走也得评个残，回去地方政府能给个照顾。他却摇摇头说：“算了，我来当兵是为了出点力，现在身体不好再留在连队就给领导添麻项了。”最后，他连残废等级也未评就复员回到家乡去了。
　　 两年后的一个秋天，我探亲回到家乡，专门到陈廷俊家去看望他。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两耳听力已基本丧失，骨瘦如柴，腰也驼了，他还不到三十岁，就基本不能参加劳动了。父亲已去世，他孤身一人独居，靠生产队救济和哥嫂的照顾维持生活。他坐在炕上，那条已经发灰的白床单和洗得发白的黄军被，还日日夜夜地陪伴着他。刘兆司令员给他买的那台羚羊牌收音机，也端端正正地摆在他身边的窗台上。虽然他已听不见它的声音了，但他仍爱不释手，每天都无数遍地拿在手中摆弄着。他见我回家探亲来看望他，非常激动，两眼涌出了泪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撒开。一个劲儿地问：“成国你好吧？咱们的战友都好吧？咱们的部队好吧？”因为他听不太清楚，我只能用点头来回答他的问话，当他得知大家都很好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笑容。我也听他讲了他复员回乡后的情况，本来他的病不是什么重病，可因为他没有了爹妈，也没有结婚，孤身一人，没有人关照，病情渐渐加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我知道一个时期以来，常有些复员转业的老兵到老部队找组织和老首长，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凡来者都能得一些钱和物的补助。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我都想到陈廷俊，如果他来部队，组织上肯定会给他更多一些的照顾，可他一次也没来。
　　 又过几年，我再次回乡探亲，想再去看看陈廷俊，弟弟告诉我说他因病情恶化，已逝去一年多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多少年过去了，可我还是常常想起他，我不是怜悯他同情他，而是崇敬他怀念他，他那种忘我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令人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