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用在器乐演奏是再合适不过，即使有十年的苦练，也不见得能把三分钟的事搞定搞好，胡琴曾经是我的谋生工具。
　　 胡琴据说源于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奚琴，古代汉人把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故把奚琴叫胡琴。史书上曾经有五胡乱华的记载。“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笛子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后，由新疆中亚细亚一带传入。后来人们便把二胡板胡、三弦琵琶等一系列乐器叫胡琴。有人问哪种乐器好学，每种乐器都一样，学会容易成精难。
　　 我从十二三岁学乐器，开始学的是板胡和二胡，到了部队后，学过三弦和琵琶。偏僻的村庄没有老师，全靠自己摸索。好多事情都是这样，搞改革开放，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不也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
　　 有志者事竟成，任何事情只要下决心去做，定是能够做好的。甘肃有个作家叫雷建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会员有几个档次，省级以下作协的，大多是业余作家，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因为你吃饭的事，与你写不写没有半分钱的关系。尽管不挣钱，可是，干这事的人还是挺多，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正能量的向往。
　　 雷建政和我一样，都是刚读了一年初中就遭遇了文革，他在藏族畜群上为乳品厂收过奶子，当过知青，20多岁到了歌舞团，硬胳膊硬腿的，每天早上两小时拉扯筋骨，又疼又累，领导安排他学乐器，他抱着个笙，却吹不出个明堂，歌舞团是业务单位，啥都弄不了就得夹着尾巴做人。
　　 我们俩住一间房子，他开始搞文字创作，他哥是作曲，让他写歌词，编些舞蹈的唱词，凑合着过日子。后来他突发奇想，搞电影文学剧本，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我，我不堪其扰，把字典送给他让自己查。高考开始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在西安设了个考点，他拿着自己搞的剧本满怀信心去应考，到了西安，招考老师问他《蔡文姬》是谁写的，他不知道，再问曹禺是干啥的，他吐了吐舌头说没听说过这么个人，连考场都没进得去，老师让他回去多看看书，他提着一网斗书从在西安回来，我问他情况，他笑着说：“还是你做的对，要多读书，打好基础”。
　　 后来甘南州文化局成立了个创作组，他去了那里，那是个青黄不接的年代，创作组都是知青，实际上是曲线就业。专门搞写作，三年五年写不出东西恐怕就得另谋出路。197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个有奖征文，他的短篇小说《天葬》，获得了征文鼓励奖。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码事，从此他就搞短篇，后来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劫道》，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作的序。几年后我们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相遇，他头上的头发少了不少。
　　 那年甘肃省委宣传部给各地下达了创作任务，没想到我也得拿出一部，我读的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硬着头皮编了个秦腔剧本。那时搞作品惯用的手法，诗歌象是在喊口号，剧本的模式是一定要有一个坏人，比如农村，得有个地主或富农，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给井里放点老鼠药，或者放把火把粮库点着，总之是要让这些人干点坏事，然后革命群众就有事可干了。
　　 作品写出来不是交上去就完事了，还得拿着去开研讨会。以前靠阶级斗串连故事，现在靠男女关系搞剧情，影视剧要么是几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要么是几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以些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男的把女的肚子搞大了，然后提着裤子跑了，孩子出生了不认账，另一个男的自愿去当背锅侠，后爸当的尽职尽责，以显示道德品质的崇高，后来未婚先孕的和背锅侠，不是企业家就是科学家，总之是事业有成。
　　 乐器这东西有些怪异，所有的音符，都是摸出来的，演奏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是前方的指挥棒，同时还得盯着摆在谱架上的曲谱，而那几根手指，完全是靠感觉和肌肉记意，在忙碌地舞动，音乐是时间艺求，必须根据节奏的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而精准地摸到所要摸到的地方，这一点完全是练出来的。
　　 多少次坐下去不知到起来，部队有纪律，午唾时总是偷偷溜到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那段时间领导要我学三弦，而且还要尽快适应伴奏的需要，我是个军人，军人要有听党的话，能打胜仗的品质。师傅是宁夏京剧团的，那里我还学过打击乐。宁夏京剧团是原来的中国京剧四团，1958年来到银川，扮演样板戏《海港》的主角方海珍，来自宁夏京剧团，她叫李丽芳，著名的京剧旦角演员，1967年被江青选中调到上海京剧团。
　　 作为就业来说，板胡不如二胡，板胡属于高音乐器，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乐队只能有一把，二胡属于主旋乐器，需要数量较多，不管是歌舞还是梆子戏，都离不开二胡，二胡酷似人声，就表达情感而言，优势较大。
　　 我最初学的是板胡，在关中农村，能拉板胡别人会高看你一眼，板胡指距窄，音准比较好把握，但是，要拉出好的音质音色相当困难，因此我特别重视音质音色的练习。部队有个口号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日复一日的苦干，才能在必要的时候出彩。乐器和写作一样，都是实践性很强的事，业内有句经典：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我的工作就是靠板胡搞定的，1975年9月我到甘南，人家听说我当的是文艺兵，又是个陕西人，来个板胡独奏没问题吧，又是个很重要的演出任务，也没问我可不可以，就要我上场，那个晚上我在台上反复了几次，台下掌声不断。退役后正在为工作发愁，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国家干部。1982年10月，班禅大师视察甘南时，在欢迎晚会上又给我安排了板胡独奏，演完节目，大师同演员们一一握手，他还笑着特别看了我一眼，因为我有着一张老陕的面孔，当地人比较粗犷，与我品种不同。
　　 歌舞团用板胡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时候我都在用二胡演奏，那时普通二胡在50到70元，我用的一把二胡130元，是从乐器厂定做的，它跟着我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二胡有三大难点，即音准，节奏，快弓，其实能够慢下来把慢弓搞好，不是也很困难，而是相当困难。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江河水》要的都是慢功夫，好的音乐不应该象是拉出来的，而是象河水样静静地自然而然流出来的，音质切实厚重且具有穿透力。为什么那些演奏家搞出来的音色特别好听，问题在于人家方法得当，功夫到家。
　　 1971年一个姓马的老师指导过我，他是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毕业的。他让我每天有一段时间专门练习长弓，越慢越好，先拉空弦，换弓时不能有痕迹，拉弓伴随着吸气，推弓再缓慢呼出，就象是做CT时医生让你做深呼吸那样。三分指法七分弓法，弓法练好了，音色音质也就好了，为什么强调音准，二胡不象琵琶有指板，音准得天天练，把音位搞准，韵味也就地出来了，唱歌唱戏都一样，秦腔演员包东东的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每个字的音唱的很准而且饱满，一丝不苟，显得特别有韵味，很受欢迎。
　　 胡琴是有灵性的，有的反应灵敏，有的显的迟钝，就象人一样，这是由乐器的质体决定的。自己用的胡琴不能随意借给别人，否则会扰乱了原有的韵律。
　　 学好乐器是个苦差事，我在甘肃省艺术学校有过一段时间，那个老师是个年轻人，叫邓泽民，说他毕业那年，每天十几个小时，有时练的迷迷糊糊，晕头转向，那段时间他每天给我讲一会儿，算是上课，然后就搞自己的事，我们俩个象傻子一样，就干一件事，对着墙角拉二胡，没有完整的曲子，有时就几个小节或乐句翻来覆去，象是木匠在拉锯匠，太难听了，连鸡和狗都不愿意到跟前来。有时悲悲切切，如泣如诉，象是染上了抑郁症。
　　 邓泽民是甘肃临夏人，他生在一个大山深处的农民家庭，父亲死了，有个老母亲，每月56块钱工资，甘肃的剧团陕西人很多，歌舞团的演员都是本地的，搞乐器当地人差些，我说：“你们村能出你这个演奏家，算是祖坟冒青烟了”，他很自豪。我问他有没有关于二胡的文章，他笑了，笑的有些神秘，说有个小本子是他总结的经验，我说让我看看，他说不行。后来早点时我给他买过几次油条，他说只准看一个晚上，不准抄，我向他作了保证，那个晚上赶天亮，我把他写的全抄了下来。有时跟他聊天，他说我能写文章，应该去政府部门，干这事没有前途。
　　 后来我被到县委机关写材料，从音乐工作者变成了音乐爱好者。十多年后，也就是下岗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歌舞团解散了。一个曾跟我学过两年乐器的舞蹈演员，婚后调到另一个县的邮电局，她和丈夫都是工人，丈夫因脑溢血离世，后来邮政电信分家，上的都是新设备，她被减负了。
　　 十多年一晃而过，当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也就40出头，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荡然无存，人啊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着一份不同于他人的命运。最初是因为婚姻问题，跟家里闹的不亦乐乎，她妈曾给地主家当过童养媳，恰好她找的对象是地主的儿子，那年头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她妈说她是要去给阶级敌人传宗接代，无异于投敌变节，不可饶恕，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我是她的老师，她妈让我劝过她，相隔二三百公里，我问是怎么认识的，她说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后来小伙不断给她写信，她还拿出来让我看，那一刻我惊讼不已，文学还有这么大的魔力，竟能让一个女人爱的死心塌地，结婚那天，家里的人该干啥还在干啥，单位上派了两个同事，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把她送到那个更加边远的地方，后来不唯成份论了，男人死了，她没有工作了。有道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2026年元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