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有心去位于韩城的司马迁祠看一看，但也却一直都没有过去看。
　　 其实这二百来公里的距离，驱车过去充其量也就耗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的确算不上远。之所以迟迟未去，根结其实还在于自己的心理：我的潜意识里一直都是不太喜欢涉足那些源自于地下的人文景观的，总觉得那些地方的阴气重了些。其次就是著作了《史记》的司马迁虽着实伟大，但后世的有些人却刻意要把他封神、封圣，把他笔下那怕是他都并不肯定的东西当圣经。正是如此教条走极端的过度解读，虽然司马先生依然伟大着，可人心目中却因为对这种极端态度的反感，反而对司马先生及其笔下的《史记》生出了些许的质疑，甚至于有时不免还会有些抵触的成分了。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神化了的历史显然就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了。也就是说，设若不凭自己的喜好给人家司马先生硬生生冠以绝世“史圣”的头衔，而只把司马先生看作一个善讲历史故事的文化老人，那他的形象或许就会更加亲切和可敬。一个令人既亲又敬的司马迁，自然也就任谁都不太会抵触，而且会更愿意前去拜谒了。
　　 我此次的欣然前往和拜谒，实际上也正是为着他讲的那些故事，进而生出的那份独有的亲和敬去的。他那份在身残途穷之下尚能孜孜不倦地笔绘春秋，为坚守初心甘愿忍辱负重的精神自是伟大到名垂青史。而于我，却更在乎他留给后人的那部不朽的《史记》。我打小就喜欢读《史记》中的故事，也没少享受其中的乐趣。以故若是因反感他人那不良的鼓吹而迁怨和疏远他这个故事的创作者，那可就步入了另一一个唯心的教条与偏执的歧路了。凭心而论，这个司马先生当真是个好人，他写的《史记》的确也是好书。再说了，也还都是秦地近在咫尺的乡党，若再矫情地不去拜谒一下，这显然是会被外地的朋友们耻笑的。
　　 时值“五一”，不冷不热，正是访胜踏青的好季节。走西阎高速，一路驱驰斜向东北，中间稍事休憩，然后便抵达芝川镇。这芝川镇显然是因水而得名，是韩城这个县级市辖下的一个镇。司马迁祠就坐落于镇子东南不远的龙亭塬上。这塬在此突兀而起，巍然如山。而清幽纤细的芝水恰巧就从这山脚下穿过，再在东边不远处静静地融入了澽水河。合流之后的河水依然不大，默默地流向东南。又几个轻灵的婉转，最后就欢快地投入了浩浩淼淼的黄河的怀抱。
　　 我原以为司马迁祠大概就跟马嵬坡的杨贵妃墓的规模和品位差不多。其实却大不然，这司马迁祠的气派显然要比那小巧的马嵬坡宏大得多。平素的马嵬坡上的贵妃墓，完全是被一众平朴的村庄淹没了的。而司马迁祠却是位于一架巍然的山上，相比之下就要高大得多。这山实质上是叫作龙亭塬的。虽说被称作山似是有些夸张，但龙亭塬在这方天地高高隆起的身姿却相当惹眼，故而被约定俗成为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自以为，司马祠和贵妃墓这二者在现实中其所以有如此大的落差，大概还是因为世俗观念影响的原因罢。一介女流的杨贵妃即使贵为妃子，然到底还是强势的男权与皇权的附属品。即就她的死足可平息一场箭在弦上的武装哗变，从而实实在在地为唐帝国续了命，可到头来她还是难逃红颜祸水的盖棺论定，到底是历史的牺牲品。倘若没有白居易先生的那首《长恨歌》传播，估计也没几个人能记得曾经还有过个杨贵妃。至于马嵬坡前的贵妃墓冢，可能早就是能打粮食的庄稼地了。
　　 而这司马先生则不然，虽说他在朝堂上那不识时务的言论给他招致了无妄之罪，即就受的是屈辱已极的腐刑，然到底还是保得了一条性命。他其所以取辱以存命，则全然是他的理想以及人生观的原因。他不愿再假托以死正义之名而避就现实之责。生命是可贵的，轻易去死的价值往往只能是鸿毛，而泰山之重却只能由堪负生世之责者来担当。正因为他选择了生世的担当，世间也才有了《史记》，他身后也便有了翻盘的机会，从而名垂千古。至于享受后世的跪拜和香火，那也仅是顺带的事罢了。只是这一切他却无缘亲见，到底就成了一大憾事。
　　 一部《史记》，承前启后。悠悠几多字，上下数千年。虽说司马公的获罪是阴差阳错，可这阴差阳错下的拼搏，到底却结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硕果，终归也圆了司马公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图大愿。
　　 世上也多有为司马公的遭遇鸣不平的，说那个汉武帝好大喜功，薄情寡恩。其实客观地说，人家汉武帝对于这个司马先生还的确是法外开了恩的。试想，假如汉武帝小小地玩弄一下手腕，故伎重施地仿效惩治“五经博士”狄山的故事，刻意派他到匈奴那边去迎回“假投降”的李陵，那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这世上再无司马先生。至于《史记》的有无也不好说，若有的话那也只能是别人名下的成果了。
　　 这一切虽说有不幸，其实却也是万幸。
　　 坐落着司马迁祠的那座龙亭塬脚下的广场很宽阔，塬脚的正中就是司马迁手握书卷举目远望的高大铜像。周边矗立着无数苍劲的松柏，更有几蓬茂密的竹林。而按《史记》中十二本纪演绎出的一众雕塑故事，就恰到好处地点缀在这一个个的密荫中。而正中不远处那尊伟岸的司马迁铜像，其形象平和而淡然。只是他那看似平和的眼里让人能读出更多的刚毅，还有些不羁与孤傲，抑或也夹杂着几分忧郁。这尊像显然是殷切地遥望着北方的。有人说他这分明是在纠结着李陵的事。可李陵这家伙却在匈奴那边安家落了户，到底也没再回来。
　　 两边那一众的雕塑故事演绎得很生动，其人物形象刻画得各具其态，惟妙惟肖。这一幅接着一幅的雕塑由远及近，由浅入深，徐徐展开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华章，甚是壮观。这些雕塑虽说是当代人的杰作，然其精彩的内涵到底却还是出自司马老先生的手笔。
　　 明媚的阳光，精彩的《史记》，在这片天地各展其趣，相得益彰，虚实掩映，熠熠生辉。游弋其间，顿觉有一种浩然清流在激荡，且由远及近滚滚而来，促人振奋，激起无尽的豪情。当年孔夫子慨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这《史记》，正揭示了这其间的“郁郁乎”，以故也就令人心向往之之下也生出这般妙不可言的感慨。
　　 司马迁祠墓是依着山势自下而上修建的，从低到高共有四级。每级之间由石阶相连，层层上进，步步登高，共计九十九个台阶。第三级是祠，最高的第四级是墓。
　　 其间的司马道很有特色。这条道其中有一段，其右半边是用条石及石块铺成的，两边高中间低。凹下去的中间处仅能容一双脚。另外的左半边却是用磨盘砌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磨盘梯次递进，步步抬升，大有直干青云的意味。只是这些磨盘都不是老物，满满通透着现时的光鲜。虽说个个也都雕琢得很精巧，然终归少了些历史的朴厚。更兼中间那略显僵硬的方孔，活脱脱就是一副“孔方兄”的形像。“孔方兄”在这里被踩在脚下，虽说这创意清高调得有些矫情，可到底给这里添了几分喜剧的色彩。然而要真想登高，不管你选左道、还是选右道，驱车、骑马则肯定是不行的，显然只能有一步一个脚印身体力行一个选项。
　　 这番行程于我辈现代人来说，走过来其实也并不枯燥。一路向上，即就历经几度辛苦，可到底能领略“高山仰止”的奥妙。再上“河山之阳”，当然又是别有风光。再往上就是“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了。司马迁墓就在这最高处。那处于墓穹之巅的“五子登科”柏，则就是这个顶级境界里的精英了。
　　 虽说第四级有顶级的精英，然事实上第三级的司马迁祠却是热点。要到司马先生像前焚香叩拜，则更是要耐下性子排长队的。那些排长队的人头里，除了面挂稚气的学生，然后就是为了学生的家长。他们的诉求大致一样，都是祈求司马先生赐慧的。祈慧的目的就是为来日能金榜提名，进而步步登高。虽说现实中司马先生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也毫无考试的经验，可大家还是愿意相信他就是来自上界的文曲星。既是位列仙班，宅心仁厚就是必须的。至于赐教和券顾一方后生，那自当也是他老人家不可推脱的义务！只是这现实中许愿者众，而还愿者寡。要不然为何这里的碑文不少，可碑文落款中或显或贵者却并不多。究其原因，大概是怕沾上司马先生在仕途及生活方面并不如意的晦气罢。
　　 也许大家更多地偏向于推崇司马先生的文采与精神。而实质上若是把这作为自勉和精进的阶梯，倒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至于他那率性和天真，以及那失败的仕途和凄惨的生活，显然任谁都不愿去碰触。再说了，即就那墓顶上的“五子登科”柏再吉祥，再神奇，可那毕竟已是时过境迁的概念了。当今的人家已不再要那么多孩子，故而即就那“五子登科”再灵验，没了需求也自是枉然，大家都实际着呢。
　　 我倒是登上了第四层。然我却并无需求，只为观光。
　　 最顶上的那个司马迁墓并不大，形状有似蒙古包，也像一个麦囤子。只是在那麦囤子的圆顶上长着一棵古柏，这古柏发出五枝，看似独立实则同根，名副其实的五兄弟。据说这墓始建于西晋，宋、元、明、清也都有整修，而元时的建筑遗存更多些。这或许就是这座四周雕了花的砖箍墓，其形象更像蒙古包的原因了。
　　 只是又据说这是个衣冠冢，而司马先生的真墓在哪里却没人知道。就司马迁自己在《报任安书》中所书，他这个刑余的残人是无颜进祖坟的。而他的族人们抱的是什么态度呢？这当然就无需言说了。若非当初避而远之以免祸，否则现在这一带哪能有这么多姓“同”和姓“冯”的认司马先生当祖宗？据这些“冯”姓和“同”姓的人说，当年为逃避司马老先人的连累，家人们无奈给“司”字加一竖变成“同”，给“马”字增两点变成“冯”，用以代替祖姓“司马”。大概率而言，司马先生死后是没进祖坟的。而现在的如此高调的认祖归宗，原因当然也很现实：到底有光可沾嘛！司马老先生虽老早就在《报任安书》中慨叹过，可世态炎凉的习俗却从不是他所能左右和开化的。也就是说，有用的他才会是祖宗，抑或也是圣人。
　　 置身这龙庭山的极巅举目四顾，但见东边有万年的河水奔流，浩浩淼淼。远近的山岭坡梁多有松柏相衬，郁郁苍苍。树尖上或有几声鸟叫，清脆婉转。循声追影却一无所获，只有薄烟袅袅。遥遥有村庄闪现，隐隐似有鸡犬之声相闻。而转瞬却又是一派肃穆，四下里一片寂然。
　　 最惹眼的是那座崭新的长桥。但见那桥如虹飞跨，有似蛟龙出海，又像巨蟒翻身，一时尽显生动，挥洒出气象万千。这是一座跨越山水的桥，也是一座沟通古今的桥。而我们适才也就是从这桥上下来的。在悠哉游哉地登上这山顶后，又心平气和地拜谒了司马迁祠墓。不禁感叹：无欲无求时，世界自是会尽显自然。自然了也就轻松了。
　　 轻松之余，一时却也慨叹起司马老先生人生步履的沉重来。我自琢磨：若是司马先生当初不那么冲动，不当那个古代的“愤青”，那他或许就不会遭那份罪了。可他偏偏就不顾地位、身份和场合，任着自己的个人喜好那么干了，从而也就把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搞成了悲剧。按常理而言，顺境可以完成的事，何必非得给自己制造出一个逆境呢！可回头又一想，司马先生其所以要举左丘、孔子、屈原、韩非那么多逆境奋发的例子，其实也是在为失落的自己找一个心理平衡，也是在为自己打气。这全然就是一种不得已呵。
　　 从他那字里行间可知，身受腐刑的司马先生自是满怀了怨恨的。可如何发泄这些怨恨呢？业已众叛亲离、孤僻一室的他，自是难有宣泄和控诉的对象，唯一的机会就是把这些愤懑有意无意地散泄于面前的文字了。于是便有他就喜欢的多写，不喜欢的少些或略过不写。他是最不屑于权贵的。因此但凡权贵，无论良莠在他那里都不会得到太多的褒奖，相反大多还会被他或明或暗地加以贬讥。这些都是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找到痕迹的。
　　 就比如他笔下的李广，更多的情况都是司马先生自己的一厢情愿。给李广记传，列他为名将，而这个李将军的名下大概都是一些败逃时的“英勇”范例，基本没见过他攻城拔寨以及战场缴获的事迹。慨叹“李广难封”，而事实却是李广的武功不够封侯的标准。汉承秦制，战功是要打胜仗拿斩获敌军的人头或缴获说话的。至于这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然是要受当时的历史局限的。司马先生虽有所怨，却也只能徒呼无奈。而后代的人却用后代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故事，进而替李广和司马先生喊冤站台，这显然就有失公允，进而也更加地不合时宜了。
　　 再比如，他浓墨重笔地写了楚霸王项羽，完全一个盖世英雄的形象。而另一面的汉高祖刘邦的刻画，则就有些流氓无赖的意味了。然而毕竟人家刘邦能“约法三章”笼络人心，继而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新世界。而性情残暴的项羽却一味地穷兵黩武还动辄屠城，只会打破旧秩序却无能建立新秩序。其所以有偏向，恐怕其中之一就是司马先生他跟刘家有怨。刘家的汉武帝对他施了宫刑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另外还有他的世族情结。他司马家的祖上曾经是世族，项羽的祖上是世族，李广祖上也是世族，而这刘姓皇帝却是平民。世族们一直都有一种优越感，自认为天生就要比平头百性阶层高一等的。再说诸如卫青，霍去病之流，即就建有不世之功，只因为曾经的奴隶身份或外戚身份，他在笔下往往就不愿更多着墨，草草而过也就罢了，甚而还要把他们打入佞幸传。
　　 也就是说，这个司马先生到底还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常人。至于被封神、封圣，除了有些人自以为是的过度解读，剩下的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利益算计了。
　　 就说这个司马迁墓，在位于河东山西河津地界的一个村子里，他们自己在村头也立了个司马迁墓碑，争竞说司马先生的老家就应该是他们的村子。而最大的依据就是《太史公自序》里的一句“迁生龙门”。可这“龙门”的地望在历史上存在变数。他们其所以避而不见有关司马先生亲笔写下的家族溯源：他的先祖是入了秦地的司马氏那一枝，而且还是秦国名将司马错的后代。这无非是刻意选择于自己有利的那一面，目的就是想沾些司马先生的光捞些经济效益罢了。
　　 这司马迁祠墓一路走来，其景色自是叫人饱了眼福。然回头看到自己这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质疑时，自己一时间就又不由自主地汗流浃背了：这实在是大不敬呵！可低头又一想，自己算什么？这质疑又算得了什么？这根本就影响不了司马先生的伟大，更影响不了《史记》的精彩。其实说心里话，自己确实是很喜欢《史记》里那些故事的，当然也很喜欢这个善讲故事的文化老人了。他那故事中的人物刻画，情节构思，语言设计，选材谋篇等，那叫一个巧妙，那叫一个精彩，当真是喜欢文墨之人的万世楷模，而且没有第二！
　　 我以为，《史记》篇章中最最精彩之处还是它的文学价值。至于其史学价值，那自也是相当权威。只是有一些更小的细节，你就得耐心地在相关的篇章里去找，去归纳了。然后自己结合实际去分析，进而得出真相。也就是说，把司马先生称作文学家，称作诗人，称作史学家，这些他统统都当之无愧。只是要强行地冠以“史圣”的名头，实在就有些阿谀的成分了。
　　 我还以为，把《史记》当圣经的人，要么是懒，要么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别有用心了。我这么说不怕人骂。再说了，我一个平凡人谁骂了也捞不到好处。既是损人不利己，那又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