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儿子考进了第一中学，或许我再也不能踏上那片温馨的，又略略带些伤感的土地。老旧的铁栅栏大门，早已拆除。新大门盖得宽大且洋气，充满了现代抽象气息。两边的门柱并不对称，顶部的弧形也是一高一低。龙飞凤舞的名人题写，替代了那块白漆黑字的木牌子。一排排红瓦红墙的房舍，早就成了破烂垃圾，伴着零碎的回忆，深埋进了泥土里。高耸的教学楼，坚硬的水泥地，一层一层爬起来很费力的台阶，都有一种陌生的压抑。
　　 唯一认识我的，只有那棵侥幸活下来的老柳树了。粗壮的树干依旧坚挺，柔柔的枝条依旧低垂着，婆娑在夏末的风中，静候着那些早已离散的男生和女生。我当年的教室，就在这棵老柳树后面。胳膊肘支在课桌上，托着腮望向玻璃窗。那棵老柳树牵着雨扯着风，摇荡里结满了阳光、星辉和蝉鸣，也结满了灿烂的笑声和潮湿的叹息声。
　　 我最后一个同桌，叫刘伟峰，近视眼瘦高个，典型的白面书生。爱笑，话不多；但说出话来稳稳重重，很受听。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叫田玉红，长长的黑发总散发着洗头膏的香味，淡淡的，若树林间的野草莓成熟了。白净的手指，泛着桃红的脸颊。当她回头不经意地一瞥，春水的眼波，柔柔自我的身体划过，遂感觉整个生命都温暖且清澈。讲台上，花白头发的先生。黑板上，粉笔吱吱嚓嚓的歌声。偷偷钻进来，翻动课本的风，又偷偷吹散了那么多青春的颜容。
　　 小荷一般婷婷而立的孩子们，宽松的校服遮不住蓬勃向上的生命，藏不住咯吱吱的拔节声，沙啦啦的开花声。脚下每一个步点，都踩着飘逸的云朵；唇间每一个音符，都吐着芬芳的花朵。臂弯里揽着的书本，如他们走过的岁月，整齐而洁白地折叠着。
　　 西北角的操场里，人越聚越多，高高的看台上，开学典礼的横幅鲜艳地醒目着。绿色的塑胶，被红色的塑胶环绕，蓝色的天空，有白色的云朵安静且轻盈。黑皮鞋白短袖的年轻老师，轻轻敲打麦克风，音箱里传出一阵嗡嗡声。整齐站立的孩子们，是一排排翠绿的竹子。我们这些家长也是竹子，只不过叶子和茎秆不那么翠绿；只把更多的根扎入土地，生出娇嫩的笋和新鲜的希冀。
　　 主持典礼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黑黑的短发，白白的脸颊，穿一身白底绿花的连衣裙，清爽自然且自信。我的那位女同学田玉红，当年也有这样的气质和声音，联欢会上唱过《外婆的澎湖湾》，做过主持人。她的歌声就像碧蓝的水波，永远在一些人的心海里荡漾着。椰子树、夕阳、海鸥，深深浅浅的两串脚窝。那时代，男生腼腆，女生羞涩。情感和语言就像埋在沙子里的卵，你看不见，它却悄悄生出了悸动的心脏，睁开了晶亮的双眼。甚至当人家对你好的时候，对你有恩情的时候，你也只是默默记在心里，没将感激的话说出去。
　　 我在这里读书时，条件还很差，一日三餐都是馒头、白开水、咸菜疙瘩。要是嘴馋了，就狠狠心花几毛钱买一份炒菜，没有几滴油的大白菜、洋白菜、小油菜。冬天里取暖，就是搓搓手掌跺跺脚板。夏天里乘凉，就是到教室外的柳荫下站一站，展开书本当作蒲扇。低矮潮湿的宿舍，大通铺上，一卷一卷挤挤挨挨的被窝。破损的窗玻璃，拿塑料布挡着；白灰脱落的墙壁，拿旧报纸糊着。谁在墙上写了几句打油诗；谁在黄昏时，谈着老家的旧事。
　　 大通铺的尽东头，我的被窝和刘伟峰的被窝紧挨着。漫漫冬夜，下晚自习回到宿舍，身子在冰凉的棉被里瑟缩着，嘁嘁喳喳的悄悄话却是滚烫的。也没有什么新鲜话题，就是说说考试的成绩，说说中国的路遥和苏联的高尔基。偶尔也谈论感情和女生，从马尾辫的时髦，到麻花辫的传统；从隔壁班的女孩，到演电影的明星。只是我俩都故意绕开田玉红，绕开她百灵的嗓音，杨柳的背影。
　　 刘伟峰看上去单薄，却有极好的免疫系统。一年到头也不拉肚子，也不感冒，也没这个病那个病。而看上去很壮的我，却每年必要感冒。一感冒就发高烧，烧得大脑混沌，房屋倾翻，天地不分。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一大早身子就呼呼燃烧起来，烧得鼻孔喷火，浑身瑟缩，太阳穴都要炸开了。模糊听见悉悉索索的穿衣声，听见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听见杂沓的脚步越来越远，消失在教室那边。听见刘伟峰小铜号般催我起来，感觉一只冰凉的手，抚摸我滚烫的额头。小纸包里那些白色药片极苦，喝下去却不多时就发出一身大汗，退了我的高烧，除了我的痛楚。搪瓷缸子里那热气腾腾的面条，散发着麦子特有的朴实味道。没有青菜添色，没有棉油增香，简简单单的清水煮面，却筋道滚烫，令我终生难忘。
　　 刘伟峰说：“味道如何？”我说：“太淡，该加点盐。”刘伟峰说：“别挑三拣四了，我又不会做饭，是人家田玉红煮的。”田玉红的家就在学校后面，隔着一条杨柳依依的小河，跨过一座青石桥，拐进小胡同就到了。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桐树，在春天会开出稠密的紫红的花朵。我没有去过，这些都是听刘伟峰说的。一次感冒，一缸子清水煮面条，便将三颗年轻的心炖煮在一起了。那些腾着白气的面条，就像一段柔软的热热的往事，没有乱七八糟的佐料，简单纯净，恰如那时的生活和感情。
　　 音箱调得声音很大，那么大的操场，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鸽子的哨音划过。夏末，依然充满热量的阳光。女主持人依照拟订的程序，说某某书记讲话，某某校长讲话，某某主任讲话，某某代表讲话。当“刘伟峰校长”几个字传进耳朵，我略略一惊，随即就兴奋起来了。是我的同桌？是当年给我买感冒药，给我端来面条的那一个？坐在麦克风前，高高的瘦瘦的，金丝眼镜后面，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的眼。言谈举止比以前越发稳重，满是大将之风。
　　 一晃二十年，天各一边。他忙着读书，忙着前程，若春风捭阖纵横。我忙着挣钱，忙着柴米油盐，若尘埃漂泊辗转。当年的同窗，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家长；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面对着面，只相隔几十级台阶，几十米远。一时间心里像打翻了调料罐，有甜有香，又有淡淡的酸。整个操场上，都是刘伟峰话语铿锵，激情昂扬。整个学校都在他脚底，都在他手掌。
　　 还有那个令全班男生心动的女生，听说也成了他的女人，也成了他一个人的田玉红。毕业后的五六年，学习委员王志兴结婚，酒宴就摆在城里的百味餐厅。云烟、川酒、扒鸡、肘子、鬼子肉，十二道菜很是丰盛。大大的圆桌上，六个男生，两个女生。没见刘伟峰，也没见田玉红。王志兴说，一个去济南学习了，一个去北京考察了，都混得不错。又说，俩人准备来年五一结婚，到时候又能凑到一堆坐坐。不知为何，我的心里有点发涩，顿觉所有的菜都不香了，酒是苦的，烟是辣的，空气是僵硬的。
　　 当年喝了人家的面条，怎么就没说声谢谢呢，怎么就没写一封信，悄悄塞进她的书包里呢。若是那样，或许她就和我走得近了，就可以陪着我在幽静的北湖岸边，走一走坐一坐。在青石的台阶上，留下青春的热量；在婆娑的柳荫里，洒下青春的惆怅。那如湖水般碧蓝清澈的目光，那如晓荷般红润微敛的面庞。她是脱了薄纱，沐浴在湖中的女子；而我却不是牛郎，有一头神牛相帮。一个人在遥远的都市里流浪，扛着沉甸甸的破旧的行囊，荷包里藏着薄薄的纸币，衣褶里藏着淡淡的失意。她不靠近我，就是一种幸福的选择。喝一碗她亲手煮的面条就足够了，就足够温暖那青春的思念和寂寞。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吸了很多烟。
　　 今天我要振作起来，为了那些温馨的从前，也为了儿子的学习和发展。典礼结束后，我特意等在台阶下面，准备好了笑容和问候，准备好了长时间的握手。我轻声喊出他的名字，就像当年喊他去食堂吃饭，喊他去操场上转一转。他略略一怔，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凝视良久才不自信地说出我的姓名。我掏出足够重的笑容，远远地伸出手去。要不是守着许多老师和学生，真想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大声喊“刘伟峰！刘伟峰！”。他的脸上也堆满了笑容，似乎很深，又似乎浅浅地浮着一层习惯性和应付性。干净的细润的手和我一握，就随即松开，似乎我手上的老茧把他刺疼了。
　　 他说：“参加孩子的典礼？”我说：“想不到校长是你。”他说：“在哪里发展？”我说：“在化工厂上班。”刘伟峰就不住点头：“很好很好，化工行业很挣钱。”我说：“二十多年了。”他说：“人生如云烟。”我说：“抽时间我请客。”他说：“哪能让你破费呢。”简单聊几句就说今天事太多，改日再联络。甩开油亮的黑皮鞋，哒哒哒走了。越来越空荡的操场上，没有了学生，没有了家长，只有一大片刺眼的阳光。
　　 我拖着黑黑的影子走出操场，胶皮鞋底寂寞地敲打在水泥路上。路边的法桐是翠绿的，冬青是翠绿的，红色的教学楼和办公楼高高耸立着。短暂的热闹，长长的寂寥，人生大抵都要这么度过。那个寒冷的，被一缸子面条温暖了的冬天，再也找寻不见。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睡觉时头挨着头，读书时肩并着肩。一个窈窕的身影，坐在我前面。人家的麦克风在台阶上面，人家的办公室在台阶上面。一个在台阶下行走的人，肚子里依然珍藏着白水煮面的温暖。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田玉红煮的那碗面，只加了一丁点盐，没有放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