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句名言出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读书时，我对鲁迅先生的印象是这样的：鲁迅是战斗的，批判的，总是那么严厉，文章也不好懂。学生中流传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
　　 后来读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里忽然漾起一缕温情，原来先生也这么淘气、这么可爱、这么幽默，他并非只有寂寞、忧虑和愤怒。我总算稍稍触碰到了他有血有肉的灵魂，但他在我心里，依旧带着几分“高深莫测”。所以，“走进鲁迅先生”确实是我的一个心愿。
　　 近日，我和女儿琪在首都相聚。在规划行程时，琪率先提出来，去探访“北京鲁迅博物馆”。她说最近重读《朝花夕拾》，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她渐渐发现，鲁迅先生不仅“富有情趣”，还“格外好玩”。想去亲手触摸这个伟大的灵魂，这样也能更好地读懂这部散文集。我本就有此心愿，一拍即合，决定在寒冬里赴这场约会——这般清冷的天气，倒正巧契合了先生的气质。
　　 鲁迅博物馆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十九号，走出阜成门地铁站，再拐过一个街角，就进入一条狭长的胡同，被称为“宫门口头条”。灰墙、灰瓦、灰地，配着朱红的大门，家家户户门楣两侧挂着朱红色的灯笼，墀头上的精美砖雕分外惹眼，散发着浓郁的老北京胡同味儿。我和琪边走边看，恍然间像踏入了民国时期的京城胡同。
　　 抬眼一望，恍惚之中，仿佛看见鲁迅先生清瘦的身影一闪而过，迈着大步，精神矍铄。我们循着这缕光影，穿过阜成门内北街，走到了宫门口二条的鲁迅博物馆。
　　 一进院子，就看见鲁迅先生白色的塑像。面朝草坪，背倚松林，端坐于庭院中央，面带坚毅、冷峻的神情，若有所思地望向朝阳。一副殚精竭虑、忧心忡忡的模样，这也是我初识先生的形象。
　　
　　 二
　　 我们进入院子中央的“鲁迅生平纪念馆”，上下两层的空间布局，518件文物与600余幅照片交织成一条时空脉络。展区按先生的人生轨迹分为八个核心部分：在绍兴、在南京、在日本、在杭州、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在上海。为参观的人们呈现着鲁迅先生从少年到晚年的道路选择和生活场景。丰富的馆藏，让我们瞬间沉浸到先生的人生故事里。
　　 鲁迅先生曾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少年家庭变故的阵痛，到青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再到晚年“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众情怀，先生一生的道路清晰铺展，原来伟大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向着光明的坚定抉择。
　　 先生的人生，可谓历尽坎坷。先生本来是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他的祖父因科考舞弊案被捕入狱，家里只能不断变卖家产来保祖父的命。此事刚有所缓和，他的父亲又病倒了。后来他也在文章中写过，几乎四年多，自己天天要出入当铺和药铺。要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外送上家里的衣服或首饰，接过了钱，又到和他一样高的药铺柜外给父亲买药。在家庭的变故中，先生饱尝了世人乃至亲人的冷眼，深深感受到社会的残酷。不过，后来他也曾说：“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看到这里，琪在一旁轻声说，她想起了曹雪芹先生，正是人生的跌宕起伏，让曹先生清醒看清了封建社会的阴暗面，最终写下旷世奇作《红楼梦》。
　　 透过一件件展品，我们看到了先生对祖国的挚爱与救国图强的决心。1902年4月，先生抵达日本东京，一到那里便马不停蹄地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当时，因受到排满思潮的影响，先生不顾对留学生监督的阻挠和停发官费的威胁，毅然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并且拍照留念，还在照片背面题写了著名的爱国诗篇：“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祖国的意思，身在异国他乡的他，却饱含着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与忧思，决心为国流血牺牲。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我没太留意先生在日本学习的分数，反而被他弃医从文的抉择深深触动。一张幻灯片里麻木的看客，让他放弃了手术刀，拿起了“解剖人类灵魂”的笔，这不是逃避，而是更勇敢的担当。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先生看清了“精神麻木比体格孱弱更可怕”，这种对时代本质的洞察，至今仍振聋发聩：真正的救国，从来都是直击根源的清醒与决绝。而这份“立人”的初心，也成为他后来教书育人、关爱青年的底蕴。
　　
　　 三
　　 北京时期是先生创作与执教的双重高峰，他在京生活长达十四年，这也是他除了在绍兴老家之外，居住生活时间最久的一座城市。
　　 我特意留意到先生和钱玄同的“铁屋对话”，钱玄同为了《新青年》杂志的约稿，找到周树人，便有了这段经典对话。钱玄同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答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钱玄同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场对话令先生幡然猛醒，于是，为了这份“希望”，教育部官员周树人由沉寂走向呐喊。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他积蓄多年的激情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奔涌而出。他要唤醒人们，彻底砸碎这间禁锢人民大众思想的“铁屋子”。
　　 先生随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体式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并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先生借狂人之口揭露了礼教吃人的事实，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从此先生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在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他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享誉世界，被翻译成法、英、日、俄等多国语言出版。先生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里边收录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作品，《呐喊》就是鲁迅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的意思。不久，先生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也顺利出版了。
　　 看到先生为北大校徽的设计草图、《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讲义的手稿，我深深被他为人师表的魅力折服。琪在一旁感叹：“原来鲁迅先生还是位优秀的教师，真是桃李满天下啊！”
　　 北大的校徽，他采用的是瓦当的形状，而且先生也是把书法用作校徽设计当中的第一人。他选用篆体“北大”二字，上方的“北”像两个背靠背的人，下方的“大”像一个正面直立的人，有三人承重的感觉，而且也有着民族脊梁的象征，先生希望北大学子长大后都能够成为国之栋梁。
　　 先生曾在北、广、厦、沪多所院校任教，展墙上有一张中山大学的选课表格外醒目，左数第二竖列《中国小说史》是先生讲的一门课程，当时有二百零四人选课。因此，先生的课堂上总是挤满了学生，教室里边都站不下，改在礼堂授课。
　　 课堂上他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课堂外他为学生请愿，创办《莽原》周刊，为青年提供发声平台，甚至引进木刻艺术为青年开拓视野，这份对青年的珍视与扶持，褪去了“斗士”的凌厉，多了几分温润。后来他的讲义还集结整理出版，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也结束了我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
　　 《汉文学史纲要》是他在厦门大学的讲义。耳熟能详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对于史记的历史价值的经典评述就是出自该文稿。
　　 先生在女高师（北师大前身）演讲的《娜拉走后怎样》的展稿深深吸引了我，是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著名讲演，先生指出：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独立，才不致被旧势力所扼杀，也才能取得真正的发言权。
　　 看到展稿的那一刻，我和女儿同时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们被先生立足现实谋划长远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及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所震撼，这在当时，是多么先进、多么开放的思想境界呀。
　　 再看到先生为女师大风潮发声、为刘和珍君写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更懂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重量：那是对强权的无畏，对正义的坚守，也是对后辈的庇护。原来，所谓战士，从来都愿为理想燃灯，为青年铺路。
　　
　　 四
　　 在厦门、广州到上海的岁月，浓缩了先生的气节、温情与坚守。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运动，4月15日，广州也开始大屠杀。当天下午，鲁迅冒雨赶到中山大学，紧急召开系主任会议。他希望学校能够出面营救被捕学生，但是没能如他所愿，营救希望化为了泡影，先生也因此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这段记载，展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骨。
　　 展柜陈列着一封鲁迅先生1927年9月25日写给台静农的回信，内容是谢绝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信中写道：“九月十七日的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先生却断然拒绝，再次震撼了我的心灵。先生的这一举动，彰显了他谦逊务实的人生态度、深沉的民族大义、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对文学价值的清醒坚守。
　　 当我看到先生在上海时期与许广平、儿子海婴的合影，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先生的眼中满是柔情，还流露着幸福感。
　　 我从照片里看到了先生的多面人生：他是孝顺母亲的儿子，是与妻子“携手共艰危”的丈夫，是会和孩子争抢沙琪玛的慈父。照片中，三口人穿着洁净的棉布衣裳，既透露着女主人的勤俭持家，也展现着先生清贫简朴的生活。
　　 这张照片叫“一岁与五十”，因为先生是老来得子，所以他非常疼爱他的儿子，虽然会孩子气地和他争抢最后一块沙琪玛。但是有一些人，就讽刺先生，说他溺爱孩子，于是先生就写了一首小诗《答客诮》回复他们：“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先生说，凶猛的大老虎都会时常回头看看幼崽有没有平安地跟在身后，而我疼爱我的儿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抬头望去，又看到先生的另一张照片，同样意义非凡。据周海婴回忆，这是许广平女士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先生身穿的背心毛衣都是许广平女士为他亲手编织的。前不久，在上海书展上，先生的这件紫色毛背心的仿制品也火出了圈，很多当代的文学家穿在身上，都说仿佛就能灵感迸发，也因此一度都卖断了货。这些生活化的细节，让先生在我心中彻底摆脱课本的符号化形象，变得鲜活而真切。
　　 展区里九十九个笔名的陈列，让我心头一酸，先生面对当局迫害仍坚持发声，这份不畏强权的执着，与他清贫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家里没有奢华陈设，唯有手稿、书籍与印章，却活出了最富足的精神世界。他倡导新兴木刻、投身抗日统一战线，直至生命最后时刻仍与青年木刻家座谈，更让我明白：先生的一生，都在践行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1936年10月19日，由于常年积劳成疾，鲁迅先生在上海家中病逝，终年56岁，六十花甲不到，令人扼腕叹息。先生的遗嘱中有一句话“不要做空头文人”，让我倍受启发：我们从事写作，文章总要有点灵魂，有点纯粹，有点精神，这也是正文学的一种内涵吧。
　　
　　 五
　　 我站在鲁迅先生的巨幅画像前凝望，琪也走过来，靠在我的肩头，我们一同静静地伫立着，与这位伟人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画像里的先生，眼中满是慈爱与宽厚，望着我们，泪花瞬间在我们母女眼里翻涌。
　　 琪感慨地说：“我现在感觉，先生就是我身旁的父辈和导师。”我接过她的话：“他更像是我的兄长，可以倾诉心事的人。”说到这儿，仿佛真看到先生嘴角漾起了一抹笑意，此刻，我们与先生靠得那么近，他的人格魅力扑面而来。我们也真正意识到，此前对先生的认知，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先生的影像旁，镌刻着他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先生看来，一个人在世上从来不是孤立的，国家的苦难、他人的悲欢，都与自身的生命与良知紧紧相连。这是他对自己以笔为器、始终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自白，也是对世人跳出个人天地、心怀天下的恳切呼唤。
　　 先生的这句话深深铭记在我心底，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展厅里的文物、照片都成了先生的底色，先生为国为民的精神不再是课本里的口号，而是跨越百年的感召。
　　 今天一路看下来，我深深感叹：先生既是挥斥方遒的斗士，也是慈爱温柔的父亲；既是针砭时弊的批判者，也是提携后辈的引路人。这样立体、丰满的先生，更让人动容，更让人敬佩。
　　 参观结束，回到宽敞的院子里，我和女儿徘徊其间，心绪难平。我们再次来到鲁迅先生塑像前，在正午的高阳下，忽然发现他的表情似乎有了变化——在坚毅与冷峻里藏着温暖与谦逊。面对残暴敌人，他始终“横眉冷对”；面对劳苦大众，他甘当“孺子牛”。
　　 我脑海里猛然想起鲁迅先生在《题三义塔》中的一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打心底里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超越战争创伤，化敌为友、和平共处。当年他目睹日俄战争的残酷，深知侵略之害，终其一生都在呼唤正义与安宁。
　　 我愈发感受到先生目光中的期待，像一面镜子照进心底，不禁扪心自问：在如今的盛世中华，我们应该如何担当起自己的责任？面对外部强权的百般打压，我们是要贪图安逸、碌碌无为，还是要团结一心、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应当以何作为，才能回应先生的殷殷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