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年的秋天，我和政治部宣传科1968年入伍的战士报道员周殿臣，根据政治部范主任的指示，去我们部队在辽宁省丹东市岫岩县（那时候岫岩县归丹东市管辖，后来划归鞍山市的）支农点上（那时候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了解情况，我们所在的部队具体负责岫岩县的前营、雅河、新甸和向荣（即龙潭）四个公社的支农工作。我们两个当时的任务不是包点，而是要总结一份支农工作的经验，以便在即将召开的旅大警备区的“三支两军”经验交流大会上介绍。一个师级单位，不能在那样的大会上坐冷板凳。
　　 我们跑遍了四个公社，终于在雅河公社河北大队了解到一个可以写经验材料的线索，就是那里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当时很有政治敏感性，发现一些社员们在家里偷偷地育地瓜芽子，又偷偷地拿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他们就组织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员，多次进行了成功的堵截，并召开社员群众大会，对相关人员的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行批判，刹住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歪风，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人可能会惊讶地问：“你这是说些什么东西呀？怎么卖地瓜芽子还成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告诉你，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岫岩县，是满族自治县，位于辽东半岛北部，土地面积4500多平方千米，自然环境属中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境内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最高峰帽盔山海拔1141.5米。河流众多，有大洋河、哨子河等。岫岩县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矿产资源丰有菱镁石储量居世界第二、质量全国第一，岫岩玉储量和质量居全国之首。水资源总量约20亿立方米，是辽宁省内温泉较多的县份之一。森林覆盖71.26%，生物资源多样，有野生中药材400多种，野生动物585种。岫岩的历史文化悠久，战国至魏晋属辽东郡，金代设秀岩县，明代改岫岩。拥有岫岩玉雕、岫岩皮影戏、满族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卧鹿山石庙、姑嫂石石棚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全国第一家满族博物馆。岫岩还是“中国柞蚕第一县”“中国滑菇第一县”。文化上，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可那时候的岫岩县，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我们所到之处都要在社员家吃派饭，当时上级的规定是“五不吃”，即不准吃细粮、不准吃肉、不准吃蛋、不准吃三个以上的菜、不准喝酒。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那时候农村群众的生活太困难，解放军不能给群众增加负担，我们也非常拥护上级的这个规定。在我们到群众家吃派饭的时候，我们看到，群众确实是很苦的。那天，我们在前营公社的一家社员家吃饭，主食只有地瓜加包米馇子粥，副食只咸菜，而且那包米馇子粥特别的稀，一碗粥大约只能有三分之一的粮食。那时候，群众对解放军是很热爱的，他们也知道我们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去当的兵，跟他们自己的儿女差不多，而一两个月才能轮到谁家吃一顿饭，因此，只要不是很困难，都还是舍得给做点像样的饭菜。据此，我们就知道社员家的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了。
　　 岫岩县当时所以那么贫困落后，不是岫岩的原因，而是那个时代的原因，所谓时代的原因就是政策不对头。人所共知，那个时代是成天搞运动，不抓生产生活。那时候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是“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是资本主义”，是“越穷越革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由于是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大气候，即使岫岩的山上有树木，却变不成财富；山坡上可以种果树，却没什么水果可吃；山间有河，河里可以养鱼，却没有鱼可吃；河边可以种水稻，却没有大米可吃；山上有柞树，可以养蚕缫丝，却无钱可挣……总之，因为有了那样一个荒唐透顶的时代，什么样好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也都白白给浪费掉了，给糟蹋掉了。多么善良勤劳的农民群众也被捆死了，空有一颗善良之心勤劳之手，想发财致富坚决不让。空有一身的的力气，想开荒种地想养猪养鸡绝对不许，大家只能在艰苦清贫中挣扎度日。
　　 本来，农民就是种田的，农村就是生产粮食饲养禽畜的地方，可是，上边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让当时那些并不认识几个字农民们成天去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去搞大批判，去斗私批修，成天高喊口号搞运动，把个社员们个个管得死死的，把农村弄得穷困不堪，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买肥皂要肥皂票，连吃个豆腐都要票，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去要总结的支农工作经验，就是雅河公社河北大队革委会是如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厉制止和打击农民开小片荒种粮，如何严厉制止和批判农民群众卖地瓜芽子等所谓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头等大事，自然也是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的头等大事。我们在那个大队调查了几天，然后回到岫岩县革委会招待所，我、周殿忱和当时在那里支左的炮三连的周广津，每人写一部分，侯传海干事负责统稿定稿。之后确定由周广津到旅大警备区在旅大市内召开的“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大会上做介绍。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我们总结的那份经验，同样是荒唐的可笑的。
　　 我和周殿忱完成那份经验材料的写作任务后，便1969年11月8日从岫岩县回到旅大市（那时候大连市还称为旅大市），刚刚走进位于西岗区的旅大警备区一二九街招待所（即现在的36中学），就听说大礼堂正在开警备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于是我们立刻赶了过去，说来也真是巧，此刻，正赶上周广津在台上发言介绍我们写的那份经验材料。我们守备区政治部主任范景龙也在会场。
　　 各单位介绍经验之后，一位穿着军装的部队首长在大会的主席台上讲话，也许是会场上非常肃静的原因，那位首长讲话的声音显得格外高亢而洪亮。我虽然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但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此刻，那位部队的首长不是讲“三支两军”工作，也不是在讲训练，也不是在讲战备，而是在讲水稻的种植栽培技术，讲如何才能获得水稻高产。他说：“水稻喜高温、多湿、短日照，对土壤要求不严，但是水稻土为最好。幼苗发芽最低温度10～12℃，最适28～32℃。”“插秧的密度，即水稻插秧每平方米基本苗数，一般在120株左右比较合适。一般一亩地可以播种40至50斤种子。一平米300穗，每亩约20万穗，每个穗70左右个粒，每两千粒重约一两，正常情况下，每亩中产田可以达到500至700斤左右，高产田一般在700至90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高的了。因为当时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亩产要努力达到过“黄河”即超过500斤，跨“长江”即超过800斤。“另外，还要记住，在我们辽南，一定要做到不育五月苗，不插六月秧，就是说千万不能误了农时。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
　　 虽然他讲的很清楚，可我还是听不大明白，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平原，那里没有水田，更不知水稻为何物。此刻，让我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如若是我来到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如若讲这样一番话的是一个水稻专家或者农业技术员，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可这偏偏是一位部队的老首长，在讲解种植水稻技术，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于是，我便小声询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部队干部模样的人：“请问，台上那位讲话的首长是什么人？”那位干部瞅瞅我，又打量了我一番，有些疑惑不解地说：“你问的是台上讲话的那个人吗？那不是咱们旅大警备区的刘德才司令员吗？怎么，你不认识他？”我诚实地点点头，说：“我是外长山要塞区海洋守备区的，是今年一月份刚入伍的新兵。”
　　 那个干部接着又有些自豪感地小声对我说：“刘德才司令员现在兼任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呢。他这是在介绍他在庄河县（现在为大连庄河市）花园公社金山大队抓典型种植水稻增产的经验呢。”我听后又信服地点点头。其实，刘德才司令员是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入伍两个月就调到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做报道员了，整天盯着《解放军报》《前进报》《辽宁日报》《旅大日报》那几份报纸，尤其是《旅大日报》经常报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德才的各种活动，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不过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未闻其声。
　　 接着，我又产生了一种惶恐，就是刚才听了刘德才司令员的讲话后，我觉得我们的那份典型材料是不是要出问题呀？因为我听了刘德才司令员在讲要远学大寨，近学金山，要科学种田……听了那么半天，也没有听到他讲关于“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话，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写的那份材料与刘司令员的讲话有些不对路子了？其实，我那时候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那时候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大气候，而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或者一个领导干部，你可以讲也可以不讲，你可以多讲也可以少讲，但是你绝不可以反对别人去讲，更不可以跟讲的人唱反调对着干。后来我才理解到，刘德才司令员在大会上是你讲你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我讲我的金山大队种植水稻的经验。这应该说是一个老革命老将军老领导在那个特殊时期的谋略和智慧。
　　 说起刘德才司令员，这里还是要多说几句。刘德才司令员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农村，作为农民的后代，他始终不忘农村和农民，更是对农业生产情有独钟。他在任64军军长时，就在本溪市抓了一个农业学大寨典型碱厂堡，抓得很有成效，中央新闻媒体曾经播发了长篇通讯《红太阳照亮了碱厂堡》。有人称他为“农民军长”“稻子军长”，他不仅不反对，还欣然接受，乐呵呵地说：“你们说我是‘农民军长’‘稻子军长’，我就是‘农民军长’‘稻子军长’。”连64军马瑛政委都说：“刘司令抓生产生活有一套。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他又抓了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的典型。我后来听庄河的朋友说，刘德才司令员非常关心庄河的城市建设和群众的文化生活，庄河县城的黄海大街和影剧院，都是在他的指示和关照下，于文革期间建设起来的。他抓了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的典型，每年都要到金山大队去几次，与县、公社和大队领导一起研究如何科学种田，增产增收。他每到庄河，还会抽出点时间，与庄河一中的学生篮球队举行一场篮球赛，那边是学生篮球队，这边的球队由他和他带去的部队机关干部、司机、警卫员组成，人员再不够，他就叫县里的领导上场。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常常打不了全场，但他一定要上场。他说：“这样很好，既锻炼了身体，又与大家同乐。”由于他这位司令员经常深入县、乡、村抓生产生活，经常与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同吃住同娱乐，庄河的干部群众都觉得刘德才司令员就像自家人一样。多少年来，那里的人们提起刘德才司令员，仍然感到那么的温暖那么的亲切。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一二九街招待所，之后又恢复36中学校园。我在部队入党提干后，又从海岛部队调到大连市内部队工作，家就住在离36中校门直径只有100米的部队家属区，虽然后来我再也没进过那个学校，但只是那一次，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刘德才司令员这位老首长，我也只是在50年前的那次会议上远远的见过那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但刘德才司令员的高大形象却永远耸立在了我的心中。
　　 那以后不久，我们几个人的情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宣传科报道组的周殿忱，是1968年入伍的，他入伍时是高中文化，加之在宣传科报道组工作了两年时间，新闻报道业务能力提高很快，不到一个月，他就被提拔政治部为宣传科见习新闻干事。炮三连战士周广津被提拔为政治部组织科见习干事。我因为刚刚入伍一年，当年年底我也被评为五好战士（那时候在全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比运动），同时，政治部党支部同意发展我入党。我们的首长政治部主任范景龙，是解放前入伍的老革命，任正团职务已经多年，不久他便被调到另一支部队做了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