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古稀，回望半生，思绪万千。我出身普通农家子弟，既无军旅履历，也无学府文凭，有幸踏上仕途，全靠通讯报道这块“垫脚石”。在新闻这片天地里摸爬滚打，渐崭露头角，换了身份，完成了从“泥腿子”到“握笔人”的转身，靠着文字谋生立业，走过了大半辈子。即便后来不再以新闻为业，这段起步岁月与难忘经历，始终深深镌刻在心底，每每忆起，感慨、感悟与感恩便一同涌上心头。
　　
　　 一、田埂间的笔墨启蒙，电波里的初心萌芽
　　 1975年5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彼时正值“文革”后期，“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响彻城乡，公社与村里层层兴办宣传栏。这年秋天，村支部抽调我和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负责“三秋”宣传——在田间扎起木架、蒙上苇席，再贴上宣传文稿与标语。他俩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专司誊抄；我则承担文稿编写，这是我最早接触社会性文字工作。
　　 这份差事在当时算得上“美差”，不用下田干重活，还能照常记工分。能揽下这份近似“白领”的活儿，源于1974年上学时的一次偶然——我被“赶鸭子上架”，帮村支部写了一篇关于办好“代销点”的典型发言稿，村支书见我有点“笔墨功夫”，便把我选了出来。从秋收到秋种结束，两个多月里，我们三人配合默契，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其中一篇题为《突击队的新兵》的小故事，在宣传栏刊登后被公社报道组发现，推荐到了县广播站，竟在当年9月21日顺利播发。
　　 这事虽小，我却刻骨铭心。这既是我通讯报道的“处女作”，更是踏上新闻之路的最初起点，也让我悄悄萌生了“独辟蹊径，走出这片盐碱涝洼”的梦想。那个年代，农村广播极为普及，村里有高音大喇叭，家家户户堂屋墙上挂着“小喇叭”，一天早中晚三次准时播报。给县广播站写稿投稿，自然而然成了我展示自己的主要渠道。
　　 业余学写稿的日子，满是艰辛。一是条件简陋，没报纸、没刊物，更没现成的稿纸，只能靠听“小喇叭”捕捉零星信息。起初用学校剩下的作业本拼凑着写，后来实在没办法，竟要偷偷卖掉家里换油盐的鸡蛋，才能凑钱买正经稿纸和信封。二是素材匮乏，困在小小的村落里，哪有多少新鲜“新闻”可写？好在当时流行写“批判稿”和“小故事”，我初期的习作，大多是这类题材。现在想来有些可笑，1978年之前，我写出的稿件里，竟有不少是唱“文革”赞歌或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三是时间紧张，纯靠业余挤时间——白天下田挣工分，只有夜晚的时光才真正属于自己。那两年，无论酷暑炎夏还是数九寒冬，我都在煤油灯下熬着夜赶稿，算是“穷熬”日子。夏天要忍着蚊叮虫咬，冬天要挨过寒风刺骨，常常写着写着就趴在桌上睡着，第二天清晨醒不来耽误挣工分，还得听家里人几句埋怨。现在想来，我万分感恩父母和兄弟的包容，正是他们默许了我这份“不务正业”，我才能在这条难走的路上咬着牙坚持下来。
　　 起初学写稿，只因文化底子薄，又不懂写作技巧，虽说写了不少，大多是漫无边际的拼凑，抱着“中不中往上拥”的心态投稿，最终发表的寥寥无几。记得1976年一年，我写了近百篇稿件，最终被采用的也就七八篇。好在那个年代寄发新闻稿件不用贴“八分”邮票，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稿件”二字，就能免费邮寄。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佩服当时的毅力——即便屡屡受挫，却始终没放弃，即便步履蹒跚，终究是一步步挺了过来。
　　 真正的转机，始于1977年。经过一年多的碰壁与积累，我写稿渐渐找到了门道，对新闻的敏感度也慢慢提升，县广播站的采用率终于有了明显起色，每个月都能有两三篇稿件被播出。每逢听到自己写的文字透过“大喇叭”传遍乡里，心里既有慰藉，也有欣喜，旁人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变了。这份“小名气”慢慢传遍乡邻，我也渐渐得到了“重用”。
　　 这年冬天，“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掀高潮，公社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我不用再下田摸爬滚打，而是被选到公社大会战指挥部搞宣传，编简报、办专栏，常和社村干部打交道，比之前体面了不少。不久后，我又被公社报道组吸纳为通讯报道员，能受委派到其他村庄采访写稿。虽说没有任何报酬，但可以折顶河工，公社开张证明信，村里就给我记满工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待遇已足够让人满足：一来免受了不少苦力，二来写稿的条件也改善了不少。
　　 从那以后，我在县里播出的稿件渐渐多了起来——1977年38篇，1978年66篇，同时还在《农村大众》《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等省级新闻媒体发表了9篇小稿。作为一名农村业余通讯员，这样的成绩已然说得过去。更让我欣喜的是，1978年第二季度开始有了稿费。记得第一笔稿费是1块5毛钱，来自当年4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新闻稿。这大半年时间，我总共拿到34.2元稿费，终于不用再为买笔墨纸张犯难了。
　　 1979年3月23日，县里召开上年度新闻总结表彰会，我受邀参加，还被评为全县模范通讯员，授予一等奖，更有幸上台做典型发言。如今看来，这或许是件平凡无奇的小事，但对我而言，却是人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亮相，心里的喜悦难以言表。会后，县广播站还把我的发言录音在全县广播，我那沙哑土气的声音透过电波传遍城乡，县里还一度在通讯员队伍中开展向我学习的活动。这不仅是单纯的荣耀，更是我新闻之路乃至人生的第一个“高潮”，为我后来的发展树立了信心，增添了动力。从村里写到镇里，从镇里写到县里，一写就是几十年，新闻写作成了我的“标签”，更成就了我的仕途。这个节点，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此，我衷心感谢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站的领导和编辑们，感谢他们的提携、鼓励与指引，让我顺着这个平台一路拼搏，稳步前行。
　　
　　 二、公社大院的历练，笔墨间的成长蜕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我也恰好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1979年全县新闻报道会结束后，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在全县选拔了4人参加新闻培训班，核心模式是“边学边写、写中提高”，跟着县报道组的同志一同采访撰稿。
　　 这是我第一次从小村庄走进县委、县政府的大楼，心里既激动又忐忑，走路都蹑手蹑脚，做事更是谨小慎微。我抬头学经验，低头干实事，这才真切感受到“社会真精彩，人生需创造”。两个多月时间里，在报道组李学亭、史好全同志的带领下，我们一行6人先后到桑梓、仁里、赵官等公社采访，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稿件。其中我执笔的《划清是非界限坚持正确方向》——一组面向社员的思想教育事例选，被5月31日的《大众日报》（农村版）刊发，这也是我们培训班的最好成绩。培训班在“三夏”前结束，我便回到村里参加麦收。
　　 1979年6月12日，我正汗流浃背地在麦田里割小麦，村支书突然找到我，让我马上去公社，我来不及换衣服就匆匆赶去。到了才知道，是县广播站紧急约稿，要报送全社夏收情况。我立刻着手了解情况，连夜赶写稿件，第二天通过电话传给县广播站编辑，13日晚这篇新闻就顺利播出了。也正是从这天起，我正式成为公社的“亦工亦农”人员，身份是通讯报道员，每月工资12元，还能给村里顶一个“河工”的名额。
　　 进了公社大院，我被安排在“孟家四合院”北厅的耳房——据说这里原来是党委秘书的住处，条件算得上很不错。起初工作比较单纯，主要精力都放在写稿子上。但我心里清楚，自己是个年轻人，还是个“临时工”，若只埋头写稿，肯定站不住脚。必须付出超常努力，既要让“主业”出成绩，“副业”也不能掉队。所以，不管领导是否安排，只要是自己能做、又不添乱的事，我都主动接手，努力做好。比如开会时负责下通知、签到，平时分发报纸、打扫卫生，尤其是冬天，每天要提前到办公室“和煤坯”、从大口井往大缸里担水，把取暖和饮水的事打理妥当。
　　 经过一年多的历练，我的通讯报道成绩逐年大幅提升：1979年在县广播站播发75件稿件，省级新闻单位也能不断见到我的文字。此后直到1984年9月，我每年在县广播站的用稿量基本保持在100多篇，其中1982年达到134篇，平均每3天就有1篇播出；省级以上新闻单位的用稿量也逐年增多，连续多年位列全县基层通讯员第一名，多次获得标兵奖，还常被安排上台分享经验；同时连年被德州地委、大众日报社、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评为模范通讯报道员，1980年、1982年还在德州地委新闻报道会议上做典型发言。
　　 那几年，我得过不少奖品，比如提包、半导体收音机等，如今还完好保存着的是《辞海》等几本工具书，在书橱里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时光。1984年的奖品尤为珍贵——著名画家王炳荣的一幅《母子情深》国画。巧的是，这一年我的儿子出生了，这幅画也成了兼具纪念意义与情感温度的珍藏。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业绩”，我之所以至今难忘、时常感念，是因为我从基础极差的起点出发，全靠自己拼打取得了成果，既感到荣幸自豪，也始终鞭策着自己不停步、不松懈。
　　 在公社工作的那几年，我虽名为“通讯报道员”，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白天除了必要的采访，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写稿，所有稿件都是靠晚上“开夜车”完成的。1980年7月，我被安排到党政办公室工作，还直接住在办公室内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公社的“文书兼勤务员”。当时公社干部人手少，通常是民政助理兼任办公室主任，带着我一个“兵”。人少事杂，除了正常的公务勤务，诸如办理结婚证、户口管理、优抚工作等，“掌权”的事归主任管，其余的准备会议材料、每周向县里做“农情汇报”、上传下达、打扫院子卫生，乃至服务领导的杂事，全由我包揽。
　　 那时公社大院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办公室，每天晚上大家都来这里看电视，直到屏幕出现“再见”二字才散去。我住在这里，等人走后，必须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整理妥当，才能静下心来写稿。1981年5月，因人员变动，领导又安排我兼任“农税协理员”，负责每年夏秋两季到粮所办理农业税征收工作。多了这份职责，虽更忙碌，却也有了“甜头儿”——每月工资涨到30元，经济条件大幅改善，不用再靠“啃咸菜”度日。也是这一年，农村推行“大包干”，家里分了责任田；我也成家生女，妻子和女儿住在华店。工作在公社、田地在农村、家人在华店，三地牵挂，每一头都不能怠慢。白天要妥善处理这些琐事，写稿的时间只能从夜晚挤，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日子虽苦虽累，却充满了奋斗的激情与对未来的期待。
　　 我在赵官公社做“临时工”的五年多时光，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过渡期——从“泥腿子”逐步向“穿皮鞋”的身份转变。没有这个平台，很难想象我后来的人生转折与进步。如今回望，尽管当时前途迷茫、未来未知，但勤奋与努力从未白费。平日里我不仅能圆满完成琐碎工作，还能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通讯报道的“硬成绩”更能为公社增光添彩。所以，前后三任党委书记、四位办公室主任，以及其他班子成员和脱产干部，对我的工作与为人都颇为认可。公社妇联主任主动为我介绍对象、操办婚事，党委组织委员主动协调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即便我偶尔早晨起得晚，也从未挨过批评。作为一名“临时工”，我从未被人“小看”，这段经历既充实满意，也让我收获了真挚的情谊，至今倍感珍惜。1984年9月，我调入县直单位，离开了家乡，也告别了拼搏多年的新闻报道岗位。
　　
　　 三、笔墨中的时代印记，文字里的人生感悟
　　 回望我的新闻之路，从村里的懵懂摸索到公社的熟练驾驭，早期大多追求用稿数量，至于稿件的写作技巧、质量优劣、价值大小，反倒较少考量。客观而言，我认为新闻最大的特质是时效性，其价值只要在当时具有传播意义即可，侧重的是受众性与传递性，而非文学作品那般追求美感，当然两者兼具自然更好。主观上，我文化底子薄弱，很难写出高质量稿件，只能靠“新、快、准”下功夫，尽可能多产出、多投稿，如同大浪淘沙，多写总能碰上被采用的，发表了便是对自己的认可。说实话，即便到了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具备写出优质稿件的水平。
　　 我早期的稿件主要投向县广播站，直到1979年才开始在省级以上新闻单位发表作品。此前投出的许多稿件都石沉大海，正当我发愁如何突破时，1979年1月18日，《大众日报·农村版》发表了我一篇题为《说服》的计划生育主题小故事，还寄来了5元稿费。这笔稿费与这篇稿件，彻底激发了我向更高平台冲刺的劲头。我开始多读书看报、多琢磨技巧，主动抓苗头、挖深度，在“跟风”热点中找准独特角度，努力提高采用率。
　　 此后，我的省级用稿量稳步提升：1979年11篇，1980年28篇，1981年后三年均保持在40篇左右，其中还有10篇上下发表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那个年代，新闻刊物数量有限，省级层面只有《大众日报》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小小的公社报道员能时常登上这些平台，确实不易，也为我积累了“无形的资本”。1984年9月，县里招聘文字工作人员参与编写史志，毫无背景的我能成功入选，正是得益于这些积累。苦尽甘来的时刻，我深切感受到了幸运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