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年代的火车很慢很慢，就像是从时间里挣脱出来的铁兽儿，喘息着停靠在了一座叫不出名字的小站。
　　 1998年9月的空气里头还留着些许的暑气，站台上飘着泡面与酸汗混合一气的气味儿。吴欢擦着汗儿挤上车的时候，编织袋擦过门框儿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响儿。他找到那个靠着窗子的位置，小心翼翼地将书包放在了腿上，里面装着的是一所东部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母亲连夜煮的十二个似乎还带着温度的茶叶蛋。
　　 对座的是一个同龄的女孩，扎着两条小辫子，脸上还留着清纯的稚气，火车开动的时候，光与影开始在她的脸上流转着，吴欢这才注意到她的眼睛特别的明亮，像是山涧里面被泉水洗过的黑石子儿。
　　 “你是去上海啊？”她先开了口，声音轻轻的甜甜的。
　　 吴欢点了点头儿，反问她去哪里。她说是去张家港，顿了顿又补充道：“找工作呢。我叫罗婷。”
　　 罗婷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儿，衣纽扣掉了一颗，用别针别起来了。脚底下是一个更大的编织袋儿，鼓鼓囊囊的，袋口露出了半本卷了边的书儿。吴欢瞥见了书名《平凡的世界》。
　　 聊天成了漫长的旅程最好的消遣。他们聊着窗外的稻田，聊着各自家乡的雨季，聊着火车中途停靠的每一个小站儿。罗婷说她是家里的长女儿，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父母种农作物，一年到头都攒不下几个钱儿。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是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儿。
　　 “你为什么辍学啊？”吴欢试探着问道。
　　 罗婷沉默了很久很久。火车正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黑暗笼罩了周遭的一切，只有哐当哐当的声响。出隧道的时候，她说道：“我妹妹考上了县中。家里只能供一个啊。其实，我是班里的第一名……”
　　 第三天夜里，火车在江西境内的一个小站停了很久。远处有零星的灯火，罗婷忽然说：“你看那些光，多像是撒了一把碎金子。”吴欢心里头一动，摸出了笔记簿，借着昏暗的光写下：“她对我说，远处的灯火像碎金子。”
　　 清晨五点，罗婷到站要下车了。罗婷从编织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下地址：“要是写信，我会回的。”她顿了顿，“就当给这段旅程留个念想吧。”字迹工整得不像出自一个早早辍学的女孩之手。
　　
　　 二
　　 上海的风是咸的，带着黄浦江的水汽。吴欢在图书馆里头写信，用的是印有学校logo的信纸。第一封写了三页，讲外滩的钟声，讲宿舍楼下的梧桐，讲建筑史课上老师放的古希腊神庙幻灯片。信末他问道：“你还看书吗？”
　　 回信在一个月后抵达了，信封是电子厂的信封。罗婷的字还是那么的工整：“我们车间每分钟流过四十八个零件，我的生命好像也被切分成了四十八份。但是下班后，时间又粘在了一起，慢得让人心慌。”
　　 吴欢寄去图书馆借的诗集，在舒婷的《致橡树》旁用红笔划线：“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罗婷下次回信时，信纸背面抄了整首诗，在“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下面画了波浪线。
　　 他们通了三十七封信。吴欢的信越来越厚，夹着校园里的银杏叶，夹着建筑草图，夹着他无处安放的青春悸动。罗婷的信越来越薄，她说车间加班多了，说同宿舍的姐妹陆续嫁人了，说东莞的冬天没有雪，但比老家更冷。
　　 第三十八封信，吴欢写了整整十页。最后一句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女朋友。”信寄出之后，再无回音。
　　 吴欢按信封地址找到东莞那个工业区时，已是来年春天。铁门紧锁，厂房空空荡荡，只有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隔壁五金店的老板探出头：“找谁？”
　　 “找罗婷。以前是在电子厂里面做事的。”
　　 “哦！罗婷啊，早走啦。去年的冬天咳得非常厉害，后来就不做事了，搬走的，东西也不多，就是一个编织袋子儿。”
　　 “请问，她去哪儿了啊？”
　　 “这个哪知道啊。打工的嘛，像是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
　　
　　 三
　　 毕业典礼的那天，礼堂里面回荡着老校长的致辞：“孩子们，你们是新时代的栋梁……”可是吴欢却在想着另外的一个场景：铁轨上，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有个女孩，靠在窗前……
　　 父母从老家打来了电话：“孩子啊，设计院的工作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八月份就可以报到。”母亲的声音里透着喜悦，“你爸爸这几天见人就说，他儿子有出息，在上海扎根了呢。”
　　 吴欢怔怔地看着墙上贴着的中国地图。他的手指儿从上海一路向西，掠过了长江，掠过了洞庭湖，最后停留在了湘西那片褶皱般的山区里头。罗婷说过，她的家乡在浪江镇，镇子儿很小很小，从东头走到西头只要一炷香的时间。
　　 “妈啊，”他说，“我报了湘西的选调生。”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吴欢以为断线了。然后听见父亲抢过话筒的声音：“你再说一遍？”
　　 录取通知寄到时，吴欢已经打包好行李。四年来攒下的书，大部分寄回了老家，只留了几本专业书和那沓用橡皮筋捆着的信。室友送他去了火车站，很是不解地问道：“到底为什么？”
　　 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儿由远及近。吴欢很是认真地说道：“我去找一个地址，找一个人。”
　　
　　 四
　　 浪江镇比想象中更小。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两旁是歪斜的吊脚楼儿。吴欢在镇党建办公室上班，办公室在一栋五十年代的老楼里头，窗户关不严，冬天灌着风，夏天漏着雨。
　　 他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古镇的保护规划。跟着老镇长走街串巷的时候，他总下意识地看着门牌，看那些褪了色的户主的姓名。有一次路过镇里的小学，听见了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他站在窗外听了很久很久，直到下课铃响才缓缓离开。
　　 第一年的冬天，县里面布置了扶贫走访任务。名单是手写的，字迹有些潦草。吴欢拿到自己负责的片区资料，第一个名字是：罗桂芬，浪江镇石板街17号，因家人生病致贫。
　　 那个早晨下着毛毛雨。青石板湿漉漉的，倒映着灰白色的天。17号是街尽头最破旧的一栋房子，木板墙裂着缝，屋顶的瓦缺了好几片儿。吴欢敲了三次门，才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来开门儿。
　　 “您好，我是镇上的干部，来做走访。”
　　 堂屋昏暗得很，只有小窗户漏下的一方光儿。灶台上熬着药，苦味弥漫在空气里头。里屋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一阵紧似一阵，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我女儿啊，”老人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已经病了一年多了。”
　　 吴欢缓缓地翻开了笔记本，例行公事地问起了老人家庭的情况、收入的来源、医疗支出状况等等。老人家答得断断续续的，目光时不时地飘向了里屋里。问到病人的具体情况的时候，里屋的咳嗽声音停了下来了，一个虚弱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爸爸啊，这是谁来了啊？”
　　 老人家走进去了，窸窸窣窣说了几句。门帘掀开的时候，吴欢正在记录着“建议申请大病补助”。他抬起了头，看见了罗婷那个只见过一次面，但是又似乎很是熟悉的身影，正扶着门框站在了那里。她瘦得完全脱了形，碎花睡衣里头空荡荡地挂着，头发枯黄枯黄的，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亮着的，亮得让人心碎。
　　 “婷婷，你怎么啦？”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间，时间瞬间凝固了。
　　 罗婷的手猛地攥紧了门帘儿，指节发白。她张了张嘴儿，想说什么，终究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突然转身冲回了屋里头，重重地关上了门。木门颤抖着，震落簌簌的灰尘儿。
　　 “婷儿？咋啦？领导来看我来了啊！”老人不知所措。
　　 门里头传来了压抑的哭声，像是受伤了的动物在呜咽。然后是她嘶哑的喊声：“让他走！让他走啊……你怎么那么傻啊！呜呜，你快走，我不想看到你……”
　　
　　 五
　　 吴欢并没有走。他每天下班之后骑着自行车上山，车把上挂着中药或者是鸡蛋。第一天，罗婷的父亲默默收了东西，但里屋的门紧闭着。第二天，他熬好药端进去，听见碗被打翻的声音。第三天，他隔着门说：“我带了本书给你。”是那本《平凡的世界》，封皮用挂历纸重新包过。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伸出来，飞快地把书抓进去，又砰地关上。
　　 第五天，雨下得很大。吴欢浑身湿透地站在屋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他敲敲门：“罗婷，我给你看点东西。”
　　 门开了。罗婷穿着单衣，嘴唇发紫，不知是冷还是病。她盯着铁皮盒子。
　　 吴欢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信，用红绳整齐地捆着。“你消失了后，我写了八十二封信，没地址寄。”他抽出了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了，“第一封是告诉你，我决定来湘西了。最后一封是前天写的，说是我在浪江镇遇到了一个很像你的人。”
　　 罗婷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她接过了盒子，抱在了怀里，像是抱着什么易碎的宝贝。
　　 从那天起，门不再对着他关闭了。吴欢开始带着医生上山，开始跑县里的医院，开始翻阅医疗政策文件。治疗费是个无底洞，他的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有一天他在办公室画古镇改造图到深夜，忽然有了个主意：为什么不能把浪江镇推广出去呢？
　　 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做出完整的旅游规划方案，坐长途汽车去市里参加项目竞标。presentation的那天，他讲了浪江的吊脚楼，讲了青石板路，讲了镇子后面的那片还没有来得开发的原始次生林。讲到了一半，他忽然插入了一段话：“我的方案里头特别设计了手工艺体验区。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地方最珍贵的不是风景，而是活在那里的人。”
　　 项目中了。奖金发下来的那天，吴欢直接去了医院的缴费处。办完了手续回到了病房，罗婷正靠着床头看着书。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她的脸上投下了柔和的光影。
　　 “医生说，再观察一周就能出院了。”
　　 罗婷放下了书，流着泪看着他。几个月下来，她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他：瘦了，黑了，眼角开始有了细纹，但是眼睛还是那么亮，还是像几年前火车上的那个局促的少年。她伸出了手，轻轻的触碰着他手背上冻疮留下的疤痕：“你这样子值吗？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当时是在逃避你啊，我只是个打工妹，而且还患了病，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怕把你拖累了啊……”
　　 窗外开始飘着雪，是湘西难得一见的细雪儿。吴欢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呵出了一口白气儿：“值，比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还值。”
　　
　　 六
　　 春天来了的时候，吴欢的父母来了。电话里头母亲说：“我们得来亲眼看看，究竟是什么让你迷了心窍啊。”
　　 他们到浪江镇时已是黄昏，吴欢在车站里接到了他们，母亲的第一句话是：“这地方……这地方也太偏僻了啊。”
　　 去罗婷家的路上，母亲一路都沉默着。父亲倒是问起了镇子的情况，但是眉头始终皱着。走到石板街17号的时候，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了孩子的读书声。
　　 推开了门，他们看见了这样的画面：罗婷坐在天井的石凳上面，周围围着五六个孩子，她正指着识字课本教着他们认字。石桌上摆着几个搪瓷杯，杯里头冒着热气儿。她穿着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成了一根粗粗的辫子，脸色还有些苍白，但是眼睛里有着光。
　　 “这是……”母亲愣住了。
　　 吴欢轻声地说：“镇上的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孩子留给了老人。罗婷病好后，主动教他们识字。”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举起了手：“罗老师啊，这个字念什么呢？”
　　 罗婷弯腰去看，肩上的衣服滑落了一些，露出了缝补过的痕迹。母亲眼尖，看见补丁的形状，是一朵木棉花，针脚细密，显然是花了心思的。而母亲记得，儿子大学时的素描本里头，常画一种南方才有的花。她问过那是什么花，儿子说：“木棉花，也叫英雄花。”
　　 晚饭是罗婷父母准备的，都是家常菜，但有一碟蕨根粑，这是吴欢小时候最爱吃的。母亲注意到，罗婷默默地把那碟菜挪到了吴欢的面前。
　　 那一晚，吴欢父母住在了镇上唯一的招待所里头。半夜的时候，母亲推醒了父亲：“你看见了没有啊，她衣服上补的那朵花儿。”“看见了。”“和儿子素描本里面画的，是一模一样。”父亲沉默了很久很久，在黑暗里头叹了口气。
　　 临走前的那个早晨，父亲把吴欢叫到了江边。浪江水静静地流着，像条绿色的绸带。父亲从怀里掏出了个存折：“这是你妈让我给你的。”吴欢没有去接。“拿着吧。”父亲望向远处的吊脚楼，“你妈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昨晚忽然跟我说，她想明白了。她说，儿子种的橡树……终于找到木棉了。”
　　
　　 七
　　 婚礼是在镇小学的操场里举行的。孩子们用野花扎成花环，镇上的老人送来了手织的土布。没有婚纱，罗婷穿的是母亲当年结婚时穿的苗族盛装，银饰叮当作响儿。
　　 仪式快开始的时候，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老绿皮车正经过镇后的山岭，哐当哐当，和多年前一样的慢。吴欢和罗婷相视一笑。司仪让新郎讲话，吴欢想了想，只说了一句：“有的车程，一两天就够了。有的人生，需要一辈子才能走完。”
　　 吴欢开心地牵起了罗婷的手。她的手心里头有着厚厚的茧，那是流水线和农活儿共同留下来的印记。而他的手心里头有汗，是紧张，也是深深地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