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锁天地，万物敛枝芽，唯有山茶花，却最能撩动人心底的温热——它在霜雪围剿中舒展瓣蕊，恰如暮年之人，于岁月沉淀后绽放出别样的光华。记得那是在一九八零年的冬天，当时我才二十三岁，正在党校学习，当时的党校刚恢复不久，尚没有迁回到市内，还在农村，就是曾经的“五·七干校”，学员都是住在那里封闭式学习的。一天下午，我抄近道越过一条已经被冰封了的小河去东院的哲学教研室向老师请教问题。郑老师是朝鲜族，当时已经年近六十岁了，是不久前落实政策到党校担任哲学教员的。到了那里，他正在为一盆花施肥，我就好奇地问：“郑老师，这是什么花？”他抬起头，一脸慈祥地望着我，回答道：“这是山茶花。这花很特别，不惧严寒，专在冬季开花，尤其是在最冷的三九天，它开得愈加旺盛和娇艳。这盆花已经跟我十多年了，回城的时候，我是特意把它带在身边的。你看它的叶子是墨绿的，枝干是壮硕的，摆出了一副傲霜斗雪的架势。我再给它少施点肥，补充些养料，让它开得更好。”郑老师的一席话不仅使我认识了山茶花，更令我在懵懂中似乎还悟出了一些道理，从此，这山茶花就根植在了我的心中。
　　 我真正关注和了解了山茶花还是在上海。首先令我惊讶的是，这种花的绝大部分在这里几乎完全处在一种野生的状态，它们竟然都生长在户外，而且长得都很大，与其说是栽花，不如说是植树。野生山茶挣脱了盆缶的桎梏，在旷野寒风中长成如椽之木，松江西山的百年古株更见苍劲——那些皴裂的枝干是岁月刻下的年轮，怒放的繁花是暮年迸发的生命力，恰如老者历经沧桑，仍能以厚积薄发的姿态惊艳时光。可见，山茶的生命力是何等的旺盛，它的生长绝不仅限于民居的花盆，给它自由，让它回归自然，便会放飞自我，长成一株花团锦簇的大树。
　　 山茶还拥有一个大家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山茶之名，不可胜数。”山茶花的品种数量十分庞大，原生的约有二百余种，而经过人工选育的栽培品种则超过三千个，且每年还在不断有新品种被培育出来。我国不仅是山茶的原生地，也是最早对山茶进行人工栽培和观赏利用的国家，据悉，其被栽培的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宋代后栽培与赏鉴更趋兴盛，成为传统园林和庭院中的经典花卉，它与梅、兰、菊等并称，融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意象。
　　 山茶花的绽放过程不疾不徐，宛若一场从容不迫的修行，循序渐进。从花苞初绽到舒张盛开，往往耗时半个月之久。那从容而淡定的模样，恰如人届暮年的生活节奏——不急于求成，亦不追赶潮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酝酿中，缓缓地展现自己的精彩。山茶花不与春红争艳，不与夏绿比盛，潜在万物萧条的冬日里，待功德修满便默默地安然绽开，这份从容与淡泊，不正是人生暮年生活的智慧所在吗？
　　 在儿女满意的眼神中，在孙辈的奶声呼唤中，四位老人发出了幸福的笑声。其实，最能彰显山茶花特点的恰是在万物蛰伏的隆冬时节。正如放翁的《落梅》诗所云：“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这份坚守与风骨，恰是暮年之人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想那郑老师，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屡遭噩运，被下放到农村，他如山茶般在风雨岁月中蛰伏，暮年重返讲台，恰如山茶般在隆冬绽放。郑老师处事乐观，为人和善，治学严谨，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回望他的职业生涯，二十多年来，能够在风雨中踉跄地走过来，着实不易，这其中，谁能说没有他身边那株山茶花提供的精神力量呢？我们结业后不久，他就退休了，没过几年，我听说他便因病去世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内心都会不禁涌起阵阵的哀伤。
　　 隆冬之于山茶花，虽身处严寒，恰是绽放的时节，是每年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暮年的岁月，虽历经沧桑，对于老年人来说却能沉淀出最醇厚的韵味。它告诉我们，衰老从来不是生命的枯萎，而如山茶花一般，是另一种绽放的开始。正如九十六岁的翻译家许渊冲仍坚持每天翻译一千字，九十一岁的作家王蒙仍豪迈地说：“我没有消极的理由啊。”季羡林教授逝世是98岁，杨绛教授是105岁逝世的，他俩在世之前不久都还在笔耕不辍。
　　 隆冬因山茶而温暖，暮年因有为而丰盈。山茶花不向春红乞怜，老者不向岁月低头，这便是生命最动人的精彩——衰老并不是人生的凋零，而是在寒冬里绽放的一株不老的山茶花。
　　 2026年1月29日写于上海市图书馆
　　 2026年1月31日完成于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