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破寒，蛰虫初醒，当第一缕暖风吹透冻裂的土地，草芽攒着浑身的劲儿，顶开残雪的桎梏悄悄探头，立春，便踏着千年未改的温柔节拍，如约赴人间。“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这句诗道尽了立春的魔力——它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登场，而是以最柔软的力量，驱散一冬的寒凉与沉寂，唤醒世间所有沉睡的生机。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开篇，这一天，是天地轮回的新序章，是时光落笔的第一笔温柔，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三千多年来，它从农耕时代田埂上的时间坐标，慢慢演化成全民共享的民俗盛宴，承载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古人的风雅意趣，更藏着每个中国人对新生、对希望的无限期许，在四季流转中，轻轻诉说着人与自然相依相伴、和谐共生的动人絮语。
　　 立春的诞生，从不是偶然的臆断，而是中华先民在漫长岁月里，以天地为镜、以岁月为尺，一点点“捕捉”到的自然密码。远古之时，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精准的历法，先民们便在日复一日的守望中，凝视着日升月落，丈量着寒来暑往，探寻着季节流转的隐秘规律。最古老而可靠的“圭表测影”之法，早在陶寺遗址时期便已悄然问世，古人立一根标杆于地上，每日正午，静静观测影子的长短变迁，以此划分四季、界定节气。冬至日，日影最长，寒极而衰；夏至日，日影最短，暖至而盛；而立春，便是这寒暖交替间最动人的转折，当标杆的影子缩短至特定长度，当太阳缓缓抵达黄经315°，春的序幕，便在天地间悄然拉开。据考古学者沈志忠考证，这套测影之法，在商周之际已愈发成熟，成为指导国家祭祀、引领农耕生产的重要依据，让那缥缈无形、触不可及的春意，变成了可观测、可验证、可期盼的时间刻度，藏着先民与天地对话的无限智慧。
　　 除了圭表测影的严谨，古人捕捉立春的方式，更藏着一份不慌不忙的浪漫与想象力。宋代张栻在《立春偶成》中写道：“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草木是春的信使，最先感知到天地间的细微暖意，而古人，却以更精妙的方式，聆听着春的脚步，触摸着春的气息。东汉《后汉书》记载的“律管候气”，便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听春”之举——古人特意建造三重密室，严密封闭门窗，涂抹缝隙，隔绝一切风的惊扰，室内设一张木案，按十二方位，整齐摆放十二支律管，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份。律管之内，填入嫩芦苇秆内壁薄膜烧成的细灰，管口覆以一层轻薄如蝉翼的丝织品，静待春气来临。立春对应的，是正月之律“太簇”，取万物动生、簇地而出之意，当第一缕春气悄然抵达，“太簇”律管内的细灰，便会被这无形的气息吹动，轻轻飞扬而出，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气至灰飞”，一场无声却深情的对话，就此在人与自然之间悄然发生。北齐能人信都芳，更将这份感知推向了极致，他不仅精通律管候气之术，更能仰观天象、俯察云色，便能精准预判立春将至。一次与人闲谈间，他忽指天际，轻声道：“孟春之气到了！”旁人急忙跑去查验“太簇”律管，管内细灰果然如期飞扬，分毫不差。他更巧思独具，制作了二十四具“轮扇”，悄悄埋于地下，每至一个节气，对应的轮扇便会自动转动，宛如一座古老而精巧的“节气自动化监测系统”，藏着古人对自然最细腻的感知与最赤诚的敬畏。
　　 从先秦的圭表测影，到汉唐的律管候气，立春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自然节气范畴，成为古人敬畏天地、顺应天时、敬畏生命的文化载体。而自周代起兴起的迎春大典，更是将这份敬畏与期许，化作了一场庄严隆重、声势浩大的国家仪式，其核心要义，便是“授民以时”，告知天下百姓，寒冬已过，春耕将始，新一年的劳作与希望，即将启程。《礼记》有载，立春前三日，太史令需身着朝服，恭敬地禀告天子：“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闻言，便会即刻斋戒，断绝尘嚣，以示对天地、对春神的虔敬之心。到了东汉，这套迎春仪典愈发完备隆重，立春当日，天刚破晓，皇帝便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身着朝服，前往东郊，举行盛大的迎春大典，祭祀的主神，便是执掌草木萌发、主宰春回大地的青帝句芒。唐代诗人韦庄曾以“青帝东来日驭迟，暖烟轻逐晓风吹”描绘东郊迎春的盛景，恰是这场青色盛典的生动写照——整个仪式现场，是一片象征生机与希望的青色海洋：皇帝乘坐的鸾路车，通体青色，缀以纹饰；仪仗队员高举的旌旗，青如碧草，随风飘扬；所有参与仪式的官员，皆身着青色朝服，身姿挺拔，神色恭敬。乐官奏响象征春季的《青阳》之乐，旋律悠扬，如春风拂面；六十四名舞者身着青衣，翩翩起舞，跳起庄重典雅的《云翘》之舞，舞姿轻盈，如草木抽芽。仪式落幕之后，太傅、司徒以下的官员，都会按品级获得细绢赏赐，这份赏赐，既是对官员的勉励，更是对春神的感恩。这场盛大的青色盛典，是对春天最崇高的致敬，是对农耕文明最深厚的珍视，更是古人顺应天时、与自然共生的生动写照。
　　 如果说周代的迎春大典，是宫廷专属的庄严与肃穆，那么到了唐宋时期，立春便真正褪去了宫廷的疏离感，挣脱了礼制的束缚，走进了市井街巷的烟火里，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眉眼间，成为一场全民奔赴、热闹鲜活的美学狂欢与文学盛宴。春回大地之时，文人墨客以诗咏春，百姓人家以俗迎春，辛弃疾在《汉宫春·立春日》中曾深情描绘：“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寥寥数语，便将唐宋人迎春的鲜活图景，清晰地铺展在眼前——闺中女子们早已按捺不住心底的欢喜，巧手裁彩帛，细剪春幡，将一缕缕春意、一声声期许，都缝进那方寸锦缎之中。鬓边轻簪，风一吹，春幡便袅袅摇曳，似蝶翼轻舞，似春语呢喃，载着满心欢喜，飘向青石板路的街巷，飘向烟火氤氲的人间，将春的讯息，送到每一个人的心上。唐宋立春，最动人的暖意，莫过于头上那抹灵动的“春色”——春幡与彩胜，那是刻在唐宋人骨子里的风雅与童趣。这份灵动，也藏在晚唐诗人温庭筠的笔墨里，他笔下“碧烟随刃落，蝉鬓觉春来”，便是最生动的写照：指尖翻飞间，彩帛如流云般滑落，一柄小剪裁出万千春意，小巧玲珑的春幡，轻轻簪于云鬓之上，一丝春的灵动，便从发间蔓延至眉眼，眼底的欢喜藏不住，嘴角的笑意藏不住，连发丝都染上了春的温柔。唐代诗人李远亦有“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虫”之句，将女子簪戴春幡彩胜的灵动姿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一习俗，源自汉代仪仗中的青旗，到了唐宋，便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褪去了宫廷的华贵，多了几分烟火的亲切，不再是权贵专属，而是人人可享的迎春之乐。女子将春幡簪于云鬓，衬得眉眼含春、温婉动人；男子则在幞头之上，点缀几枝应时的罗帛花朵，添几分俊朗，多几分雅致。就连八十岁的南宋诗人刘克庄，也抵不住这份春的诱惑，放下书卷，忘却鬓边满头星霜，欣然簪上春幡，笑逐颜开地走出家门，与邻里孩童一同嬉闹迎春，写下“都忘满镜星星发，带了春幡便出嬉”的佳句，鬓边的白发挡不住心中的赤诚，一支小小的春幡，便载着他的童心，奔赴这场春的邀约，尽显迎春的欢悦与洒脱。宫廷之中，彩胜的规格更是精细讲究，藏着皇家的雅致与气派。《梦粱录》有详载，立春日的朝会之上，百官需按品级“簪戴”彩胜，丝毫不得错乱：宰相可得十八朵大花配十朵栾枝，朵朵精致，彰显尊贵；即便最低级的祗应人，也能得到两朵，聊表春意，不落下一人。材质亦分三六九等，高官所用彩胜，以珍贵罗帛制成，质地轻薄如雾，纹饰精美如绣，在晨光中流转着温润的光泽；中阶官员，用杂色罗制作，色彩艳丽，相映成趣；将校官员，则用绢花制成，朴素而雅致，藏着几分豪迈。立春日的朝堂，不再是庄严肃穆、寒气逼人的模样，百官冠盖之上，花团锦簇，色彩斑斓，红的、粉的、白的、青的，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座生机勃勃的“御花园”，既有宫廷的雅致格调，又有春日的鲜活气息，将迎春的喜悦，融进了每一处细节之中。而寻常人家，虽无罗帛之奢，却有巧思之趣，人人皆是匠人，“剪纸为春幡”，用五彩纸张，剪出“闹蛾儿”“斗蝶”“长春花”等灵动花样，或簪于发间，或贴于窗棂，或系于衣襟，简单而亲切，活泼而热闹。指尖的温度，赋予了彩纸鲜活的生命力，每一笔裁剪，每一处勾勒，都藏着对春的热爱，对新一年的期许，将春意，悄悄藏进了每一处烟火细节里，让平凡的日子，也多了几分风雅与欢喜。
　　 唐宋立春的雅致，不止在发间的春幡、冠上的彩胜，更藏在笔墨书香之间，藏在那一张张朱红春帖里——贴春帖，是唐宋立春最具文人气息的习俗，是笔墨与春意的相逢，是诗意与期许的共生。立春日天朗气清，文人雅士齐聚一堂，写春帖、赏春景、话闲欢，南宋陆游曾赋“今朝立春好天气，况是太平朝野时。一杯一杯复一杯，笑言溢口何欢怡”，恰是这份闲适雅致的真实写照。这一习俗，源于晋代的“贴宜春”，彼时，人们会在立春日，亲手书写称颂春天、寄托祝福的条幅，张贴于门户之上，祈求新一年顺遂安康、万象更新，让春的暖意，融进烟火寻常。到了宋代，这一习俗便发展成为一场极具文人气息的宫廷盛事，更是文人墨客们展露才思、抒发情怀的契机。立春来临之前，翰林学士们需凝神静思、殚精竭虑，褪去尘嚣，潜心创作，每一首五言或七言绝句，都是写给春天的情书，都是寄给岁月的期许，作为春帖，再由技艺精湛的工匠，以金线细细绣于鲜红的绸缎之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丝一缕，皆含春意。绣好的春帖，被整齐张挂于皇宫的宫门、殿宇之间，朱红衬金线，笔墨映春光，既添春日的喜庆，又显宫廷的雅致，微风拂过，红绸轻扬，金线流转，宛如春的信使，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祥和。据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这些春帖，“不特咏景物为观美”，更常常暗含规谏之意，文人墨客们借咏春之名，抒忧国之情，提劝诫之语，将家国情怀，藏进笔墨之间，让春帖，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家国之思，既有诗意的浪漫，又有现实的厚重。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文坛巨匠、朝廷重臣，皆善为此事，每一首春帖诗，都堪称传世之作，其中，北宋名臣司马光创作的四首春帖诗，格调高雅，文辞清丽，意境悠远，字字珠玑，成为后世春帖创作的标准范文，被代代相传。“璧带非烟润，金铺霁景鲜。绣功添采缕，和气入繁弦”，这首诗，以“璧带”“金铺”等宫廷景物为引，寥寥数语，便勾勒出皇宫的奢华与壮丽，又以“和气”“繁弦”，传递出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祥和氛围，言辞委婉，意境深远，没有华丽的堆砌，却藏着最真挚的期许，是宋代宫廷春帖诗的典型代表，更是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创作春帖，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件凝聚才思与智慧的“苦差”，既要贴合立春的节气意境，又要符合宫廷的礼制规范，既要兼具诗意与雅致，又要暗藏深意与情怀，分寸极难把握，每一个字，每一句诗，都需反复斟酌、精益求精。宋代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便记载了这样一桩流传千古的佳话：某年立春，恰好赶上温成皇后的丧期，按照礼制，本可不用进献春帖，省去这份辛劳，但宫中却要求照常创作，这让一众翰林学士犯了难——既要咏春，抒发春回大地的喜悦，又要顾及丧期的肃穆，表达对逝者的敬意；既要符合礼制，不显得轻浮失礼，又要兼具诗意，不显得沉闷乏味，两难之间，无人敢轻易落笔。欧阳修正凝神苦思、一筹莫展之际，他的同事王珪，却已胸有成竹，从容张口，吟出一首：“昔闻海上有三山，烟锁楼台日月间。花似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在人间。”这首诗，以海上仙山、不老花容为意象，既含蓄委婉地致敬了逝去的温成皇后，将那份思念与敬意，藏进悠远的意境之中，又自然巧妙地点出了春回人间的暖意，让肃穆与欢喜，得以完美交融，在礼制与诗意之间，找到了最恰到好处的平衡，既不显得轻浮，也不显得沉闷，字字深情，句句动人。欧阳修听闻，对王珪的才思敏捷、匠心独运大加赞叹，满心敬佩，此事，也成为翰林院流传千古的一段佳话，让春帖，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正因创作春帖费心费力、殚精竭虑，耗费心神，南宋诗人杨万里，才会在诗中感慨：“一生幸免春端帖，可遣渔歌谱大章”，这份看似轻松的庆幸，恰恰道出了翰林学士们，年复一年完成这项“命题作文”的艰辛与不易，也让春帖，成为唐宋立春最具文人气息、最耐人寻味的文化印记，承载着文人的风骨、诗意的浪漫，以及对岁月的无限期许，穿越千年，依旧墨香四溢，暖意长存。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到了明清时期，立春的习俗，愈发贴近生活，愈发充满烟火气息，从唐宋的笔墨雅致，慢慢转向了舌尖上的欢喜，“咬春”这一生动而形象的说法，便在此时盛行开来，成为跨越阶层、不分贵贱的全民习俗，让人们在唇齿之间，品味春的气息，感受春的喜悦。“食春”的传统自古有之，唐代诗人杜甫在《立春》中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诗中提及的春盘，便是“咬春”习俗的源头之一，一句诗，既藏着春的清新，又藏着游子的乡愁，更让“食春”这件事，多了几分诗意与深情。其实，“食春”的传统，早在晋代便已存在，当时，人们会在立春日，制作“五辛盘”——将葱、蒜、椒、姜、芥等五种辛辣蔬菜，搭配在一起食用，意在借辛辣之气，驱散一冬积攒在体内的寒气，振奋阳气，同时，“辛”与“新”谐音，承载着人们迎春纳新、辞旧迎新的美好期许，愿新一年，万象更新，顺遂安康。到了宋代，“五辛盘”便升级为宫廷赏赐的“春盘”，盘中不再是单一的辛辣蔬菜，而是搭配了萝卜、春饼、生菜等新鲜时令食材，色彩鲜艳，口感清爽，这份来自皇宫的仪式感，如同一颗种子，随着时光的流转，慢慢播撒到广袤的民间，让“立春食鲜”的习俗，在百姓之间，生根发芽，代代相传。这份食春的惬意，在明代诗人唐寅的笔下亦有体现，他写道“青帝来时值旧年，瑞花吹暖透丹田。玉盘脆冷堆生菜，金粟酥香点牡丹”，生动描绘了立春日食春盘、品美味的闲适场景，恰是这一习俗的延续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