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7岁进学校念书时，在外面跟小伙伴玩得昏天黑地的我，实在不愿意被关进那管束很多的地方，于是冒着被揍一顿的危险，坚决抗争。没进过学校门的母亲深知没文化的痛苦，苦口婆心劝说却无济于事，我赖在一边不肯挪脚，姐姐也拉不动，最后母亲只好拿出家法——一把竹枝条，高高举起便打，我躲到一旁，嘟嘟囔囔，还是不肯就范。母亲恨铁不成钢，自觉停止了“武打”，改为“文戏”——许诺给我买一双雨鞋，我才有些不情不愿地跟着姐姐上学去了。
　　 母亲没有食言，真去供销社买来了一双28码的橡胶雨鞋——“蛤蟆口套鞋”给我。这在当时是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只知道那时的农家都没钱，大人都没有雨鞋，何况“不怎么需要”的小孩呢。我依稀记得冬天下雨雪时，父亲的几个好朋友来访，是穿着一种叫“油钉鞋”的——说是牛皮做的，鞋底上钉着好些个圆鼓鼓的铁钉防滑，牛皮的鞋面刷着桐油防水。这种鞋小孩子穿不了，很硬很硌脚，还容易滑倒跌跤，不安全。大人穿着这种鞋进门后，把它脱下换上自带的布鞋，再坐下来聊天。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读小学竟有那么一双正儿八经的雨鞋是多么难能可贵了！
　　 我启蒙时全班有三十多个同学，拥有一双雨鞋的却没几个，可谓是凤毛麟角了。大多数同学哪怕顶风冒雪，都是戴斗笠、打赤脚上学的。特别是寒冬腊月，气温低，冷得直打哆嗦，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年轻女老师，心地善良，每天都到厨房打好热水，帮这些没鞋的孩子洗脚，也暖暖身子——多好啊！她的善举，我至今念念不忘。
　　 小学中年级时，我已经能磕磕绊绊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章回小说了。每看到称呼他人“足下”，便想当然以为是指“鞋子”——足下不是鞋子吗？而且认为当时也肯定无鞋可穿，所以老是提及。后来自然是明白其真正的意思了，还知道了“削足适履”这样与鞋子有关的典故。
　　 社会在发展，但是我的“足下”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直到我结婚成家前，主要是穿母亲千针万线亲手做的布鞋。当然雨雪天我仍穿人称“蛤蟆口套鞋”的雨鞋。除此之外能不穿鞋就打赤脚。有没有鞋、穿什么鞋甚至一度成了人分类别的外在标志。文革时期指称农民为穿草鞋，指称薪资阶层等脑力劳动者为穿皮鞋。还把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称为“脱下皮鞋换草鞋”，可见穿的鞋是具有身份标志的社会意义的物件。上世纪七十年代男女结婚，我们当地男方送女方的就有“麂皮鞋”一种。我结婚也是母亲坚持，必须给刚进门的儿媳妇买一双麂皮鞋，不然会让我妻子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来。显而易见，这鞋子不只是鞋子，还是面子，非常重要，不能不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到了夏天，骄阳似火，在农村一般就不穿鞋了，当个“赤脚大仙”很随便，也很利索舒服。后来发明出了塑料凉鞋，看起来闪闪发亮的，很帅气。等到别人早不稀罕了，我才竭尽财力买下一双，不久就觉得脚板老是出汗，滑溜滑溜的，很不舒服，于是幡然悔悟、 “改邪归正”而重回赤脚大仙的队伍。
　　 实行改革开放了，生产力大发展，物资大为丰富，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商店里不光有布鞋（还是北京布鞋），有塑料鞋，还有皮鞋乃至高筒皮鞋、高跟鞋，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看着街上走过的妙龄女郎，打扮时髦，穿着一双极尽其高的高跟鞋，袅袅婷婷，十分感慨其对此鞋出众的驾驭能力，老是担心她鞋跟折断以致伤及脚踝。但话说回来，只要有钱，什么鞋都可以买到。于是，鞋子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一双鞋天晴下雨孤军奋战了，但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鞋子多了，没地方安放；而且无所适从，不知道穿哪双。我老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鞋子，我也有拖鞋、棉拖鞋、单皮鞋、三接头、棉皮鞋、毛皮鞋、运动鞋等林林总总十几双，我常跟老伴慨叹：过去鞋子少，总感到供不应求；如今鞋子多，又觉得不胜其烦。比起昔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过的真是神仙的日子！
　　 常说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我说一双鞋也可以反映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改善。希望我们的社会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精神文明也不断进步。有一部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其主题歌叫“幸福不会从天降”，它唱道：“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唱得真好！就是在今天，我也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