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父母不再限制我的业余写作爱好，因为无需担心影响学业。以在中学稍显不错的作文水平，我四处投稿，绝大多数石沉大海。后来总结：一是因为字体潦草，当年这可是关键因素，第一印象在编辑那里非常重要；二是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符合哪些报刊的风格，何况当年的水平连现在的自己都难以说服。但我百折不挠，胡乱投稿，后来甚至忘了都对哪家杂志传递过青睐的眼神。
　　 其实那时的“文学青年”经常收到“中华、世界”某某文学研究会的入选通知，名头大得吓人，里边的评委名单大多是某知名研究会顾问理事等等。《通知》看得心潮澎湃，但总在最后一段成千上万的“参赛费”面前望而却步。
　　 1994年夏天，获悉自己在一家名为《东方文艺》的杂志主办的“鲁迅文学颁奖大会”上获奖，他们邀我参加笔会，地点是在首都北京，时间正值暑假期间，为期3天，名家授课。更主要的是，参加费用也在我的承受能力之内。经受不住内心的冲动，踏上我的首次首都之行。
　　 按照《邀请函》上的地址，顺利来到北京，辗转到达会场--化工部招待所。来的人可不少，据说有200多人，南腔北调，神态各异，有鬓染初霜的老先生，也有青春靓丽的中学生，由于互不认识，大家有礼貌地点头致意。一家宾馆容不下这么多人，我们一部分被安排到邻近的内蒙古饭店。同房间的是一位中年人，面容和善，语言沉稳，自我介绍来自山东泰安，叫和西典。我对他的姓氏感到好奇。一起吃饭的时候，和来自云南大理活塞厂的赵晓辉、来自湖南的大学生印杰坐一张桌子，聊了一会，四个人很快彼此熟悉。于是我们先行住下，等待明天正式开会。
　　 第二天上午活动显得规模不小，主席台上看起来庄严正规，来宾包括中国作协副主席唐达成、周总理的外交秘书谢和庚、解放军报主任编辑唐飞月、武侠作家张宝瑞、《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中国青年报副刊编辑王长安、中学课本上留下名字的记者穆青等十几位，都是现在“百度”能够找到的人物，当年看到这些面孔倍感新奇。
　　 接下来是颁奖仪式，其实并没有等次，每个人都得到一个精致的铜牌，红色绒布包装盒很显高档，铜牌上的鲁迅画像闪着金光，满足了我们一份小小的虚荣心。
　　 之后的讲课才是重点，很多观点仍然记忆犹新。唐达成的“文学要接着说，接着做，而不是照着说，照着做”、外交部参赞刘焕之的“自甘寂寞，不断体会人生，专于就是专家”、李小雨的“如果没有诗，生活仍将继续，但却缺少智慧的闪光”等观点，都曾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接下来，组织大家到慕田峪长城、香山公园等地参观游览。无论是乘车还是登山的过程中，大家迅速熟悉起来，大家不再有“文人（其实最多是爱好者）”的矜持，搀扶一下年龄大的登上台阶，畅所欲言聊自己的家乡，无所顾忌地开一些小玩笑，人群中始终充满欢快的笑声，从言谈中听见几位曾在《儿童文学》《散文》等杂志上发表作品的自豪，内心很是羡慕。我和和大哥、赵晓辉、印杰更是经常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谈自己的作品，聊自己的理想，目光中充满希望，言谈中充满自信。
　　 最后一晚，还组织了一个联欢会，每个人介绍自己，自愿报名参加表演。来自祖国各地，大家好不拘束，有唱歌，有朗诵，即兴表演，欢声一片。当年赵丽蓉老师在春晚舞台正火，组织者忽然发现我和一位来自开滦的作者都是唐山人，让我们各说一段唐山话，大家觉的非常有趣，让我有一种出风头的感觉，但那位大哥以后却没再联系，尽管离得最近，有些遗憾，不知他现在何处。几天下来，大家觉得还是有所收获的，因此很多真的有些恋恋不舍，互相在笔记本上留言。
　　 很多年已经过去，很多事都已忘记，那次笔会的细节也大都回想不起来了。偶然联系上和西典老师，看到照片，已是白发苍苍，但还在写诗，作品较为丰硕。聊起过去，叹息时光之快。当年的作者，大多没再联系，也鲜有见到成就“名气”者，大概很多人已经放弃了文学。那家《东方文艺》，以后收到几期，后来知道其实不是正规刊物，那场颁奖活动也没有多少可供炫耀的价值。
　　 现在想想，居然有些同情他们。当年几个人聚在一起，也许是真的想成就一番梦想，因为按照那次活动的规模，组织者的成本也不会太少，即使想赚取利益，也不大可能获得暴利。这和如今的很多骗人方式比起来，大巫小巫高下立现。
　　 后来，文学之路仍然没有太大起色，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学活动也多次参加，但仍舍不得扔掉那次的记忆。
　　 毕竟，那时是快乐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