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闺女家过年，我一不小心总是慢半拍，包括吃饭。引得女儿老是数落：“老爸，您怎么了，吃饭一点也不积极。您要当个积极分子才行！”多年没听到“积极分子”这个名词，让我油然想起了六十年前的一桩往事。
　　 那年我们初中毕业，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谈论毕业后的向往。我因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在踌躇满志，想按部就班上高中，考大学，然后成为心驰神往的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为家庭争光，为国家作贡献。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同学也有自己的打算：走捷径，读师范，当老师教书育人也不错。如此等等。谁都没想到，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倏然而至了。来不及了解，来不及惊愕，县委派来了工作组指导，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对待这个运动，很多人都在徘徊观望。我也一样。然而，很快我就接到了通知，工作组要我去参加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为什么选上我，我不明白，猜测可能是自己比较听话，家庭成分是贫农、烈属，靠得住吧？谁知道呢。于是，我准时参加了这个小会，想当然就成了积极分子。散会后才得知，我这个积极分子已经落后了，我的那些不是积极分子的同学不甘人后，捷足先登，业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了！我这个领导“任命”的积极分子只能后发制人，积极投入被不是积极分子组织的破四旧运动，好不狼狈，好不被动！我想，我在后面急赶慢赶的参加他们的运动，还是积极分子吗？
　　 我很想知道我的可爱的同学们是怎么喧宾夺主、反客为主，把我的“积极分子”头衔一把夺了过去的，我四处打听，很快复原了那天晚上的情景：
　　 那晚，我神秘兮兮的去开会，同学们纷纷议论：他是去开积极分子会议，回来后肯定要有大动作，到时候我们就显得不主动，有点袖手旁观了，对我们的毕业鉴定肯定有不好的影响。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自己主动去破四旧，当积极分子！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一呼百应，立刻行动。但是去哪个老师那里才有四旧，才能破四旧呢？都有些茫无头绪，无从下手。最后是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结着两条麻花辫也很有人缘的刘芳芳同学的意见得到了大家首肯。她说，林武君老师可能是个合格对象。他四十多岁，走路慢腾腾的，有些步履蹒跚、未老先衰的模样，而且成天抽那种用报纸卷的“喇叭筒”草烟，吞云吐雾，身上泛出一股发酸的烟味，同学们恨不得敬而远之。特别是他要求还严格，好多课文都必须熟读、背诵。像《木兰辞》，篇幅长还容易一不小心就拐回去，比如好不容易背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时，总是拐到“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功亏一篑，又要从头再来，弄得大家不胜其烦，而稍有迟疑不连贯都会被林老师打回重背。所以同学们有些小小的怨恨。何况他偶尔翻看几本纸张泛黄的旧书，现在看样子机会来了，林老师当然首当其冲要被这些同学革命了。
　　 我的非积极分子同学兴冲冲地排成队伍很快来到了老师家。说是老师家，其实不过是两间土砖教室中间夹着的一个小房间而已。听见嘈杂声，林老师慢慢迎了出来，没想到这帮十五岁上下的孩子不打招呼，有的甚至直接大呼小叫“林武君”的名讳，闯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他们东寻西找，办公桌上，枕头底下，终于找出来几本旧书，这不就是“四旧”吗？于是全部没收。其中就有一本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出版、已经被翻得将要“支离破碎”的《新华字典》，那股酸溜溜的怪味源源不断地散发着，让女孩子们不禁掩住了鼻子。就在大家即将得胜回朝的时候，林老师没忘揶揄：“同学们，老师这里的东西都旧，是不是‘四旧’你们说了算。谢谢大家帮我破四旧，辛苦了！”同学们可没工夫陪老师东拉西扯，一涌而出，找工作组上交战利品去了。
　　 芳芳同学心思很细致，这一次更能看出她的认真劲来了。她没有马上走，而是跟在队伍的最后。临出门，她又回头再一次审视了林老师的房间：简单，寒酸，看不出有什么漏网的残余。她不经意间似乎还是有一点新发现：木床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陶罐，不大不小，装几本书绰绰有余，刚才似乎没注意也没搜查！芳芳警觉了，指着陶罐喝问：“林武君，那个罐子里是不是藏着四旧？！”林老师争执道：“没有，真没有！”芳芳不信，追问：“是吗？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被我们查出来，那就是大问题了。你再想想？”林老师还是坚持：“没有，就是没有！”芳芳急了，声音马上提高了一个八度：“好，我来搜！”林老师放缓语气，劝道：“芳芳同学，我说了没有，你怎么不信呢？差不多得了。”这话更是激起了芳芳同学的好奇心：你肯定是做贼心虚，不然老是坚持不让搜查干什么？！她瞬间二话不说直接走过去，把手就要伸进陶罐，不料林老师大喊了一声：“芳芳同学，你别查了，好吧。”芳芳一听，到现在还说不要我查，一定是心里有鬼，我就要查，查你个水落石出，让你原形毕露！说话间，她的手已经伸了进去，林老师在一旁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只听得她的手在陶罐里搅动的“咣当咣当”的响声。芳芳觉得不对，是水？是酒？还是什么液体呢？她有些恶狠狠地问：“里面是什么东西？！”林老师扭扭捏捏，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芳芳更火了：“老实点，快说！是什么？！”林老师不好蒙混了，吞吞吐吐地说：“我年纪大了，晚上起夜多，去外面厕所不方便，所以，没办法就——”芳芳心里一阵痉挛，逼问：“是尿？！”林老师微笑着，回答：“是的，不好意思，对不起！”芳芳哪经历过这样恶心的事情，赶紧把湿漉漉的手抽出来，不停地乱甩着，狂奔出去，在池塘里一直洗着，唯恐洗不干净，胃里更是倒海翻江地干呕，折腾大半夜还不得安宁，好长时间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此后，便是堂而皇之地搞文革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师们被普遍揪斗，向“走资派”夺权，学校里乱成一团，一片狼藉。我这个被封的积极分子，却成了消极分子，不久便收拾行李，回老家当农民去了。因为十五岁的我清楚，这些老师教书育人有什么错？斗他们干什么？！还不如回家种地挣工分帮家庭减轻点负担实在多了。
　　 想起这个难以忘怀的“积极分子”，我忍俊不禁，感慨良多。我们的老领导、老乡贤李六如先生写过闻名遐迩的《六十年的变迁》，传为佳话。回想我当积极分子的经历，恰好也是六十年。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都变了，变得越来越美好了，真喜人！当然，我也变了，变得老了，阅历丰富了，不用说，也更成熟了。
　　 芳芳同学，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