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尖上的春天
　　 ——读张凤英小说《草原之春》
　　 田冲
　　
　　 一
　　
　　 张凤英小说《草原之春》开头那句话，我读了好几遍。
　　 “月光下的草原灰蒙蒙的一片，青草儿刚刚露出一点灰蒙蒙的绿色，绿色中还有很多干草的灰。”
　　 这景象我是见过的。草原上的春天，不是城里人想的那样，一夜之间就绿了。它是这么来的：旧草还黄着，黄得跟去年秋天一样，黄得让人以为冬天还没走。可你蹲下来看，黄草根底下，有东西拱出来了，细细的，嫩嫩的，绿得发亮。就那么一点点，藏在那儿，你不蹲下就看不见。黄压着绿，绿拱着黄，谁也不让谁，又谁也离不开谁。
　　 这不光是草的样子。也是人的样子。
　　 张飞燕就是这样一棵刚冒头的草。她从放羊班调到机耕班，从箱子里翻出那本泛黄的《链轨东方红——75马力拖拉机维护指南》，心里头“心潮澎湃”。这四个字用得好。现在的人，被重用一回，心里想的是涨工资、升职、发朋友圈。那时候的人不一样。那时候的人，是真的会为这么一点“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心潮澎湃的。澎湃完了，第二天就去修拖拉机，准备春耕大会战。
　　 人跟草一样，都盼着春天。可春天来了，事儿也就跟着来了。
　　
　　 二
　　
　　 张飞燕上夜班那段，看得我手心出汗。
　　 她开的是东方红——75，后面拉着五铧犁。地是最难对付的12号、11号、10号地块，中间有三个反坦克壕沟。夜里干活，一不留神连人带车就栽进去。这种地，白天干都悬，夜里干，那是拿命在拼。
　　 可最吓人的不是壕沟。
　　 “当她拉着五铧犁到地头的时候，她想下车去将五铧犁的手刹扶起来，结果一回头，看见五铧犁上蹲着一匹狼。”
　　 就这么一句。没写她怎么哆嗦，没写她怎么腿软，就写了她的动作——“打开后灯，对准草原狼的眼睛，然后猛然加大油门退车”。灯是拖拉机的尾灯，光刺刺的，照着狼的眼睛。狼眼也反着光，绿的，在夜里亮得瘆人。就那么对着，车往后退，狼没动，车再退，狼跳下去了。
　　 写得干脆。可越干脆，越能想见当时的凶险。
　　 草原上的孤狼，饿了一整个冬天，皮毛耷拉着，肋骨一根根数得清。它蹲在五铧犁上，那五铧犁是铁的，凉的，刚从地里翻上来，犁铧上还挂着湿漉漉的草根。它等着什么。等着人下车。等人落单。
　　 张飞燕没给它机会。
　　 然后她点起了篝火。火是草原上最管用的东西，狼怕火，从古到今都怕。她铲起土，压住火势，等火灭了才掉头接着干活。这一段没写她后怕，没写她一夜没睡踏实，但你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一夜剩下的时间里，她眼睛一直是睁着的，耳朵一直是竖着的。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夜里传得很远，五铧犁翻起的土有一股腥味，和着青草的涩味，和着柴油的呛味，和着自己身上的汗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那年春天的味道。
　　 后来她带着连队的狼狗赛虎上夜班。狼没再来。但狼肯定还在附近，在暗处蹲着，看着那铁疙瘩轰隆隆地来来回回，看着那铁疙瘩上头的人和狗。它等了一夜又一夜，终于知道没指望了，才走了。草原上的狼是聪明的，它知道什么时候该等，什么时候该走。
　　 人也是这样。人这辈子，也得学会什么时候该等，什么时候该走。
　　
　　 三
　　
　　 郎广仁这个人物，读第一遍的时候没太在意。读第二遍的时候，觉得这人写得真好。
　　 他出场的时候，“不太了解，感觉他不爱说话，比较沉默”。张飞燕跟他搭档，他不让她进驾驶室，让她去监督播种机上的战斗班。张飞燕想不通，怀疑他是不是有洁癖，是不是不愿意跟她近距离接触。
　　 这是年轻人的想法。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想，想是不是自己哪儿不好。
　　 其实郎广仁是有苦衷的。他在43团待过，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男女驾驶员在一个车上，被人嚼舌头，最后整个连队解散重组。他怕了。他不是怕张飞燕，他是怕那些眼睛，怕那些嘴。那些眼睛，在暗处盯着你，你都不知道是谁；那些嘴，一传十，十传百，假的也成了真的。他吃过这个亏，他不想再吃一回。
　　 可郎广仁又是个好人。他不说，但他在做事。他把驾驶室让给张飞燕，让她去跟战斗班那些小姑娘待着，是因为他知道，那些小姑娘更听张飞燕的话。播种机经常卡顿，需要人盯着，需要人判断故障。张飞燕懂这个。她是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后来出事的时候，郎广仁站出来说话了。他“声泪俱下”地讲了那个悲伤的往事，然后陪着张飞燕去找指导员谈心。这个沉默的人，关键时刻是靠得住的。
　　 草原上的人就这样，平时话少，但有事的时候，他会在你旁边站着。不说什么，就是站着。站着就够了。
　　 我见过这种人。我父亲就是这种人。一辈子不爱说话，家里的事、地里的事，都是他一个人在扛。你问他累不累，他说累啥。你问他饿不饿，他说不饿。可你知道他累，你知道他饿。他只是不说。
　　
　　 四
　　
　　 连队大会上那场争论，写得热闹，写得真。
　　 指导员批评三个男驾驶员：“想媳妇想疯了，跟女驾驶员拉拉扯扯，贴在耳朵上讲话，叫人家很反感。”这话放在今天，是要被骂上热搜的。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里，这就是领导的工作方式——听了几个人反映情况，就下了结论，就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简单，粗暴，但也常见。
　　 张飞燕不干了。她跳上台去，大声说：“男女两个驾驶员在一个车上工作，驾驶室空间有限，不可能离八丈远，机车一开，发动机那么响，贴耳朵说话，没听到的时候拉拉衣服，这很正常，不能那么神经过敏。”
　　 这话说得硬气，说得在理。可放在那个场合，那就是往火药桶里扔火星子。底下的人一下子就炸了，分成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红卫兵大辩论的那一套全搬出来了，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
　　 这时候连长站出来了。连长是河南人，说话带口音，但战士们服他。他说了一段话，我读了好几遍。
　　 “战友之间是要以生命为代价来交往的，如果一个女战士溺水了，需要人工呼吸，男战士能够因为性别问题而见死不救吗？……我们是兄弟姐妹，只要不是耍流氓，说话离得近点，互相递工具碰上手，甚至是握手言欢，都是正常的。”
　　 他还说：“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也是允许的，你们来草原的使命是什么，扎根边疆的，什么叫扎根？就是在此地生活一辈子，永远在草原，不离开草原，在草原繁衍生息。”
　　 这话放到现在，也是正理。可在那个年代，能这么说，是需要勇气的。连长是过来人，他知道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团结是大，干活是大，扎根是大。那些鸡毛蒜皮的猜忌、那些没影儿的闲话，是小。不能因小失大。
　　 第二天一早，指导员也承认了错误。“我确实听了几个女战士的片面之词就下了结论，这是我的工作失误。”能说出这话，不容易。人最难的就是认错，尤其是当着下级的面认错。可指导员认了。认了，事情就过去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有毛病，有缺点，有冲动的时候，有犯糊涂的时候，但他们能坐下来谈，能承认错误，能把大事化小。不像现在，一点小事就能结一辈子的仇，网上吵完了，现实里还得接着吵。吵来吵去，谁也不认错，谁也不低头。最后呢？最后什么也没解决，仇倒是结下了。
　　
　　 五
　　
　　 张凤英的小说叫《草原之春》。春天的草原是什么样的？就是开头写的那样，灰蒙蒙的绿，绿里头还夹着黄。那不是一眼看过去的春天，是要蹲下来仔细看才能看见的春天。草尖刚冒出来，嫩嫩的，软软的，可底下扎着的根，是老的，是深的，是经了一冬冻土的。
　　 人也是。
　　 张飞燕是嫩芽。她从放羊班冒出来，心里头热腾腾的，想着要大显身手了。可她遇着狼了，遇着反坦克壕沟了，遇着连队的分歧了。这些是冻土，是硬的，是得使劲才能拱破的。她拱破了，她长出来了。那一夜，她在狼眼睛底下点起篝火，那一夜，她在大会上跳上台去说话。她不是不怕，她是怕也要做。
　　 郎广仁是老根。他被冤枉过，被误判过，知道这土底下有多冷。他知道那些眼睛、那些嘴有多厉害。所以他沉默，他躲着。可当事情真的来了，当张飞燕需要人的时候，他站出来了。他陪着去，他说话，他把那些伤心的往事讲出来。这老根，还在使劲，还在护着新芽。
　　 连长和指导员呢？他们是这草原上的风和雨。有时候风大，刮得草东倒西歪；有时候雨少，旱得草抬不起头。可他们终究是要让这草长的。他们心里有数，知道这草原上的春天，不是靠一个人、一件事就能来的。是靠大家伙儿一起拱，一起扛，一起熬，才能从灰蒙蒙里头，熬出那一片绿来。
　　 所以这小说的好，不在于写了多大的事，不在于写了多英雄的人。在于它写了那些细细的、软软的、却又使劲往土里扎的根，写了那些在夜班里头亮着的尾灯，写了那些蹲在五铧犁上又跳下去的狼，写了那些平时不说话、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沉默的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草原上的春天。
　　
　　 六
　　
　　 读完这篇小说，我想起一件事。
　　 前些年去了一趟内蒙古，当年的部队连队早就没有了，房子拆的拆、塌的塌，只剩下几截土墙，在风里杵着。可地还在，草还在。正是春天，草刚冒尖，灰蒙蒙的绿，跟张凤英写的一模一样。我蹲下来看，看那些嫩芽从去年的干草缝里挤出来，一根一根的，细细的，可又挺挺的。
　　 旁边有个放羊的老头，骑在马上，慢悠悠地走。羊群散在坡上，低着头吃。我问他，这草，羊能吃饱吗？他说，这会儿吃不饱，得跑。跑着跑着，天就热了，草就高了，就能吃饱了。顿了顿，又说，人也是一样，跑着跑着，日子就过去了。
　　 我站起来，看着那些羊在坡上跑。跑一阵，停下来吃几口，再跑一阵。阳光照在它们背上，照在新草上，照在远处那些快塌没了的土墙上。那年春天，张飞燕、郎广仁、连长、指导员，大概也是在这样的阳光底下，在这样的风里，开着他们的东方红——75，拖着五铧犁，一圈一圈地翻着土，一圈一圈地把这片草原，翻出一个新的春天来。
　　 草还在长。人已经不在了。
　　 可那些草尖上，还带着他们当年翻起来的土，还带着他们当年洒下的汗，还带着他们当年开着拖拉机、在黑夜里跟狼对峙的那股子劲儿。
　　 那股子劲儿，就是草原上的春天，年年都会来。